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眼看世界的“中國學派”，有五個層面

發展“中國學派”的五段論

魯問學：你是如何理解“中國學派”這個問題意識的出現？為什麼這幾年討論“中國學派”的領域越來越多？

王紹光：“中國學派”這個提法本身是一種以比較視野、國際視野為出發點的。原本是突出從中國人的角度解釋外國的事情，解釋跟中國沒有什麼關係的事情。

中國早就有兩個學術領域的研究範疇可以產生“中國學派”，一個是“中國歷史”，一個是“中國文學”，但是，因為它們是就中國談中國，所以這兩個領域中從沒有人提出“中國學派”的概念。

可能提出“中國學派”的領域，基本都是用國際視野來比較和分析問題。最近二三十年，最早提出“中國學派”這個概念是比較文學領域，因為它要跟其他國家研究比較文學的人進行對話，而不僅僅是研究中國文學。例如動畫片領域早就有人在提“中國學派”，因為好萊塢的動畫片影響很大，中國的動畫片也很有特色，背後就有一整套理論在支撐，所以提出“中國學派”。

國際關係領域也在討論，閻學通、秦亞青等不少學者為此已經論辯了十幾年，論爭“中國學派”的可能性。這幾個領域都是中國學者與國際學界互動和比較研究較多的。

根據中國知網的統計指數，在2005年以前，幾乎沒有什麼文章討論“中國學派”，2005年以後，隨著中外學術領域交流加大，相關討論開始出現，最近幾年討論“中國學派”的領域越來越多了，管理學、邏輯學等很多學科都在討論，當然還都沒有真正形成氣候。但是，從這十幾年的趨勢來看，可以說討論“中國學派”的時候到了。

2017年9月24日，《人民日報》的“中國學派”專欄

中國人以前相對封閉，從開始“走出去”到與外界接觸了三四十年後，對中國的事情瞭解比較多，對國外的事情瞭解也比較多了，而跟國外學術界交往比較多的領域往往又不是中國研究領域，大家開始覺得自己有一些有特色的看法，提出“中國學派”好像成了不約而同、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情。所謂“瓜熟蒂落”，能不能“落”下來還不知道，但是大家眼看著瓜要熟了，於是就希望討論“中國學派”。

魯問學：“中國學派”是說不同的學科有不同的分支，還是說一箇中國只有一個學派？如何定義“中國學派”？

王紹光：“中國學派”的含義可寬可窄。寬到什麼程度呢？寬到把“中國學派”看作一種視角（就是英文的Perspective），一種中國人的視角，一種中國人看問題的視角和觀點。作為中國視角的“中國學派”未必成體系，未必有一套自己的概念、理論，但它是中國人自己的看法，這與狹義的、嚴格的學術流派意義上的“中國學派”（英文表達為School）可能有區別，因為後者往往要求有自己的概念體系和理論體系。

我首先是在這兩層含義之間展開討論。從第二層的嚴格定義來看，目前大概還沒有太多支撐“中國學派”的學術論著。但從第一層的寬泛定義來看，這種論著其實已經很多了，很多人可以用新的視角去看中國、看世界，這些都可以叫做“中國學派”。

比如，在心理學中，西方心理學其實是非常本地化的，有一個研究報告指出，西方心理學的測試對象基本都是西方的（Western）、受過良好教育的（Educated），來自工業化社會的（Industrialized）、富裕社會的（Rich）、民主社會的人（Democratic），換言之都是所謂“怪異的人”（WEIRD）。基於如此狹隘樣本的西方心理學卻提出了大量理論，彷彿這些理論能夠適用天下所有的人，但這些人其實是世界上各種各樣的人裡面很小的一部分，可以說完全沒有代表性。

有一些中國學者，如清華大學的彭凱平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的張妙清教授，他們研究了中國人與西方人心理特徵的異同，就可以歸入“中國學派”。清華大學的閻學通教授也可以劃入“中國學派”，因為他代表了一種中國人的視角，不僅僅是他們自我定位的“清華路徑”（Tsinghua Approach），更多還是清華視角（Tsinghua Perspective），甚至有比較強的清華學派（Tsinghua School）成分。但是，成為“清華學派”並不妨礙其也是“中國學派”的一部分。

現在國際關係領域還有“上海學派”、“華南學派”等等提法，它們之間肯定有不少差異，但都是中國人的視角，是中國人的學派，都可以稱為“中國學派”，也就是說，中國學派是複數的（Chinese schools），不是說一箇中國只有一個學派。

魯問學：中國視角這個說法表達的是某種“學術民族主義”嗎，是否必然會追求某種例外論？比如，基辛格的《論中國》中也談到中國人的視角或者說思考問題、處理問題的方式，他把它稱為“中國中心主義”、“中國例外論”，並與“美國中心主義”、“美國例外論”並論。

