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根生，这个执著的人出生于一个医药世家，其祖父冯云生、父亲冯芝芳均是声名遐迩的国药老字号胡庆馀堂的资深药工，而他自己，也在14岁的时候踏进这个江南药王的门槛当学徒。5个月后，杭州城解放，他无可选择地成了胡庆馀堂的“末代学徒”。三年漫长的学徒生涯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炼狱。但冯根生却在这期间汲取了足够多的医学养料，这为他以后在中药界扬名立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2年7月1日对冯根生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在这一天，他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青春宝事业。那时他刚刚38岁，在杭州的桃源岭下，一个由胡庆馀堂制胶车间升格而来的中药二厂，正在向他这个新任命的厂长展露着荒凉与简陋。但冯根生惊鸿一瞥，却依稀看见了一个气势恢弘的中药城。
1984年，屡受排挤的王振国受命到杭州搞医药工业调查。杭州中药二厂作为全国仅有的五个中药业样板厂之一，自然在学习考察之中。当时同行的同志仅仅在无意中说出一句：“我们这个小王挺钻的，业余还搞些抗癌药研究呢。”就这么一句，冯根生就来了兴趣，没问职称和学历，只急忙要了天津的实验报告，虽然当时只是S180瘤谱的实验，但冯根生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马上安排小汽车，拉著王振国绕着西湖看，最后提出要聘王到药厂工作，并给他的爱人安排工作，给家庭安排住房，并允诺安排一个单独的实验室，同时配备几名助手。“够气魄，够豪爽的”，王振国感叹。虽然王振国最后没有答应，但冯根生却抛下一句让他一生都在回味的话：即使你不来，需要钱就吱一声，我们支持你搞研究，目的是让全世界认识中药。事实上，在冯根生身上类似的事情不知发生了有多少。对于18年前仅仅只见过一次面的王振国，现在的冯根生已经没有多少印象了。但直到现在，冯根生有一个信念却一直没变，那就是对于企业而言，竞争的根本在于人才。
在知识经济愈益彰显的今天，企业家有这份对人才的爱戴并没有什么高人一等的地方。但在70年中期，在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的时候，一个企业家却在四处网罗落难的专业人才，无疑是一个惊人之举，没有超凡的眼界和魄力，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智慧就藏在这些看似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上：在成功网罗了马心舫、李学杲、戴培兴等诸多医药专业人才后，冯根生在别人问到他这么冒险怕不怕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怕，当然害怕。不过反反复复一想，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等‘老九’们名声香了，境遇好了，凭杭州中药二厂这个条件，哪个金凤凰愿意落脚？
实际上，冯根生人才观念的前瞻性还不止如此，当时他不仅招医药专业人才，而且像机械、化工、建筑等看似与青春宝不沾边的专业人才，他也一并揽下。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种立体式的人才结构，才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的腾飞。
1984年，冯根生向旧体制发出挑战，在全国还没有实施厂长负责制之前，率先在全国试行干部聘任制，全厂员工实行劳动合同制。第一个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同时打破传统的医药企业供销模式，凭自己的努力，消解了二级站的发难，建立了企业自身完整的供销队伍。
1991年，面对名目繁多的对国有企业厂长的考试，冯根生率先“罢考”，引发一轮轩然大波。最后，在《人民日报》等强势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为企业领导人松绑”的大讨论。
1992年，青春宝受困于机制，发展缓慢。为求一个好机制，冯根生与泰国正大集团合资，并让外方控股。但与当时大多数合资不同，冯根生独辟蹊径采取了母体保护法，保留品牌，总资产重新评估，只将其核心部分与对方合资。此举既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又为企业发展赢得了机会。
1998年，青春宝改制，实现“工者有其股”，冯根生作为经营层，必须持有2%的股份，折合成人民币是300万元。但以冯根生的收入根本买不起，这就引起了著名的“冯根生难题”。为了改革成功，冯根生一咬牙，向银行贷款270万元，再加上家庭所有的积蓄30万元，买下了股份，使改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冯根生再次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企业家的贡献有多大？身价几何？冯根生要“量化”一下。浙江浙经资产评估事务所最后做出评定：冯根生的贡献价值是2.8亿人民币，利润贡献价值是1.2亿，其管理要素对效益的综合贡献率是15%—20%之间，现阶段是18%。
作为一个企业家，冯根生狂狷的性格使他总能引起世人的瞩目，但同时也使他遭遇了种种麻烦。他的一生，曾无数次面临着走钢丝一般的惊险时刻，但他无怨无悔。他说：人是一口气，如果没有这一股子狂气，冯根生也就不成为冯根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