(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表决通过《决议》)
197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在年初部署全年宣传工作时，胡耀邦就提出，要为国庆30周年准备一篇重要的文章。到6月间，中央正式决定，建国30周年国庆由叶剑英作一个重要讲话。这个讲话不是一般的庆祝性鼓动性的讲话，而是要对过去30年作一个总结，对30年中的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一定的说明，但又不是全面的总结。
在邓小平主持下，叶剑英的讲话稿经过三个月的起草和修改，于9月27日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正式通过。这篇讲话稿分三部分：“光荣伟大的三十年”、“决定国家命运的大决战”、“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
讲话还明确提出要走出适合中国的道路的问题：“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决定要搞一个决议
会上传达了邓小平同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关于工作安排的谈话。邓小平说，常委研究，准备为明年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后年十二大作点准备工作。主要是思想工作。关于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着手，明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邓小平还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
胡乔木对起草工作作了布置：现在就着手，以起草国庆30年讲话的班子为基础，再从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军报和中央档案部门调人。分四个阶段做准备，今天开始就脱产，分段看材料、文件，借阅档案，找人访问、谈话。胡乔木讲了四段的划分和负责各段的人员，还列了一个大名单，向这些人咨询、座谈、征求意见。
这次会后不久，历史决议起草小组就集中到北京复兴门外万寿路的六所开始工作。
邓小平提出三项基本要求
经过将近两个月的工作，起草小组搞出了一份《〈决议〉提纲（草稿）》。邓小平看了这份提纲以后，在3月19日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三人谈话。邓小平说：
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是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但只是在讨论当前工作的时候，联系着谈谈过去有关的事情。现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做到这点不那么容易。决议要力求做好，能使大家的认识一致，不再发生大的分歧。这样，即使谈到历史，大家也会觉得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可说了，要说也只是谈谈对决议内容、对过去经验教训的体会。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胡乔木负责起草工作
胡乔木是《历史决议》起草工作的负责人。他在5月16日、20日、24日、6月9日，接连同起草小组成员谈话，对建国以来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对建国以来四个阶段历史的发展，作了具体分析；对怎样写好决议，讲了很多重要的意见。
经过近两个月的研究讨论，起草小组于5月23日拿出了一个《〈决议〉提纲》，随后，写出了一个《〈决议〉（草稿）》。
邓小平于6月27日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等谈看过《〈决议〉草稿》后的意见。邓小平说：
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体现原先的设想。
在7月3日上午的书记处会议上，胡乔木就落实《决议》起草任务提出一个解决难题的方法：我们现在要把毛主席晚年这些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批判。胡乔木这样一区分，就为解决邓小平提出的决议的中心任务找到了一把钥匙。
7月上旬，起草小组连续三天开座谈会讨论，胡乔木每次都有长篇发言，中下旬又有四次谈话，他逐段分析建国以来的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评论是非功过，寻求历史联系，探究深层原因，还不时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至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行比较分析，发表了许多深邃、新鲜的见解。随着讨论和理解的深入，起草工作逐渐上路。这时，胡乔木不仅修改稿子，而且亲自起草重点段落。“文化大革命”十年这一段，从头到尾是由胡乔木写成的。
7月22日，胡乔木给邓小平写信，汇报决议写作的进度。信中写道：“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和邓力群同志已经开始重写，希望在本月底至迟下月初能以新稿送上。”到8月初，印出一个稿子接近完成的稿子。又花了一个月的工夫，完整的决议稿写出来了，名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9月10日未定稿）》。
9月10日未定稿发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9月21日，胡乔木在这个座谈会上对未定稿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主要是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正确评价“文化大革命”，针对党内的不同看法，作了详细的分析，强调了决议稿中的一些重要论断。胡乔木对9月10日未定稿估价较高，他说：“这个稿子，我也说不上是第几次稿子了，一些主要的骨架，大概就像现在这个样子了，要作很大的变化，实在说我也变不出来了。经过大家交换意见，现在的写法跟原来的想法确实有了很多的变化。有许多问题，在党内也好，党外也好，争论是很尖锐的。”事实并不如胡乔木估计的那样，对决议稿后来又几经讨论，吸收了许多意见，胡乔木终究也还是变了出来。
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八天讨论
经政治局、书记处和老干部四十多人讨论后，起草小组于5月15日搞成一个修改稿。此稿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讨论，作了一些修改，称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六日修改稿）》，作为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正式印发，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1981年5月1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对决议稿的形成过程作了评价。他说：“这个文件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经过不晓得多少稿”，“起草的有二十几位同志，下了苦功夫，现在拿出这么一个稿子来。”“这个文件是在四千人讨论和最近四十多位同志讨论的基础上修改的，好多好的意见这里面吸收了。比如陈云同志提出，前面要加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现在前言有了。还有其他许多重要意见，大家一看就晓得哪些是根据大家提的意见修改的。”邓小平肯定：“这个稿子是根据一开始就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要说有缺点，就是长了一点。”邓小平说明：“现在的方法，就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七十几个人，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定了以后，提到六中全会。设想就在党的六十周年发表。纪念党的六十周年，不需要另外做什么更多的文章了。”
胡乔木在会上讲话，对决议稿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为什么这样处理，作了简明扼要的解释、说明，提请大家注意和讨论。会议印发了胡乔木的讲话稿《几点说明》。
从5月21日起，政治局扩大会议分五个组讨论了八天，到29日结束。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每天出一期《快报》，及时通报各组讨论中提出的主要意见。