王紹光：不一定。認知學者也曾經普遍認為人類的認知機能是一樣的，不論是美國人、英國人、亞洲人還是非洲人，人腦及其認知的總體架構是一模一樣的，但是不同的人看到的東西不一樣，所以會有不同的看法。現在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不同文化的人有不同的認知方式。

美國心理學家理查德·尼斯貝特寫了一本書叫《思維的版圖》（The Geography of Thought），開篇就說自己在和一箇中國學生交流時，中國學生告訴他：中國人和美國人的思維方式不一樣，美國人考慮問題非常注重細緻、精確，而中國人考慮的都是大問題而不是細節。他當時不信，但後來越琢磨越有道理，就開始針對這個問題展開研究，最後就寫出了《思想的版圖》這本書。他提到的這個學生就是今天的清華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彭凱平。

《思維的版圖》（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2001年，彭凱平跟這位作者專門寫了一篇文章，討論東西方的認知差別。東方的認知是整體性的（Holistic），西方的則是分析性的（Analytical），這篇文章引用率非常之高，大概有4000多次，《思想的版圖》就是建立在這類研究基礎之上的。

所以這不是某種“學術民族主義”的主張。從認識論角度和認知結構來講，不同的文化認知本身就不一樣。我看中國跟你看中國不一樣，和美國自己看美國也不一樣，我看你的歷史，可能跟你自己看你的歷史不一樣。因為是我們的認知方式不一樣，沒有誰優誰劣之分，我不排斥你的認知方式，你也不能排斥我的認知方式。正是認知方式的差異帶來了視角的差異，這跟基辛格講的例外論沒什麼關係。

魯問學：中國學派是否只有兩分，如何理解中國學派的不同含義？

王紹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視角，不管自覺不自覺。如果一個人有自覺的話，就會清楚自己的視角，不自覺就未必會那麼清晰。從在不同文化之下人的不同視角和不同認知方式談起，我覺得“中國學派”可以分為五個層面，越往上越嚴格。

第一個層面，中國人有了自己的看法。由於認知方式未必統一，所以在不同文化裡面成長起來的人看待同一個事物的看法不一樣。

第二個層面，中國人有了自己獨特的看法。中國人與其他國家的人看法不一樣，但獨特性未必那麼清晰，只有向上走一步，才能形成中國人獨特的看法。比如很多管理學院都有一整套公共關係課程，公共關係從業者最初認為公共關係可能是普遍的，但逐步發現在美國做公共關係所用的戰略並不能適用於別的國家，所以他們對此高度敏感，覺得不同的視角對公共關係的看法不一樣，就編了一系列書來討論亞洲人、東歐人、西歐人、拉丁美洲人、中東人、非洲人、北美人的視角。

他們說的視角在雙重意義上都是複數（Perspectives），就是說亞洲不一定只有一種看法，但亞洲整體上可能跟拉丁美洲不一樣，拉丁美洲又和歐洲不一樣。因此，第二個層面說的就是不僅有看法，看法還要有一定獨特性。

第三個層面，中國人開始形成系統化的獨特看法。比如吳飛的《自殺與正義：一箇中國視角》跟西方大量研究自殺的學術作品就不一樣（這本書的英文版就叫“Suicideand Justice: A Chinese Perspective”）。我剛才講很多論著說的視角都是複數的（Perspectives），意思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彼此之間未必一樣。

但是，這本書說的視角是單數的，就是某個人已經在某個問題上有了一整套系統的獨特的看法。而在第三個層面說的是一套中國人的成系統的獨特看法，可能會發展出一些不同於其他人的基本概念，作為所有分析的基本工具。基礎概念的出現當然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但如果沒有出現獨特的概念，就不能說達到了第三層。

第四個層面，中國人形成了成系統的、獨特的、統一的看法。開始是獨特的，後來是系統的，現在是統一的，逐漸把對某個小問題的看法變成對某一個領域的看法。吳飛的自殺研究是在社會學領域開始出現的，他針對的是自殺這個領域內的“小問題”，但如果擴大到整個社會學領域，提出一套獨特的、成體系的、統一的看法，就可能會走到第四個層面。這一層面除了要有概念，還要有獨特的、成系統和統一的理論。比如閻學通等人探索的“清華路徑”就是在往這個方向努力。

吳飛的《自殺與正義：一箇中國視角》

第五個也就是最後一個層面，可能就不取決於中國人自己了，這就是獨特的、成系統的、統一的、同時又被別人承認的“中國學派”。這主要取決於在對外交往層面是否獲得別人的承認。當然別人承認不承認，也許跟學術水平關係不大，反而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響。

這就是發展“中國學派”的五段論，現在我們還處在初級階段，逐漸開始有自己的看法，再往前推進一點點就是有一些獨特的看法。當然，某些領域可能已經進入了第三個階段，某些領域甚至已在試圖進入第四個階段，但總體上來講，目前還在第一和第二階段。

