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明顯升溫，短期內對避險貨幣帶來支持。特朗普政府出爾反爾,在中美兩國領導人互訪並達成初步共識之後,不到十天,決定推動對中國500億美元高科技產品徵收進口關稅。言猶在耳,在端午節期間,更提出考慮把徵稅總規模提高至2000億美元。導致國際金融市場大幅波動,避險情緒上升,股市大幅下挫,亞洲區貨幣包括人民幣走貶，避險貨幣美元、日元卻升值。這是中美貿易戰對國際匯率市場的即時影響。
匯率市場的反應不利於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理論上,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出現貿易逆差,淨出口國家的貨幣應該升值,以調整進出口的相對價格,達致雙邊貿易的均衡及平衡。但是,美元不但是美國的本國貨幣,更是國際金融市場的避險貨幣。當市場出現恐慌,投資情緒惡化,美元不跌反升,更加影響美國的出口競爭力,使美國本身的貿易逆差問題進一步惡化,形成惡性週期。這就是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特徵。
值得注意的是，美元作為認受性最強的儲備貨幣，其特質是在國際金融風險高的時候不跌反升。可是，這種儲備貨幣的本質所帶來的後果，是在經濟變壞的時候，匯率調整方向是升值而不是貶值。中國一直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希望貨幣的地位等同其他儲備貨幣的地位。可是，在出口受壓的時候，貨幣貶值是市場的自我調節機制，除非是出現大規模資金外逃，真的轉化成系統性災害，否則，盲目壓抑不利於保護自身的經濟利益。
這兩天人民幣匯率的變化,很容易被解讀為貨幣戰爭的前奏。雖然人民幣指數在過去一段時間慢慢上升,但是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在過去兩個月已經從今年最強的6.28貶值靠近撰稿時6.48的水平。我們知道央行的既定政策是讓人民幣在合理的水平由市場主導,而且自從3年前“811”之後，好不容易才把人民幣的貶值預期穩定下來。加上美國並沒有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在政策層面，難以支持主動貨幣貶值作為應對特朗普關稅政策的手段。
市場有一種說法，認為如果特朗普對中國產品的徵稅範圍擴大到2000億美元，由於中國去年從美國進口只有1500億美元，這個上限使得中國無法對等同量的方式對應。可是，這種說法忽視中美之間的服務業貿易部分。2016年,美國的服務業出口到中國總值522億美元,（其中旅遊是服務業出口的較大部分）,中國的服務業出口至美國161億美元，美國在對華的服務業貿易上有381億的順差。美國的企業在中國市場有龐大的商業利益,每年在中國市場爭取不少的利潤,若果把這部份也計算在內,中國政府其實並不缺乏籌碼。這樣,中國不需要利用貨幣貶值作為對應特朗普政策的手段。
事實上,美元在端午節期間的強勢,並不完全是中美貿易戰這個因素導致,更多是美、歐、日三大央行的政策取向不同造成的。上週,美國聯儲局議息會議之後的點陣圖表明今年有可能還有兩次加息的機會。相反,歐洲央行議息會議之後,行長德拉吉說明歐洲央行並不急於收緊貨幣政策,最快也要到2019年夏季才考慮加息。另外,日本央行又維持政策利率不變，並把CPI通脹的目標從1%調低至 0.5-1.0%，表現出鴿派的味道。歐日兩大央行的貨幣政策，與美聯儲鷹派的政策形成鮮明的對比。
按照現時的匯率政策,儘管中美貿易戰升溫已經把人民幣匯率推向今年更弱的水平，主導人民幣匯率的仍然是美元的總體走勢。也就是說，除非美元今年重新挑戰2016年底的強勢，把美匯指數103的水平，就是在現水平再升8%，否則，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仍然難以挑戰7.0這個重要水平。記得2016年終時美元的強勢是特朗普效應所造成，當時市場是憧憬他的稅改政策，美國股市大漲，出現年終全球資產再配置的效應。本輪的美元強勢卻是因為投資者少配風險資產，多配美元現金的結果，而時點在年中，其效果應該不如2016年底的情況。
要知道市場上週對歐、日央行反應的時點是今天，評估未來12個月內，兩地的貨幣政策保持寬鬆。可是，今年年底的時候，這個“時間值”將慢慢下降。如果歐洲央行第4季度開始預報明年加息，美國中期選舉後特朗普對華態度軟化，或者市場消化關稅對全球經濟的影響，而中國公佈較好的經濟數，有條件改變近期的弱勢。今後2-3個月，人民幣仍會經過一輪波動，卻不會出現單邊貶值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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