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舟塑像
宣漢縣巴山紅軍公園的王維舟紀念館裡，陳列有一口顏色暗紅、外觀破舊的普通皮箱。它是一九八七年王維舟誕辰一百週年紀念暨塑像落成揭幕儀式期間，原紅三十三軍九十九師師長王波從住在北京的王維舟夫人馬奎宣手裡接來，捐獻給王維舟紀念館的。這口看似普通平凡的皮箱，不僅有著上百年的歷史，更記載著皮箱的主人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為中華民族解放而東奔西波、南征北戰的非凡歷程。
王維舟，一八八七年六月誕生於宣漢縣清溪場王家壩一個農民家庭，十多歲便跟著父親耕田種地，幼小的心靈就立下為窮苦百姓尋找出路的壯志。十八歲那年，他來到縣城求知，進入一家店鋪當學徒，幹著白天掃地看門，夜晚服伺老闆的活。期間，王維舟結識了曾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的景昌運、冉崇根等人。一九零八年，南壩聚眾數百人樹“漢”字大旗起義反清，被地主告密，遭官軍圍捕絞殺。更使王維舟認清了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的本質，堅定了尋找救國救民真理的決心。
一九零九年，王維舟用自己省吃儉用攢下的錢買了在當時比較時髦的牛皮提箱和幾件衣物，便離開宣漢去成都兵工廠附設工兵學校半工半讀。從此，這口普通的皮箱便伴隨王維舟一生走南闖北，記載著王維舟艱苦轉戰的歷程，見證著中國革命發展變化的風風雨雨。
一九一一年七月，景昌運等人倡導成立東鄉縣(當時縣名)保路同志會，已從成都巡警學堂畢業的王維舟回到縣城參加鬥爭，東鄉光復後任縣軍政府警備隊長，12月受派前往達縣接受知府投降交印，光復綏定。一九一三年，王維舟入成都警備軍官學校學習，一九一五年畢業後任綏定警備司令，後又在討袁軍任縱隊司令。部隊改編為靖國軍第七師後，王維舟先後任營長、三團團長，轉戰宣漢、奉節、萬源等地，直到民國九年（一九二0年）。10多年的風雨歷程中，王維舟苦苦追求著、探索著救國救民的道路。現實卻讓他一次又一次失望。只有那口裝著他簡單行李的皮箱始終如一地伴隨身邊。一九二0年初夏的一個夜晚，王維舟往皮箱裡放了幾件長衫和幾塊銀元，脫下身上的軍裝，穿上便衣，提著皮箱，依然棄官出走，離開了他當時駐防的萬源縣城，到萬縣乘船直奔上海。在金笠等人介紹下加入朝鮮共產黨，隨後被派往蘇聯學習。在蘇聯，王維舟讀到了大量馬列書籍，親耳聆聽了列寧的教誨，對中國革命和民族解放的認識發生了質的飛躍。一年後，王維舟從蘇聯回到北京時，他的皮箱裡除了換洗衣物外，多了幾本《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哥達綱領批判》等馬列書籍。一九二三年春，王維舟因母親病重，提上皮箱，輾轉回到宣漢，開始了他傳播馬列主義、組建川東遊擊軍，為人民大眾翻身求解放的光輝歷程。他在老家創辦新群女子高小，接任宏文校長，修建宏文校“工”字樓，創建川東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為革命培養人才，積蓄力量。他用以育人的主要教材，讓他本人充滿力量和信心的，就是皮箱裡那些珍貴的馬列書籍。
