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根生，這個執著的人出生於一個醫藥世家，其祖父馮雲生、父親馮芝芳均是聲名遐邇的國藥老字號胡慶餘堂的資深藥工，而他自己，也在14歲的時候踏進這個江南藥王的門檻當學徒。5個月後，杭州城解放，他無可選擇地成了胡慶餘堂的“末代學徒”。三年漫長的學徒生涯對他來說，無疑是一個煉獄。但馮根生卻在這期間汲取了足夠多的醫學養料，這為他以後在中藥界揚名立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72年7月1日對馮根生來說是個非常重要的日子，在這一天，他開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青春寶事業。那時他剛剛38歲，在杭州的桃源嶺下，一個由胡慶餘堂制膠車間升格而來的中藥二廠，正在向他這個新任命的廠長展露著荒涼與簡陋。但馮根生驚鴻一瞥，卻依稀看見了一個氣勢恢弘的中藥城。
1984年，屢受排擠的王振國受命到杭州搞醫藥工業調查。杭州中藥二廠作為全國僅有的五個中藥業樣板廠之一，自然在學習考察之中。當時同行的同志僅僅在無意中說出一句：“我們這個小王挺鑽的，業餘還搞些抗癌藥研究呢。”就這麼一句，馮根生就來了興趣，沒問職稱和學歷，只急忙要了天津的實驗報告，雖然當時只是S180瘤譜的實驗，但馮根生就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馬上安排小汽車，拉著王振國繞著西湖看，最後提出要聘王到藥廠工作，並給他的愛人安排工作，給家庭安排住房，並允諾安排一個單獨的實驗室，同時配備幾名助手。“夠氣魄，夠豪爽的”，王振國感嘆。雖然王振國最後沒有答應，但馮根生卻拋下一句讓他一生都在回味的話：即使你不來，需要錢就吱一聲，我們支持你搞研究，目的是讓全世界認識中藥。事實上，在馮根生身上類似的事情不知發生了有多少。對於18年前僅僅只見過一次面的王振國，現在的馮根生已經沒有多少印象了。但直到現在，馮根生有一個信念卻一直沒變，那就是對於企業而言，競爭的根本在於人才。
在知識經濟愈益彰顯的今天，企業家有這份對人才的愛戴並沒有什麼高人一等的地方。但在70年中期，在知識分子都是“臭老九”的時候，一個企業家卻在四處網羅落難的專業人才，無疑是一個驚人之舉，沒有超凡的眼界和魄力，很難做到這一點。但智慧就藏在這些看似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舉動上：在成功網羅了馬心舫、李學杲、戴培興等諸多醫藥專業人才後，馮根生在別人問到他這麼冒險怕不怕時，說了這樣一段話：“怕，當然害怕。不過反反覆覆一想，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了。等‘老九’們名聲香了，境遇好了，憑杭州中藥二廠這個條件，哪個金鳳凰願意落腳？
實際上，馮根生人才觀念的前瞻性還不止如此，當時他不僅招醫藥專業人才，而且像機械、化工、建築等看似與青春寶不沾邊的專業人才，他也一併攬下。後來的事實證明，正是這種立體式的人才結構，才有力地促進了企業的騰飛。
1984年，馮根生向舊體制發出挑戰，在全國還沒有實施廠長負責制之前，率先在全國試行幹部聘任制，全廠員工實行勞動合同制。第一個打破“鐵飯碗”、“鐵交椅”、“鐵工資”。同時打破傳統的醫藥企業供銷模式，憑自己的努力，消解了二級站的發難，建立了企業自身完整的供銷隊伍。
1991年，面對名目繁多的對國有企業廠長的考試，馮根生率先“罷考”，引發一輪軒然大波。最後，在《人民日報》等強勢媒體的推波助瀾下，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股“為企業領導人鬆綁”的大討論。
1992年，青春寶受困於機制，發展緩慢。為求一個好機制，馮根生與泰國正大集團合資，並讓外方控股。但與當時大多數合資不同，馮根生獨闢蹊徑採取了母體保護法，保留品牌，總資產重新評估，只將其核心部分與對方合資。此舉既有利於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又為企業發展贏得了機會。
1998年，青春寶改制，實現“工者有其股”，馮根生作為經營層，必須持有2%的股份，摺合成人民幣是300萬元。但以馮根生的收入根本買不起，這就引起了著名的“馮根生難題”。為了改革成功，馮根生一咬牙，向銀行貸款270萬元，再加上家庭所有的積蓄30萬元，買下了股份，使改制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馮根生再次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企業家的貢獻有多大？身價幾何？馮根生要“量化”一下。浙江浙經資產評估事務所最後做出評定：馮根生的貢獻價值是2.8億人民幣，利潤貢獻價值是1.2億，其管理要素對效益的綜合貢獻率是15%—20%之間，現階段是18%。
作為一個企業家，馮根生狂狷的性格使他總能引起世人的矚目，但同時也使他遭遇了種種麻煩。他的一生，曾無數次面臨著走鋼絲一般的驚險時刻，但他無怨無悔。他說：人是一口氣，如果沒有這一股子狂氣，馮根生也就不成為馮根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