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乃至於有時一個非常具體的對象，卻能演繹出一門十分龐大的“專學”。如號稱20世紀的中國文化學術三大顯學的甲骨學、紅學、敦煌學，差不多所涉對象都是比較具體的。他如簡牘學、秦俑學、科舉學、長城學……甚至有一種歷史上海外華僑通過民間渠道寄回國內的“匯款單”——僑批，近年來也大有發展成“專學”的勢頭。
怎樣一種對象事物具備哪些基礎條件才有可能被學者作為一門專學來加以研究呢？我以為，至少應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首先，它本身不僅思想文化內涵豐富，而且對某一文化現象的發生、發展具有涵蓋和標誌性意義。其次，它能提供學者多“視角”審視的可能。第三，具備比較豐富的各種形式的原始資料，可供學者作為研究的根據。第四，有一批實力學者構成的研究隊伍。這第四點在“紅學”表現尤為突出。可以說，近現代以來，如果沒有王國維、胡適、蔡元培、俞平伯、周汝昌這樣一批泰斗級的大學者傑出的工作，很難說還會不會有今天的“紅學”。
酒文化在中華傳統文化中具有獨特的地位，而名酒文化則更是其中的精髓部分。如果一定要在中華名酒中選出一個可能形成一門“專學”的代表，我以為其非茅臺酒莫屬。
2005年我主筆科技日報“相約茅臺”專欄時，曾寫過《說“紅樓”，想茅臺》一組10篇的系列文章，提出應該建一門像“紅學”那樣的“茅學”。後來讀到袁仁國先生在紀念茅臺酒榮獲巴拿馬萬國博覽會金獎90週年大會當天的一篇演講，更堅定了我認定茅臺酒文化研究有條件成為一門“專學”的信心。
作為著名品牌企業家、中國釀酒大師的袁仁國這樣回答“什麼是茅臺”這個具有強烈本體論色彩的問題：茅臺作為國酒具有獨特的文化象徵性；作為中國文化酒的傑出代表，茅臺是幾千年中國文明史的一個縮影，是綜合反應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社會生活以液態方式承載的一種文化。很顯然，在這裡茅臺酒不再僅僅是一種產品或享譽全球的一個品牌，而是一種複雜的文化現象，一門內涵極為豐富的學問。
一杯茅臺中，有政治、經濟、外交、歷史、哲學、文學、美學、宗教、神話、民俗、考據、健康、生態、地理、地名……差不多涉及到了人文社會科學的方方面面。“茅學”完全具備提供學者多“視角”審視的可能。
或許有人會認為，由於文獻闕疑，茅臺酒文化相關文史資料比較少，不足以支撐一門“專學”。我以為，這種觀點至少忽略了茅臺酒文化中極為豐富的“口頭文化”資料。這方面我在主筆“相約茅臺”專欄時做過一些嘗試，撰寫了130篇系列文章，對茅臺酒相關傳說故事進行系統的文化闡釋，得到了不少新的收穫。最近，又傳來茅臺酒釀造工藝申報的世界“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的消息，相信隨著學界對茅臺酒“口頭文化”不斷加深認識，研究的思路一定會更加寬廣起來。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作為一種工業產品，過去茅臺研究的精力大多專注於自然科學，人文方面“跛腳”現象十分明顯。茅臺酒文化研究至今沒有形成一支基本的學者隊伍，不要說一流學者的參與了。這正是茅臺為什麼至今沒有成“學”的根本原因。
“做好酒的文章,走出酒的天地”，是茅臺人近年從企業發展戰略高度提出來的一句很重要的口號。然而只專注自然科學缺少人文研究的茅臺是很難真正“走出酒的天地”的。同時我們也應該認識到，國酒茅臺不僅僅是茅臺人的，更是中國的。因此，中國學者有義務也有責任為“茅學”之誕生、豐富、光大而努力。
在《“茅學”是什麼——說“紅樓”，想茅臺（三）》一文中，我曾提出茅臺酒文化研究也要注重“做好酒的文章,走出酒的天地”。“做好酒的文章”，就是首先要做好茅臺酒相關基礎文獻資料的整理、發掘工作，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開展跨學科的深入研究。同時“茅學”作為一門21世紀構建的新的“專學”，還要“走出酒的天地”，從一開始就必須確立跨學科、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框架，必須廣泛吸納其他學科的方法、成果和知識，最終形成，讓政治學家去談茅臺政治，經濟學家談茅臺經濟，哲學家談茅臺哲學，美學家談茅臺美學，民俗學家談茅臺民俗那樣一種生動活潑的良好局面。
很高興在“茅學”剛剛起步階段“酒的文章”又添力作，周山榮先生繼《貴州商業古鎮茅臺》問世以來，又一部內容更加豐富的《茅臺酒文化筆記》即將付梓。書稿網上傳來,矚我為序。細覽再三，發現大量新鮮材料都是周先生近年田野作業獨家所得，十分珍貴。相信大作的問世一定會帶給那些有志於茅臺酒文化研究而窘於文獻資料匱乏的學者許多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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