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胡一舟 季我努學社青年會會員
“桐城派”初創於康熙至乾隆時期，此一時期，“桐城派”的“前三祖”方苞、戴名世、劉大櫆活躍於文壇，他們前既宋明理學之餘勢，是明季方以智等桐城古文家的進一步發展，倡導“言有物”、“修辭立其誠”。
方苞
逮至乾隆時期，劉大櫆的弟子姚鼐繼續發展了桐城派文化。在他四十餘年的學術活躍時期，曾在很多書院講學，並編纂了《古文辭類纂》等諸多著作。這一時期的桐城派更加鮮明的提倡“考據、義理、辭章”的兼備，並且由一個南方流派發展狀態。當時南北文學無人不言桐城，無人不言“方（苞）、姚（鼐）”。
姚鼐
鴉片之後以致五四運動時期，是桐城派最後一個重要發展時期。這個時期的桐城派因分為兩流，一支以曾國藩為代表，包括曾氏門下的黎昌庶、吳汝綸等人。一支稍晚，以嚴復、林紓等人為代表，一直活躍到五四前期。而隨著五四運動的發展，桐城派文化走向了沒落。
關於桐城派文化有兩點需要注意：一是“桐城派”一詞並非早期桐城古文家之自稱，最早提出“桐城派”的應當是曾國藩，算是對自己這派學者的一個總結了。不過桐城派諸代表人物在思想的傳承並不是曾國藩隨意建構的，姚鼐在《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中就闡述了從方苞到劉大櫆再到他自己的學術繼承。
嚴復
其二，並不能簡單的將桐城派的興衰理解成清代一種文學流派的發展和消亡，而應當將其至於理學發展的大背景下去討論。桐城派文化的興衰反映了清人學術取向的重要變化。明季理學由尊德性向道問學的發展是桐城派文學得以發端的重要內因，而乾嘉時期，浙東、浙西戴（震）、章（學誠）對於義理和考據的重視，使得道問學的傳統進一步加深，這是桐城派得以興盛的重要原因。同時，不應該忽略的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以國士自居”的價值取向，在清末變局下，桐城派對於時局的建議、舉措的成敗也折射出桐城派末流發展、沒落和最終失語的原因。
以上是我的回答，請老師及朋友們批評指正。
參考文獻：蕭一山：《清代通史》
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
錢穆：《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
閱讀更多 季我努學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