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舟塑像
宣汉县巴山红军公园的王维舟纪念馆里，陈列有一口颜色暗红、外观破旧的普通皮箱。它是一九八七年王维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暨塑像落成揭幕仪式期间，原红三十三军九十九师师长王波从住在北京的王维舟夫人马奎宣手里接来，捐献给王维舟纪念馆的。这口看似普通平凡的皮箱，不仅有着上百年的历史，更记载着皮箱的主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为中华民族解放而东奔西波、南征北战的非凡历程。
王维舟，一八八七年六月诞生于宣汉县清溪场王家坝一个农民家庭，十多岁便跟着父亲耕田种地，幼小的心灵就立下为穷苦百姓寻找出路的壮志。十八岁那年，他来到县城求知，进入一家店铺当学徒，干着白天扫地看门，夜晚服伺老板的活。期间，王维舟结识了曾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的景昌运、冉崇根等人。一九零八年，南坝聚众数百人树“汉”字大旗起义反清，被地主告密，遭官军围捕绞杀。更使王维舟认清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本质，坚定了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决心。
一九零九年，王维舟用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钱买了在当时比较时髦的牛皮提箱和几件衣物，便离开宣汉去成都兵工厂附设工兵学校半工半读。从此，这口普通的皮箱便伴随王维舟一生走南闯北，记载着王维舟艰苦转战的历程，见证着中国革命发展变化的风风雨雨。
一九一一年七月，景昌运等人倡导成立东乡县(当时县名)保路同志会，已从成都巡警学堂毕业的王维舟回到县城参加斗争，东乡光复后任县军政府警备队长，12月受派前往达县接受知府投降交印，光复绥定。一九一三年，王维舟入成都警备军官学校学习，一九一五年毕业后任绥定警备司令，后又在讨袁军任纵队司令。部队改编为靖国军第七师后，王维舟先后任营长、三团团长，转战宣汉、奉节、万源等地，直到民国九年（一九二0年）。1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王维舟苦苦追求着、探索着救国救民的道路。现实却让他一次又一次失望。只有那口装着他简单行李的皮箱始终如一地伴随身边。一九二0年初夏的一个夜晚，王维舟往皮箱里放了几件长衫和几块银元，脱下身上的军装，穿上便衣，提着皮箱，依然弃官出走，离开了他当时驻防的万源县城，到万县乘船直奔上海。在金笠等人介绍下加入朝鲜共产党，随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在苏联，王维舟读到了大量马列书籍，亲耳聆听了列宁的教诲，对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一年后，王维舟从苏联回到北京时，他的皮箱里除了换洗衣物外，多了几本《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列书籍。一九二三年春，王维舟因母亲病重，提上皮箱，辗转回到宣汉，开始了他传播马列主义、组建川东游击军，为人民大众翻身求解放的光辉历程。他在老家创办新群女子高小，接任宏文校长，修建宏文校“工”字楼，创建川东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为革命培养人才，积蓄力量。他用以育人的主要教材，让他本人充满力量和信心的，就是皮箱里那些珍贵的马列书籍。
一九二六年秋，王维舟提着皮箱在万县登船抵达沙市附近，被追随杨森的夏斗寅所部士兵扣押，押解途中，王维舟趁夜幕掩护，蹲下身子，手按皮箱一个鹞子翻身，顺势滚下土坎，隐入茅草丛中，然后几经周折到达武汉。他进入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与吴玉章、李鸣珂等川籍共产党人一起从事革命活动。经历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和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等重大历史事件，更加看清了国民党的本质，深刻懂得了“中国革命必须坚持武装斗争”的真理。面对革命处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的险恶形势，已过不惑之年的王维舟转入中国共产党，坚定地走上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道路。他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党的“八.七会议”有关文件，装进小皮箱，化装成商人秘密回到四川万县，向组织传达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接着潜回开江县普安场开展革命活动，组建武装小队，与达县唐伯壮、万源县李家俊等人一起策划武装起义。于一九二九年四月下旬发动了由李家俊任总指挥、唐伯壮任党代表的固军坝农民武装起义，创建了川东游击军第一路军。
王维舟每次到学校来，苏光明就有事无事地往他那里跑，有话没话地提些问题向王维舟请教。蒋群麟自然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盘算着如何挑破那层窗户纸。一九三0年秋，川东游击军东征失败，全军覆灭。王维舟负伤撤回广福，总结失败教训，向省委写报告承担责任，请求处分。已改名马奎宣在达县联中读书的苏光明得知消息后十分焦急，在组织帮助下当即赶回广福。她看到王维舟头缠纱布躺在床上，仍不住扑倒在王维舟身上号啕大哭。王维舟推开她，惊奇地问：“奎宣！你怎么回来了？”“刘温牛（刘存厚）说你死了。”“嗨——我这么大一条汉子，刀枪不入，哪那么容易就死了呢？”马奎宣揩了揩眼泪，转悲为喜，“人家为你急得不得了，你倒不当回事。”王维舟安慰她说：“好了，革命者流血不流泪。”
