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知行合一
研讀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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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直）問知行合一。
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個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個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個天理所在，便去盡個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卻於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聖人須是本體明瞭，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的，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的，聖人自能問卜。如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此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知得一個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即是天理節文所在。”——《傳習錄》
知行合一，是陽明學的核心命題之一，在歷史上有著承前啟後的意義。先哲對於知行關係的討論由來已久，《尚書·堯典》中有著對共工“靜言庸違”的批評（蔡沈集傳解之為“靜則能言，用則違背”），孔子對於“聽其言而信其行”與“聽其言而觀其行”之區分，梅賾《古文尚書》中有“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知行關係在陽明之後仍被繼續討論，孫文先後提出“知難行易”與“知難，行亦不易”兩個命題，毛澤東的實踐論、心之力等與這一命題也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要理解知行合一這個命題，就要反覆追問什麼是知，什麼是行，為什麼要合一？
知行合一首先是對症下藥之舉、補偏救弊之方，將知、行兩者並提，是先賢不得已的苦衷。知行合一針對是兩個弊病，即“冥行妄作”和“揣摸影響”；或者說兩種人，即“知而不行”的人和“行而不知”的人：
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只為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一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才知得真。
陽明在知行合一這個命題中也有著對時人將知、行割裂的批評。當時存在著一種講求博學而不注重實踐的風氣，以為只有先知而後可以行，待知得真了，再去做行的工夫。陽明認為這種觀點所導致的結果就是“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再如，有些人知道父母應當孝順，社會公德應該遵守，在責備別人時振振有詞，但是落實到自己身上，“溫凊定省”之儀做得不到位，有違社會社會公德良俗之舉時有發生，這就是陽明所說的“知而不行非真知”。顯然，知行合一具有非常強的實踐特色，是一種行動論。
知行合一是陽明立言宗旨之一，同樣，知行合一這一命題也有著立言宗旨。即知行本體是合一的。一念發動處即是行。時常有些人，心中產生惡念和不好的想法後，不去禁止，而是以沒有付諸行動，給他人和社會造成危害自我安慰，而不痛徹改過。長期以往，勢必潛移默化，流於文過飾非而不自知。知行合一真正深刻之處還在於從苗頭上剋制私慾，將善念擴充、體現為行動，將惡念扼殺在萌芽狀態，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對於初接觸陽明學的人來說，知行合一稍有不慎可能會被誤讀，比如既要兼顧知、又要兼顧行，粗看之下難以分清孰輕孰重；就知來說，也有見聞之知、本體之知之分；故而陽明初講知行合一時，有些弟子會心中疑惑，陽明也不得不對此進行註解，諸如“知行本體原是合一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等等論述即是此類。
歸根到底，知行合一與致良知是一個意思，只不過致良知這個提法更加透徹明白，良知是本體，同時又有致的工夫，在知前面加上一良字，就不會有人將知理解為見聞之知。
陽明思想演進其實是有一個路徑的，他的主張也越來越明晰、透徹、簡易；龍場悟道後，陽明尤其強調“知行合一”，晚年後，陽明專提致良知。從黃直所錄陽明的這段話也可窺見這一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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