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当我们重新回过头来看看当时的基本判断：幼儿文学和童年文学呈现勃兴之势，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兴盛的少年文学却日渐式微，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缺失。隔着一段较长的时间来看这个判断，我们是不是可以感觉到这其中所蕴含的乐观——儿童文学的整体是繁荣兴盛的；也可以明晰地感觉到潜藏在其中的悲观——比起幼儿文学和童年文学，少年文学是黯淡的。这样的判断很容易导向下面这个结论：儿童文学界在少年文学创作上所面临的失语状态，并非缘于儿童文学整体的问题，而只是个局部问题。开方子的医生，只要像西医那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可以了，只要把这个短板补上，儿童文学就能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几年前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曾经认为是儿童文学作家们丢失了少年文学这个阵地，似乎只要他们重视起来就能够轻易地重返。但是今天，我把“丢失”更换为“退却”。“丢失”一词有马虎大意的成分，“退却”一词以被迫无奈的成分居多。也就是说，这不是丢失阵地的问题，事实上，它可能意味着整个儿童文学创作面临困境的最初体现。其实，在幼儿文学和童年文学创作上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只是由于市场的繁荣掩盖了而已，如果不能够及时警醒，也许，少年文学的今天就是幼儿文学和童年文学的明天。
当我们把目光从少年文学和儿童文学的关系这个外部因素转向少年文学的内部时，我们会看到，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批评家，对少年文学自身的创作规律、所承载的内容，尤其是对写作对象在这个时代具体新鲜的生活，我们都缺乏细致深入的研究和探寻。时代的巨变投身到少年内心光影的波动流转，需要我们专注的凝视，以期能够捕捉他们心灵深处那些稍纵即逝的思想表情。这些都需要下苦功夫、笨功夫，对于被市场娇纵的儿童文学作家来说，这也将是一场和自身惰性、惯性的较量，是对自身的冒犯。
谈到“冒犯”一词，儿童文学界也必须从已经形成的“儿童腔”里摆脱出来，在这种拿腔拿调的“儿童腔”里，作家有意无意地设置了很多禁忌，简化了儿童在这个丰饶多姿时代里多样化的生存状态，简化了童年生活的复杂性，从而简化了成长的难度，似乎“真善美”是不需要艰辛的步伐就能轻易抵达的。这对少年文学的创作在思维上是拦路虎，因为青春期正是未成年人思想和情感最变动不安的年龄，是寻找自我、确认自我最活跃因而也是最生动的时期。如果不能在创作上敢于冒犯一些既定的陈旧观念，就无法安放在这个浩瀚的时代里那些蓬勃的青春灵魂。而这一点，尤其是在这几年的年轻作家创作中，锐气依旧有所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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