魯問學：亨廷頓在1987年美國政治學學會第83屆年會的主席演講中說，美國的進步主義運動直接推動了現代政治學的誕生，也讓美國的政治學者以善好為價值追求。如果說存在政治學的“美國學派”或者國際關係的“美國學派”。如果說“美國學派”的確是以追求某種善好為價值目標，“中國學派”是不是也有自己的價值追求？

中國人希望世界和而不同，這種希望和西方的既有理論可能是不融洽的，於是一些中國學者們便希望能夠提出一套東西來促進二者的融洽，趙汀陽等人也在推進這些東西。

亨廷頓講的是政治學，別的領域有時並不是有衝動去建立一種理論，而是有衝動去解決當下的問題，由此不經意就創造了一套理論。比如經濟學的“美國學派”。19世紀的美國政治家、經濟學家還有媒體人用一整套經濟思想來指導當時的美國經濟發展，這套東西就叫“美國學派”，但現在已經沒有人提這個“美國學派”了。

魯問學：這說的是進步運動時代的制度學派嗎？

魯問學：被遺忘的原因是因為這種“美國學派”的思想跟歐洲的重商主義很像，缺乏獨特性？

王紹光：它有獨特性。這套思想不僅在美國有影響，後來又影響了德國。李斯特被德國趕出來後到了美國，在美國風生水起之後，他又回到了德國，但德國人不接受他。美國學者說李斯特是“美國學派”的第一代，到第二代、第三代時又返回去影響德國，如林肯總統的經濟顧問亨利·凱里的思想影響了俾斯麥。“美國學派”還影響了日本，有人出任天皇的顧問，所以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日本也堅持重商主義，堅持保護國內產業。

如果按照我剛才講的“五段論”，事實上的確有一個“美國學派”，但後來出於種種原因，美國不願意承認。熊彼特就不承認，認為他們從理論上並未構成一個學派。如果要把他們當中任何一個人的思想變成一套理論，幾乎不可能，但整體而言，這些學者的思想是一套系統的理論。另外，美國後來主打自由貿易旗號，如果再回頭講“美國學派”的話就不太對勁了。所以，反倒是一些中國學者和美國學者在挖掘這段已經被邊緣化的歷史，最近有本書就是講李斯特在美國的那段經歷。

因此，“美國學派”不被承認，不完全是學術上的原因。以“五段論”而言，我們大概能夠做到第四步，至於第五步就不是我們的事了。

魯問學：假若跳過前面的步驟，先追求第五步，是沒有可能性的吧？

王紹光：對，沒有前面的鋪墊，第五步就沒有任何可能性。但是，做到了前四步，別人未必就會承認已經形成了“中國學派”。當然，“學派”這個詞並沒有嚴格定義，有人免費送你一個也完全可能，但它真正普遍接受的含義還是指一個獨特的、成系統的、統一的、有自己的概念體系和理論體系的學派，要讓它被別人承認還是比較難的，最終還是要取決於中國整體實力在國際上的影響，畢竟是“勢”比人強。

“中國學派”是“開眼看世界”而非固步自封

魯問學：這其中的一個問題意識是從探尋中國的獨特性發展到中國的普遍性，中國在現代化發展過程當中必然會遇到一些普遍的問題，為什麼不能夠直接採納西方視角、西方學派既有的觀點？

王紹光：不是不可以，而是不可以全盤接受。中國很多問題跟西方可能有相同的地方，西方很多解決問題的方式也許對我們有借鑑作用，所以該拿來的都可以拿來，關鍵是要把心態調正，分清以誰為主，以我為主還是以別人為主。就好像是有人說特朗普政府制裁哪個國家，這個國家就是活該倒黴，因為你違反了他們說的普遍的什麼東西，這是一種看法。

以我為主，就是說不是你要我開放才開放，我本來就是要開放的，以我為主就要擺脫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經常批評的“賈桂式的奴才心態”。毛澤東曾尖銳批評了某些人在外國人面前表現出來的“賈桂精神”。他說：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門寺》裡的賈桂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

我們必須克服這種心態，堅持開放的心態，堅持平視的心態，你做得好我就借鑑，你做得不好我就摒棄，這本身沒有任何問題。所以，“中國學派”並不是排他的、狹隘的，英國可以有英國學派，美國可以有美國學派，法國可以有法國學派，日本可以有日本學派，我們可以通過對話、交流、取長補短。

魯問學：“中國學派”和“中國模式”、“中國道路”、“中國主義”、“中國化”、“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等等概念存在何種關聯？

王紹光：如果只討論中國問題的話，可能就沒有必要提“中國學派”了。中國歷史、中國文學是中國人擅長的領域，有一整套的解釋方式，西方人可能根本沒有辦法比，但這難以構成一個“中國學派”，因為你談的是你自己的事情。別人可以用美國的“加州學派”來重新解釋中國。從外面來看，可以有一個“學派”，但是就中國來談中國就很難說有個什麼樣的“中國學派”。