一九二六年秋，王維舟提著皮箱在萬縣登船抵達沙市附近，被追隨楊森的夏鬥寅所部士兵扣押，押解途中，王維舟趁夜幕掩護，蹲下身子，手按皮箱一個鷂子翻身，順勢滾下土坎，隱入茅草叢中，然後幾經周折到達武漢。他進入毛澤東主持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與吳玉章、李鳴珂等川籍共產黨人一起從事革命活動。經歷了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共產黨領導的“八.一”南昌起義和中共中央召開的“八.七”會議等重大歷史事件，更加看清了國民黨的本質，深刻懂得了“中國革命必須堅持武裝鬥爭”的真理。面對革命處於低潮，白色恐怖籠罩的險惡形勢，已過不惑之年的王維舟轉入中國共產黨，堅定地走上一個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者的道路。他將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和黨的“八.七會議”有關文件，裝進小皮箱，化裝成商人秘密回到四川萬縣，向組織傳達黨的“八.七”會議精神。接著潛回開江縣普安場開展革命活動，組建武裝小隊，與達縣唐伯壯、萬源縣李家俊等人一起策劃武裝起義。於一九二九年四月下旬發動了由李家俊任總指揮、唐伯壯任黨代表的固軍壩農民武裝起義，創建了川東遊擊軍第一路軍。
王維舟每次到學校來，蘇光明就有事無事地往他那裡跑，有話沒話地提些問題向王維舟請教。蔣群麟自然都看在眼裡，記在心頭，盤算著如何挑破那層窗戶紙。一九三0年秋，川東遊擊軍東征失敗，全軍覆滅。王維舟負傷撤回廣福，總結失敗教訓，向省委寫報告承擔責任，請求處分。已改名馬奎宣在達縣聯中讀書的蘇光明得知消息後十分焦急，在組織幫助下當即趕回廣福。她看到王維舟頭纏紗布躺在床上，仍不住撲倒在王維舟身上號啕大哭。王維舟推開她，驚奇地問：“奎宣！你怎麼回來了？”“劉溫牛（劉存厚）說你死了。”“嗨——我這麼大一條漢子，刀槍不入，哪那麼容易就死了呢？”馬奎宣揩了揩眼淚，轉悲為喜，“人家為你急得不得了，你倒不當回事。”王維舟安慰她說：“好了，革命者流血不流淚。”
王維舟遺物-皮箱
1931年5月，省委點名通知王維舟去成都參加重要會議。當馬奎宣幫著王維舟收拾東西時，冉南軒、蔣群麟、喬典豐等人急急地闖進王維舟住處，冉南軒一進門就說：“大哥，我看省裡通知你去開會有些不對勁，他們肯定要把東征失敗的責任往你身上推。”蔣群麟也說：“是啊，凶多吉少啊！”喬典豐更急：“乾脆不去！”王維舟說：“我是總指揮，理應承擔軍事責任，省委通知開會豈能不去？即使刑場也要面對。更何況頂多就是撤職，還不至於殺頭嘛！”大家擔心他萬一有個三長兩短，會破壞了川東革命。王維舟對各項工作做了詳細安排，指定了具體負責人，堅定地說：“無論我能不能回來，你們都要把川東遊擊軍這面旗子扛起來，同志們的鮮血不能白流，窮苦百姓不能再這樣窮苦下去！”大家表示一定要讓遊擊軍的旗子更加牢固地插在川東大地。待大家走後，王維舟摸著皮箱對馬奎宣說：“奎宣，我也沒有什麼更好的東西給你留著紀念，這口皮箱伴我走南闖北20多年，現在送給你，裡面有更珍貴的東西，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可以拿出來看看！”“你要出遠門，還是帶著吧！”“此次出門，吉凶難料，帶著它不安全！”“不準亂說！”馬奎宣欲捂王維舟的嘴。蔣群麟突然走進屋說：“老王，你走之前必須辦一件事！”“什麼事？你說吧。”“說了就得辦，不得反悔！”“我是個不講信用的人嗎？有什麼天大的事情，我要反悔呀？”蔣群麟看看馬奎宣又看看王維舟說：“把你們的婚事辦了！”王維舟感到奇怪：“什麼婚事，你開那門子玩笑啊？”“老王，小馬對你可是一往情深，你曉不曉得？她這次回來是打定了主意的喲！”“莫亂說！”“我哪兒亂說了？不過是轉達小馬的意思。她可是啥都給我說了，就等你一句話。明天就給你們辦喜事！”王維舟這才當了真，他走到馬奎宣跟前輕聲說：“小馬，你可能還不大瞭解我——”馬奎宣臉一紅：“我啥子都瞭解……聽蔣老師的。”