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胡一舟 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
“桐城派”初创于康熙至乾隆时期，此一时期，“桐城派”的“前三祖”方苞、戴名世、刘大櫆活跃于文坛，他们前既宋明理学之余势，是明季方以智等桐城古文家的进一步发展，倡导“言有物”、“修辞立其诚”。
方苞
逮至乾隆时期，刘大櫆的弟子姚鼐继续发展了桐城派文化。在他四十余年的学术活跃时期，曾在很多书院讲学，并编纂了《古文辞类纂》等诸多著作。这一时期的桐城派更加鲜明的提倡“考据、义理、辞章”的兼备，并且由一个南方流派发展状态。当时南北文学无人不言桐城，无人不言“方（苞）、姚（鼐）”。
姚鼐
鸦片之后以致五四运动时期，是桐城派最后一个重要发展时期。这个时期的桐城派因分为两流，一支以曾国藩为代表，包括曾氏门下的黎昌庶、吴汝纶等人。一支稍晚，以严复、林纾等人为代表，一直活跃到五四前期。而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桐城派文化走向了没落。
关于桐城派文化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桐城派”一词并非早期桐城古文家之自称，最早提出“桐城派”的应当是曾国藩，算是对自己这派学者的一个总结了。不过桐城派诸代表人物在思想的传承并不是曾国藩随意建构的，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就阐述了从方苞到刘大櫆再到他自己的学术继承。
严复
其二，并不能简单的将桐城派的兴衰理解成清代一种文学流派的发展和消亡，而应当将其至于理学发展的大背景下去讨论。桐城派文化的兴衰反映了清人学术取向的重要变化。明季理学由尊德性向道问学的发展是桐城派文学得以发端的重要内因，而乾嘉时期，浙东、浙西戴（震）、章（学诚）对于义理和考据的重视，使得道问学的传统进一步加深，这是桐城派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同时，不应该忽略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国士自居”的价值取向，在清末变局下，桐城派对于时局的建议、举措的成败也折射出桐城派末流发展、没落和最终失语的原因。
以上是我的回答，请老师及朋友们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萧一山：《清代通史》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
钱穆：《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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