“中國道路”、“中國模式”這類概括，只是中國人自己解釋自己，雖然也很重要並且仍然需要繼續大量研究，但“中國學派”更多是在國際比較層面，我們在談別人的問題時，談人類的普遍問題時，我們自己有沒有一套獨特的看法，有沒有一套理論，有沒有一套概念體系，這是非常重要的。

魯問學：這也可能是中國和世界主要國家普遍面臨的問題？

王紹光：對。比如羅馬史，西方人已經做了大量的系統研究，相比之下，中國人研究羅馬史也許有一個獨特優勢，那就是羅馬帝國跟秦漢帝國差不多是同時代，從“中國學派”視角出發去看羅馬帝國，去解釋羅馬帝國的興衰，也許能產生比較獨特的看法。這不是中國問題，而且跟中國模式沒有關係，但是可以有一個“中國學派”來解釋羅馬史。對於其他方面也是一樣，西方有一整套福利政策理論，中國人也可以從我們的角度來看社會福利問題，形成一套自己的看法。要講“學派”，一定是在比較意義上談別人的問題、普遍的問題，其中當然也包括我們自己的問題，但也要放在國際比較的視野裡面來談。

魯問學：這可以和您剛才說的中國學派的“五段論”相契合。

王紹光：有比較，“中國學派”才有意義；不比較，就沒有意義。如果只是我們自己談，我們已經在優勢地位上了，那根本沒必要讓別人摻合，摻合也沒有意義。別人談論的是他們理解中國問題的不同看法，所以才會有“加州學派”之類。

魯問學：還有經濟學、法學上的“芝加哥學派”之類。

王紹光：對。

魯問學：這就是說，“中國學派”並不是僅僅討論中國的海外的“中國學”或者是中國國內的“中國學”？

王紹光：那絕對不是這樣，不是僅僅跟海外的中國研究（China Study）對話，甚至不是跟海外漢學（Sinology）對話，而是跟中國之外的所有視角的對話。動畫片跟動畫片對話，比較文學跟比較文學對話，還有歷史學，世界史也有人開始提出要建立“中國學派”。比較早的是歷史地理學。譚其驤等人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創辦了《禹貢》雜誌，主要是談中國的解釋，講中國的歷史地理，有一套自己的看法。

還有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社會學者，費孝通、吳文藻等人也用中國的視角來談，而且發展了一些中國的概念，他們已經不滿足於用西方的概念體系來解釋中國，但他們解釋的現象還是中國現象，並沒有用他們發展的概念體系理論來解釋別國。他們做出了巨大貢獻，跳出了用西方解釋中國的窠臼，但是，他們並沒有達到下一步，用自己發展出來的概念體系、理論體系來解釋別國的現象、人類普遍的現象。在他們那個時代，歷史地理和社會學的學術成就比政治學大得多，他們當時已經可以在美國最好的刊物上發文章。

魯問學：您認為政治學應該如何構建“中國學派”？

王紹光：政治學本來就是美國人構建出來的。政治方面的研究早就有，但是政治學（PoliticalScience）基本上是在美國興起的，後來又傳播到其他地方，所以很多政治學的概念、理論本來都是為美國服務的，美國學者專門研究過冷戰對政治學的影響，區域研究、現代化理論、理性選擇理論基本上都服務於冷戰，跟冷戰的背景和意識形態的轉型都有關係。

鑑於這種背景，政治學要建立“中國學派”，首先要認識到，美國主導的當代政治學是非常獨特的，不是普遍的，不是像物理學那樣可以適用於任何地方的、價值中立的學問。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就不可能發展出中國政治學的“中國學派”。我知道，政治學領域還有很多人堅持政治學是普世的，所以邁出第一步是很難的。只有首先意識到美國的政治學是獨特的，有不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才能真正追求適用於其他地方、適用於全世界的東西。

所以，中國的政治學研究還是要從問題出發，而不是從概念和理論出發。在從問題出發，發現問題、研究問題之後，再倡導概念體系、理論體系，這樣更有助於中國政治學的發展。我一直不傾向於“閉門造車”的做法，不是去發明一套概念體系，發明一套理論體系，那是不可取的，也很難實現。更重要的是解決政治領域的一些問題，對於這些問題，西方有西方的看法，我們有我們的看法。我們能否在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逐漸提出自己的概念體系，哪怕和西方都用同一個詞，我們也將在自己的概念體系中對其形成新的定義、新的理解，這才是在政治學領域推進“中國學派”的正確方法。

魯問學：許田波在回應其他學者對其《戰爭與國家形成：春秋戰國與近代歐洲之比較》一書的學術批評時，認為構建“中國國際關係學派”要正視歷史，她認為，中國早期的民族國家構建跟西歐的不一樣，或者說，在歷史進程上中國要更早一些。

王紹光：對，許田波那本書是有一些影響的，這個視角早就有人想做，比如跟我同時出去留學的史天健，他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想用春秋戰國各諸侯間的關係來重構國際關係理論，但後來他從國際關係轉到了比較政治。中國的民族國家跟西方的民族國家構成是不一樣的，這早就應該有人指出來了，所以她的研究是有貢獻的。