起草小组认真考虑了大家的意见，对决议稿作了不少修改，除词句的修改外，实质性的修改有五十多处，还增写了一节（第36节），产生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修改稿）》。同时，写了《关于历史决议修改情况的汇报（一九八一年六月五日）》。从这个汇报中，既可以看到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提出的主要意见，又可以看到研究、吸收这些意见后的修改情况。
《历史决议》6月4日修改稿和《关于历史决议修改情况的汇报》一起印发给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请他们再提修改意见。意见反馈回来以后，胡乔木等吸收大家的意见对决议稿又作了修改，成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一日修改稿）》，再次印发给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志。经过这样两次反复，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决议的讨论和修改告一段落，下一步就是提交中央全会讨论了。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
中央常委决定，十一届六中全会分两段进行。第一段是预备会，从6月15日开到25日。前面八天分组讨论《历史决议》；后面三天讨论改选、增选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第二段是正式会议，从6月27日到29日，共三天。计划27日通过决议，28日进行选举，29日通过公报。
从6月15日起，开始分组讨论决议草案。胡乔木在5月1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几点说明》作为“六中全会参阅文件四”发给出席会议的195位中央委员、114位候补中央委员和53位列席者。起草小组成员分别在各小组对《历史决议》的起草和修改情况作了一些说明。邓力群6月17日在西南组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一些说明，介绍了邓小平、陈云几次重要谈话的基本内容，对决议八个部分的重点作了说明，讲得比较全面、扼要。六中全会秘书组立即把它列为“六中全会参阅文件八”，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
在六中全会预备会审议决议稿的同时，还征求了参加四千人讨论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近一千人的意见，还征求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意见。
经过七天分组讨论，到第八天，6月22日下午，中央常委召开各组召集人碰头会，着重讨论根据预备会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对决议稿怎样进行修改。会上，邓力群汇报了根据大家意见进行修改的情况，各组召集人提了补充修改意见。几位常委都讲了话。
邓小平讲话，首先给《历史决议》“敲定”。他说：
又听了好多新的意见。没有时间了，这个稿子要定下来了，有些问题可以不放到这个文件来解决。
总的说来，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
邓小平还就讨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作了解释。
召集人碰头会开得生动活泼。在邓小平讲到有关“路线问题”时，陈云、胡耀邦等常委都插话说明、解释。
邓小平说：我们说不提路线，从哪里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这样的错误算不算路线？从这里考虑到，过去我们讲的好多“路线”错误用得并不准确，而且很多用得混乱。
陈云接过话来说：翻来覆去想了之后，乔木讲，讲路线，历史上用惯了，用到谁头上就不得翻身，还要上挂下联。“文化大革命”中就用得更滥了。所以这个问题我赞成现在稿子的提法。
邓小平接着说：就是不讲这些是路线错误。过去我们讲多少次路线斗争，好多已经推翻了。明显推翻的就是彭、罗、陆、杨，彭、黄、张、周，这个叫第几次？……过去的路线斗争，已经推翻了两次了嘛。过去罗章龙算路线斗争？瞿秋白只三个月，李立三不到半年。
胡耀邦插话：六届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三中全会是11月份，四中全会1月份，三中全会还有一条路线，叫调和路线。
邓小平说：这是一个理由，就是好多评价过去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到党内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角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但是，不是说路线两个字一概不能用。
邓小平最后说：没有时间了，召集人同志是不是同意委托常委的同志定稿？
到会的同志都说：同意。
会后，胡乔木、邓力群等还是按大家的意见，对决议稿进行精心修改。到6月26日，修改好了准备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正式讨论通过的稿子，首先送给常委诸同志审阅。这个稿子采纳、吸收了预备会上提出的意见，作了大大小小100多处增补和修改，篇幅从67页增加到75页，增加了3000多字，使决议的内容更加充实、全面，表述更加准确、恰切。陈云看后，要秘书告诉胡乔木：改得很好，气势很壮。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在6月27日全体会议上，《历史决议》草案经讨论获得一致通过。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文38段，共分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回顾、建国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文化大革命”的10年、历史的伟大转折、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等8个部分。
《历史决议》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第一次指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的阶段”，并对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讲话中提出的“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从十个方面第一次作了阐述：（1）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努力做到各经济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3）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4）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一定要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5）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巩固人民民主专政。（6）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7）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8）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把人民解放军逐步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9）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10）加强执政党的党风建设，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
1981年6月30日，公开发表了29日全会通过的会议《公报》。关于《历史决议》，《公报》作了以下评述：
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三十二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肯定了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全会认为，《决议》的通过和发表，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必将产生伟大的深远的影响。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4年8月出版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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