“我有過一段婚姻”“我曉得，那是父母包辦的。”“我年紀——”“我曉得，40多歲，我正好可以照顧你。”“我在外奔波，不能經常和你在一起，而且隨時都會有危險的”。馬奎宣毫不猶豫地說：“我曉得，你那都是為了窮人，我也絕不會拖累你。”就這樣，借了一間曾姓家的房子，在幾個戰友見證下，他們結婚了，連親友也沒有一個知道的。婚後兩天，王維舟即和王波趕赴成都。省委會議決定，以川東紅軍一、二、三路餘部為基礎，重組川東遊擊軍，王維舟任川東軍委書記兼遊擊軍總指揮。
王維舟走後不久，地方團練來學校搜查，黨組織安排黨員和積極分子撤到山裡隱蔽。途中，馬奎宣想起了那口皮箱，立馬往回跑，蔣校長攔住她問：“什麼事？”“老王的那口皮箱還在屋裡，丟不得，我要去拿回來。”蔣校長說那很危險，我派兩個人去拿就行了。“我必須自己去，他們不曉得在哪裡。”馬奎宣堅定地說。蔣群麟只好帶一個青年和她一道抄小路趕到曾家。敵人還沒搜查到這裡來。馬奎宣提起皮箱就往外跑。他們剛出曾家後門隱進樹林，搜查的敵人就到了曾家前門。後來，馬奎宣又帶著皮箱由組織安排轉移到宣漢農村隱蔽居住。直到1932年冬，王維舟重新組建的川東遊擊軍發展到數千人，總指揮部遷到宣漢縣大山坪，他們才得以團聚。1933年10月，川東遊擊軍配合許世友率領的紅九軍第二十五師解放宣漢，川東遊擊軍組建為由王維舟任軍長，楊克明任政委的中國工農紅軍第紅三十三軍。
從此，不論與王維舟在不在一起，馬奎宣都把皮箱當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長征途中，瘦弱的馬奎宣用繩子揹著皮箱兩翻雪山三過草地。第三次過草地時，馬奎宣染上了傷寒，倒在地上爬也爬不動，她想，我算革命到頭了，可皮箱不能丟，一定要想辦法交給老王。幾個跟隨王維舟參加紅軍的宣漢老鄉趕上來發現了抱著皮箱的馬奎宣。他們用皮帶將她和皮箱綁在竹架上，拖著走出了草地。1936年10月進入甘肅，三個方面軍勝利會師,馬奎宣才又見到了王維舟。
到達陝北後，王維舟任中央軍委四局局長，以後又任八路軍三八五旅旅長兼政委，率部駐守隴東。抗戰勝利後被任命為中共四川省委副書記奔赴重慶，卻被蔣介石視為暴動專家限令離開。王維舟夫婦輾轉南京、上海回到延安，任晉綏聯防軍、西北軍區副司令員轉戰西北，進軍西南。全國解放後，王維舟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民委主任，創辦西南民族學院併兼任院長。1956年調任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住進北京。一路風塵，半世奔波，馬奎宣都一直把那口皮箱帶在身邊，伴隨著她和王維舟的風雨征程。
1970年，遭受“四人幫”迫害的王維舟含冤逝世，馬奎宣對著皮箱悲憤難抑，幾次昏倒。那皮箱是她懂得革命道理的老師，走上革命道路的嚮導；是他們忠貞愛情的見證，幸福生活的伴侶；是對那艱苦歲月的記載，永留心田的回憶……
1987年，宣漢縣紀念王維舟誕辰一百週年暨塑像落成典禮，並建立“王維舟紀念館”，經老紅軍王波相求，馬奎宣依依不捨地將皮箱連同王維舟戰爭年代用過的望遠鏡、公文包一併捐贈給紀念館。於是，這口皮箱又回到了王維舟的故鄉，回到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三十三軍誕生的土地——宣漢縣，陳列在“王維舟紀念館”內，成為十分珍貴的革命傳統和愛國主義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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