魯問學：許田波的研究也被認為指出了中國國家建構的特殊性，事實上每一個國家都是特殊的。

王紹光：對，她的回應主要是針對國內的批評，國內有人說她並沒有什麼貢獻，只是借用了外國人的概念體系來談中國，所以許田波回應時才說構建中國學派要看歷史史實。我覺得她還是有貢獻的，對於國家建構或者民族建構理論研究來說，她用中國的案例指出，在西方模式之外，還有別的模式。

魯問學：這就意味著“中國學派”同樣需要避免變成狹隘的區域研究或者區域主義。

王紹光：對，“勢”很重要。以前我們跟別人接觸比較少，中國的問題又比較多，所以我們主要關注中國本身的問題。當時我們覺得自己沒有理論，就大量借用外國人的理論來解釋中國而不是外國。這種現象從20世紀初就開始了，一直持續到現在。但今天中國對外開放已經這麼多年，經濟體量也非常之大，許多人走出了國門，很多人不滿足於做中國本身的研究，而是去做比較的、跨國的理論工作，這個“勢”已經形成，人才儲備、知識儲備已經比較豐厚。所以，我們要開始瞭解、理解和解釋世界的過去、現在、未來，不僅僅是西方，也包括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魯問學：目前是否出現了非洲的中國學派、東南亞研究的中國學派之類提法？

王紹光：對。非洲人自己有自己的看法，但大量非洲研究是被西方人統治的，做非洲研究的中國人也往往沒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因為我們可能跟非洲人在某些方面有相同的經歷，所以我們看到的可能會和西方不一樣，我覺得現在中國人已經到了這個階段，不僅僅是看中國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而還要去看一個更廣大的世界，今後可能更是如此。

魯問學：建立中國學派的想法與中國如何跟世界打交道的世界觀是否直接相關？

王紹光：對。當然也在於這套獨特的、成體系的、統一的概念體系理論體系本身是否嚴謹，學術上是否能夠站得住，論據是否充分，論證邏輯是否嚴謹。如果本身很粗糙，不管你有多強的希望要把它弄成一個招牌，別人都是很難接受的，不僅外國人不願意，中國國內人也很難願意。

魯問學：在解釋中國實踐以及中國和世界的關係上，現在是不是還沒有一個獨特的、統一的看法？

王紹光：我覺得慢慢會有的，剛出現時可能還會受到批評，外國人不滿意，國內人也不一定滿意。比如朱蘇力的《大國憲制》，雖然是談中國，但實際是在跟西方學者和全世界對話。什麼叫“憲制”，他認為人們對憲法（Constitution）的理解可能太狹隘了。西方人寫自己的憲法史往往追溯到很早以前，但那時候其實根本沒有憲法。法學界會接受這種研究嗎？恐怕也不一定。但是，這個研究做出來之後就不一樣了，以前根本沒有人往這個方向想，連想都不會想，現在之所以這麼想，是因為人有底氣了，而有底氣很重要。今後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會往這個方向想，會有更多年輕學者跟進，慢慢就形成氣候了。

魯問學：中國越走向世界，也就越需要中國視角的區域研究，或者說服務於中國與世界關係的區域研究。

王紹光：從區域研究來講，我覺得中國現在已經到了這個時候。如果還沒有自己的區域研究，可能連國家利益都得不到有效的維護。現在全世界幾乎每一個角落都有中國人，甚至有一個武漢人在北極圈裡開了一家中國餐館，在那兒賣熱乾麵，這是“中國的全球化”的自然結果。

在以前這是讓人匪夷所思的事情，現在已經是時候了。但是，現在我們不要說對更遠的外部世界不瞭解，對周邊國家也不太瞭解，無論對中亞還是我們相對比較熟悉的日本和韓國，我們是否有深入的研究，是否有自己獨特的看法？也都未必。最近朝鮮半島一出現危機，很多人的看法是跟著美國走。有些中國人有不同的看法，但也往往不是基於深刻的瞭解和理性的深入的研究。所以，中國既到時候了，也到坎上了。

魯問學：中國需要一個適應新形勢的“列國志”。

王紹光：中國需要了解整個世界，不僅僅是今天的世界，還包括它的歷史以及對其未來的預測，這些都是當今中國該做的事情。

代際差異與“勢”所必然

魯問學：對“中國學派”的形成來說，文化是不是很重要？是否首先需要中國人對中國文明的自信和自覺逐漸恢復？

王紹光：對。但是，僅有文化恐怕還不夠。馬克思曾經說過，有些階級、有些民族“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儘管我們的認知方式並不一樣，但當我們不知道怎麼表達自己時，往往不敢表達對外部事務的看法，害怕說錯，被人恥笑，寧願附和別人已經表達的看法。所以，邁出第一步其實是最難的。