王维舟遗物-皮箱
1931年5月，省委点名通知王维舟去成都参加重要会议。当马奎宣帮着王维舟收拾东西时，冉南轩、蒋群麟、乔典丰等人急急地闯进王维舟住处，冉南轩一进门就说：“大哥，我看省里通知你去开会有些不对劲，他们肯定要把东征失败的责任往你身上推。”蒋群麟也说：“是啊，凶多吉少啊！”乔典丰更急：“干脆不去！”王维舟说：“我是总指挥，理应承担军事责任，省委通知开会岂能不去？即使刑场也要面对。更何况顶多就是撤职，还不至于杀头嘛！”大家担心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会破坏了川东革命。王维舟对各项工作做了详细安排，指定了具体负责人，坚定地说：“无论我能不能回来，你们都要把川东游击军这面旗子扛起来，同志们的鲜血不能白流，穷苦百姓不能再这样穷苦下去！”大家表示一定要让游击军的旗子更加牢固地插在川东大地。待大家走后，王维舟摸着皮箱对马奎宣说：“奎宣，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给你留着纪念，这口皮箱伴我走南闯北20多年，现在送给你，里面有更珍贵的东西，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看看！”“你要出远门，还是带着吧！”“此次出门，吉凶难料，带着它不安全！”“不准乱说！”马奎宣欲捂王维舟的嘴。蒋群麟突然走进屋说：“老王，你走之前必须办一件事！”“什么事？你说吧。”“说了就得办，不得反悔！”“我是个不讲信用的人吗？有什么天大的事情，我要反悔呀？”蒋群麟看看马奎宣又看看王维舟说：“把你们的婚事办了！”王维舟感到奇怪：“什么婚事，你开那门子玩笑啊？”“老王，小马对你可是一往情深，你晓不晓得？她这次回来是打定了主意的哟！”“莫乱说！”“我哪儿乱说了？不过是转达小马的意思。她可是啥都给我说了，就等你一句话。明天就给你们办喜事！”王维舟这才当了真，他走到马奎宣跟前轻声说：“小马，你可能还不大了解我——”马奎宣脸一红：“我啥子都了解……听蒋老师的。”“我有过一段婚姻”“我晓得，那是父母包办的。”“我年纪——”“我晓得，40多岁，我正好可以照顾你。”“我在外奔波，不能经常和你在一起，而且随时都会有危险的”。马奎宣毫不犹豫地说：“我晓得，你那都是为了穷人，我也绝不会拖累你。”就这样，借了一间曾姓家的房子，在几个战友见证下，他们结婚了，连亲友也没有一个知道的。婚后两天，王维舟即和王波赶赴成都。省委会议决定，以川东红军一、二、三路余部为基础，重组川东游击军，王维舟任川东军委书记兼游击军总指挥。
王维舟走后不久，地方团练来学校搜查，党组织安排党员和积极分子撤到山里隐蔽。途中，马奎宣想起了那口皮箱，立马往回跑，蒋校长拦住她问：“什么事？”“老王的那口皮箱还在屋里，丢不得，我要去拿回来。”蒋校长说那很危险，我派两个人去拿就行了。“我必须自己去，他们不晓得在哪里。”马奎宣坚定地说。蒋群麟只好带一个青年和她一道抄小路赶到曾家。敌人还没搜查到这里来。马奎宣提起皮箱就往外跑。他们刚出曾家后门隐进树林，搜查的敌人就到了曾家前门。后来，马奎宣又带着皮箱由组织安排转移到宣汉农村隐蔽居住。直到1932年冬，王维舟重新组建的川东游击军发展到数千人，总指挥部迁到宣汉县大山坪，他们才得以团聚。1933年10月，川东游击军配合许世友率领的红九军第二十五师解放宣汉，川东游击军组建为由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的中国工农红军第红三十三军。
从此，不论与王维舟在不在一起，马奎宣都把皮箱当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长征途中，瘦弱的马奎宣用绳子背着皮箱两翻雪山三过草地。第三次过草地时，马奎宣染上了伤寒，倒在地上爬也爬不动，她想，我算革命到头了，可皮箱不能丢，一定要想办法交给老王。几个跟随王维舟参加红军的宣汉老乡赶上来发现了抱着皮箱的马奎宣。他们用皮带将她和皮箱绑在竹架上，拖着走出了草地。1936年10月进入甘肃，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马奎宣才又见到了王维舟。
到达陕北后，王维舟任中央军委四局局长，以后又任八路军三八五旅旅长兼政委，率部驻守陇东。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奔赴重庆，却被蒋介石视为暴动专家限令离开。王维舟夫妇辗转南京、上海回到延安，任晋绥联防军、西北军区副司令员转战西北，进军西南。全国解放后，王维舟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民委主任，创办西南民族学院并兼任院长。1956年调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住进北京。一路风尘，半世奔波，马奎宣都一直把那口皮箱带在身边，伴随着她和王维舟的风雨征程。
1970年，遭受“四人帮”迫害的王维舟含冤逝世，马奎宣对着皮箱悲愤难抑，几次昏倒。那皮箱是她懂得革命道理的老师，走上革命道路的向导；是他们忠贞爱情的见证，幸福生活的伴侣；是对那艰苦岁月的记载，永留心田的回忆……
1987年，宣汉县纪念王维舟诞辰一百周年暨塑像落成典礼，并建立“王维舟纪念馆”，经老红军王波相求，马奎宣依依不舍地将皮箱连同王维舟战争年代用过的望远镜、公文包一并捐赠给纪念馆。于是，这口皮箱又回到了王维舟的故乡，回到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军诞生的土地——宣汉县，陈列在“王维舟纪念馆”内，成为十分珍贵的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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