當有一天，我們突然意識到自己的看法是獨特的，而且還是可以表達出來的。在整體上，中國是在過去不長的時間裡才邁出了這一步，而且我相信還是有很多人不敢邁出這一步。就“勢”而言，很多人還是認為世界上只有一種認知方式，自己的認知水平比別人低得多，沒有獨特性，很多人還沒有邁出第一步。

意識到中國與外國的認知方式不一樣，運用中國不同的認知方式看世界，形成獨特的看法並表達出來，哪怕不成體系，哪怕只是隻言片語，這已經是中國學派邁出的第一步。第一步看起來哪怕非常幼稚，歪歪扭扭不太穩定，但邁出第一步就像小孩子蹣跚學步一樣，是最關鍵的，有了第一步，往後會更容易一點。

魯問學：越往前走，就越需要獨立自主的問題意識，後者又需要真正認識西方世界和現代世界知識體系。在這個問題上，您覺得，“勢”的代際差異會不會越來越明顯？

王紹光：我估計是這樣。無論自覺與否，我們這代人在成長過程中會形成兩種時代塑造出來的觀念，一種是1949至1978年這三十年形成的，在解放後的三十年，人們會覺得中國有一套獨立的東西，儘管七八十年代以後成長起來的人說那套語言都是錯的，但至少有個基因在那裡，就是我們可以有獨特的東西。再往後的很多年裡，也就是1979年至今，我們又說自己是落後的，以前那些東西帶來了巨大損害，現在要擁抱西方、擁抱普世的東西。

比我們稍微年輕一點的人，恐怕前面那個東西少一點，後面的那個東西更多一點，對於中國有沒有獨特的東西還沒有形成堅定的信念，因此也往往會徹底擁抱西方、擁抱普世。但是，再往後的年輕人，一開始也許會擁抱西方，但他們的生活環境已經和之前的兩代人不一樣了，尤其是現在的“90後”已經沒有了當初的那種自卑，他們會用平等的眼光去看世界，這也是當下這代年輕人的優勢。

秦漢帝國與絲綢之路

總之，第一代人兩種東西都有，中間這一代基本上是仰視，年輕一代人已經是平視了。此時，我覺得更容易出現獨特的、不同的看法。看法這個詞（Perspective）很有意思，在學術上有三種用法。第一種是指各種不同的看法（比如European Perspectives），無論中國人還是歐洲人，都有各種各樣的獨特看法，彼此之間未必完全一樣，因為不成體系也不統一。第二種是說對某件事情有一個獨特的、自洽的歐洲視角（An European Perspective）。

第三種用法就是對某件事情有一種獨特的、自洽的、成系統的歐洲視角（the European Perspective）。三種看法，大致對應於我們之前說的階段。我們現在恐怕還是在第一個階段，即各種各樣的看法是獨特的，但不成體系，不自洽，這種狀況可能要在不同的領域持續很長時間。吳飛的自殺研究是一種中國視角（A Chinese Perspective），閻學通的國際關係研究是一個清華路徑（A Tsinghua Approach）、清華視角（A Tsinghua Perspective）；中國人獨特的但未必是統一的看法已經星星點點了，下一步就是在更大的範圍內形成斑斕紛呈中國視角（Chinese Perspectives），然後再往下一步才是真正形成“中國視角”（the Chinese Perspective）或“中國學派”（The Chinese School）。究竟什麼時候走到第三、第四步尚未可知，關鍵是第一、二步。

魯問學：美國的影響是否也存在代際差異？

王紹光：有些人已經開始產生衝動，覺得需要跳出以前束縛自己的思想枷鎖。這個枷鎖是自願戴上的，因為當時認為美國那些東西很先進，至少是一種時髦的裝飾品，現在才意識到它是一套枷鎖，但能否擺脫是另一碼事。有些東西是潛移默化的，即便你想往東走，你潛意識裡面的東西還是在引導你往西走，這種影響還是存在的。但是，一旦有了這種衝動，你就不會再一直往西走，至少有了往東走的可能。所以，即使是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人，也有人開始慢慢在不同程度上走出完全被美國和西方束縛的那套思維模式，進入一個不同的境界，他們能做到什麼程度還有待觀察。

更年輕的學者也許有更好的機會、更大的可能走出這一步。20世紀的80年代、90年代，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國都在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但是，年輕一代的自卑心態可能比老一代少一點，平視的心態可能會多一點，往後走的人這種心態也許會更強一點。所以，越是年輕一代，越可能發展出自己獨特的政治學概念體系、理論體系，他們更有潛力。當然，這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時間，不能拔苗助長。必須理解別人是什麼，自己才能有獨特。不理解別人，自己所有的獨特都不獨特。因此，首先必須瞭解其他的國家、其他的學派如何看世界及其原因，才有可能提出自己獨特的東西。

魯問學：瞭解別人是必要的，同時，瞭解自己也是必要的，“中國學派”的可能性是否也取決於我們如何看待我們的歷史？

王紹光：對，就瞭解別人、瞭解自己來說，有願望是一碼事，而有沒有能力跟學術功底有關。要了解中國歷史，一定要讀很多東西，瞭解很多東西，還得了解別人怎麼看他們的歷史，都瞭解以後，才能夠有底氣地說，我們可能不一樣。比如對羅馬帝國，如果不深入研究，你會覺得它和秦漢帝國相差無幾，只有通過大量的閱讀、深入的瞭解，才能去排除這種定見。這個定見可能是別人給的，比如西方人給的。

你瞭解他們的看法，但又可以獨立地站在更高的層次來看，你馬上就會意識到，這兩者有相似之處又各有獨特之處，這兩個大帝國的走向影響著人類社會的後續發展。羅馬帝國的衰亡，影響了從小亞細亞地區到地中海的非洲部分，一直到整個歐洲，甚至包括俄羅斯，它們後來的發展走勢都受到了影響。中國也是一樣，既影響中國本身，也影響周邊國家的歷史進程。要重新解釋的話，就需要了解別人如何解釋羅馬史，如何解釋中國史，然後再看能不能提出自己的看法。

魯問學：理解中國，是否需要自己的方法論？

王紹光：在方法論上，我一貫主張沒有最好的方法，只有更適合的方法。概念體系和理論體系更重要。中國學派是否會在逐步構建自己的概念體系、理論體系的同時，構建自己的方法論體系，這可能並不重要。方法可以借鑑別人的，只是當你有特殊的需要，覺得借來的方法不適用，才有必要構建一種新的方法。這個方法也不能一概而論，不同領域也許並不一樣，動畫片領域與國際關係領域不一樣，國際關係領域跟政治學領域不一樣，所以方法是次要問題。如果在沒有解決概念問題、理論問題時，就著急去找獨特的方法，就有點刻舟求劍了。

魯問學：您特別強調政治與社會歷史進程對學術思想和學派構建的影響，美國政治學也直接受其進步時代、大蕭條和二戰的觸動。中國年輕一代也有自己的歷史進程體驗，這種體驗更有利於他們形成平視的心態和視角。做個不恰當的類比，中國今天是不是有點類似一百年前的美國？

王紹光：有可能。因為從美國的崛起過程來看，它以前也是一個很窮的國家。世界上第一個從“低收入”跨入“中低收入”水平的國家是荷蘭，約在1827年。美國超過中低收入水平是在1860年，此前的美國也屬於“低收入”，相當於今天的非洲國家，也就是今天世界上最窮的國家。1860年的美國並不發達，才剛剛超過貧困線。從1860年算起，美國用了81年（亦即到1941年）才從“中低收入”邁入“中高收入”階段。19世紀的美國領土擴大了10倍多，人口都擴大了25倍；到1880年前後，美國在經濟總量上開始超越英國，但人均收入還是比英國低；20世紀頭40年，美國的人均GDP時而高於英國、時而低於英國；直到二次大戰全面開打後，美國的人均GDP才持續穩定地超越英國。

在這個意義上，今天中國的經濟總量（按國際通行的購買力平價法計算）已超過美國，且發展速度是美國的幾倍，但是人均GDP比美國等發達經濟體還是低不少。由此可見，崛起不能用年頭計算，要用年代計算。在以後幾十年，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將用平視的眼光看世界，這將是歷史性的大變化！

魯問學：當時美國的很多年輕學者是從中產階層出來的，中國的“勢”與“中國學派”形成有何關係？

王紹光：二戰以後，美國的人均收入已經超過歐洲很多傳統大國的水平，所以美國不僅僅有大蕭條的痛苦經歷，還有更自豪的平視歐洲的經歷，那就是美國的人均收入水平持續穩定地超過了英國。19世紀末的美國有1億人，他們還沒有這個自信。今天，中國經濟體量巨大，每年的GDP增量就相當於一個俄羅斯；雖然我們現在的人均收入還比美國低得多，但我們的體量很大，大概已經有3億人可能跟美國人生活水平差不太多，這些人很可能就產生平視心態。3億人也不少了，與美國的總人口差不多；況且，這個群體還會不斷擴大。所以，這種能夠平視、在全世界有走動經歷、對各種世界事務都瞭解的人已經很多，總量上很大，這批人看世界的方法，就可能跟五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六七十年代成長起來的人不太一樣。

這就是中國的“勢”，沒有這個“勢”，“中國學派”這個概念也許根本沒人去想，極少數人提及是不成氣候的。有了這個“勢”以後，人們就會發現，這個地方有人提，那個地方有人提，雖然不成熟，但都是“勢”在背後起作用。形成一股浪潮，形成主導性的思維方式，可能還需要很長時間，但它的出現就跟小孩子邁出第一步一樣重要。

魯問學：我想這個“勢”對知識分子、對政治家群體都有影響，也會有代際差異。

王紹光：對，知識分子的學術自覺意識的出現，跟整個中國社會其他群體是同步的。政治家是這樣，企業家也是這樣，有“平視的自信”的人越來越多了。以前是我們只能“引進來”，只能模仿、山寨西方，現在很多人越來越自信了，我們的技術在很多領域並不比別人差，我們的文化藝術也是這樣。所以，這個“勢”一旦形成，就可以作用於社會的方方面面。因此，我們在學術界裡談“中國學派”，無非是大“勢”的一部分。

魯問學：“勢”是一種來自硬實力的軟實力嗎？

王紹光：我不太同意軟實力（Soft Power）這個提法，沒有硬實力（Hard Power）就沒有軟實力，軟實力幾乎就是硬實力的副產品，並不是產品本身。而“勢”是一個大國的體量構成的，哪怕你不想去影響別人，你的一舉一動依然會影響別人，你跟某個國家的關係會影響第三國，但這種關係及其影響都只是一個副產品。

魯問學：這個判斷比較樂觀，如果“勢”發生了變化，如果十年二十年以後中國的經濟進入下滑期乃至停滯期，“中國學派”的成長是不是也會受到影響？

王紹光：這要看你怎麼預測未來走勢。在1774-1909年間，美國經濟以平均每年3.9%的速度增長，英國的年均增長率是2.2%，美國只比英國高1.7個百分點。但這看似不多的1.7個百分點，如果持續時間足夠長，就會造成巨大區別。

19世紀開端的美國經濟體量比英國小很多，到19世紀結束時，美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超過英國，之後人均收入也超過英國。所以，如果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速度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比發達國家要低，這個“勢”才會發生大的變化，我覺得這種可能性幾乎不存在。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未來可能會往下跌，但在未來的很長時間裡，中國的年均增長率都會持續高於美國、高於西方國家。

動畫片的中國學派

今天很多人都在講“中等收入陷阱”，其實他們忘了還有“高收入陷阱”，大量國家其實是在“高收入陷阱”裡面走不出來，日本就是典型的例子。瑞士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瑞士的經濟增長率都不算高，但因為它的經濟發展水平很高，所以大家都不去觀察它是否落入了陷阱。所以，你說的那種可能性幾乎就是要做最壞的打算，也就是這個國家全亂套了，政治家們發瘋了，企業家都不見了，才會出現那種情況。但我認為這種情況是不會出現的。

我的判斷是，2025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將跨入高收入門檻，按照現在的匯率計算，達到1.3萬美元的水平，這是大概率事件。無論用什麼方法計算，這個水平都是一定會達到的。一旦達到這個水平，“勢”就更上層樓了。如果中國進入高收入國家經濟體，世界格局會發生重大變化，即屬於高收入俱樂部的經濟體將佔世界總人口的40%左右，到那時候中國的國民心態也會發生很大變化。

魯問學：中國對世界的影響越來越大，中國會不會變成新形態的帝國？這對“中國學派”的構建有什麼影響？

王紹光：帝國是一個被濫用的詞，這個詞的使用者往往沒有給它嚴格的定義。比如我就不會把羅馬帝國和秦漢帝國歸為同一類型的“帝國”，實際上它們不是一類的。此外，帝國跟帝國主義也是兩碼事。在嚴格定義上，帝國的疆土是連續的，不能說如果我在美國、在菲律賓都有一塊地方，我就叫帝國，那是帝國主義或者帝國主義加殖民主義，不是傳統意義或者歷史學意義上的帝國。你剛才問的問題實際上是，中國會不會變成帝國主義而不是帝國，我的判斷是應該不會。

但是，雖然中國人主觀上不會有帝國主義的想法，但客觀上週邊國家還是會感到威脅。前兩天我們跟韓國學者做學術交流，有個韓國學者在發言裡就表露出這種情緒，韓國覺得跟中國做鄰居壓力太大，中國咄咄逼人，比如中國批評韓國接受美國的薩德系統駐韓，韓國就覺得中國是帝國主義。中國主觀上認為是你威脅我，而不是我威脅你，但韓國覺得是我要保護我自己，這是我自己的事情。所以，我覺得主觀上中國人不管是政府層面還是社會層面應該不會變成帝國主義，我現在看不到任何人主張這種東西。但客觀上因為體量太大，就像一個大象在草叢裡走來走去，根本沒想侵犯別人，別人也會覺得有陰影、受威脅。

如何消除這種客觀的帝國主義印象，這應當是中國未來的發展戰略必須考慮和注意的事情。如果用中國的傳統概念來講，中國今後需要在對外關係上“少用力、多造勢”。“勢必在我，力需慎用”。勢必在我，勢的形成自然有利於我，這幾乎沒什麼疑問，但是力需慎用，少用力，“勢”在我這一邊就夠了，沒必要在任何地方都用力量加強影響。《孫子兵法》對勢和力這兩個概念分得很清楚，現代國家也應該分清這兩個東西。

（本文原載《經濟導刊》六月刊）

閱讀更多 慶陽反邪 的文章

關鍵字: 經濟 英國 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