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在華爾街上班不久的沈南鵬從美國到香港出差，在飛機上，他撿起一本《Time》雜誌，翻到一篇名叫“The Making of An Economic Giant”（經濟巨人的誕生）的文章，裡面把90年代的中國描繪成蜜糖之地，這讓在國外待了6年的沈南鵬大為觸動，萌發了回國的想法。
就在同一年，河南駐馬店文科狀元張磊剛從人大畢業，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國企五礦集團，整天搭綠皮火車去偏遠省份給公司收購礦山資產。1997年，張磊決定去美國深造，申請的就是沈南鵬畢業的耶魯管理學院，十年後，他成為耶魯建校300多年來唯一的一位中國校董。
沈南鵬94年決定回國後，第一站選擇了雷曼香港，後來又跳去德意志銀行，主要工作就是幫內地企業發債、併購和上市，白天在酒桌上觥籌交錯，晚上回酒店做模型寫材料。1998年，感受到互聯網行業正在急劇升溫的沈南鵬決定回上海創業，而張磊那會兒則剛去耶魯報到沒多久。
1999年春節過後，沈南鵬跟同為上海交大畢業的梁建章等人一起成立了攜程，又搞定了IDG的章蘇陽和軟銀的石明春，拿到數額不菲的美元融資，用了不到5年就把公司帶到了納斯達克，並在此期間成立了之後也順利上市的如家。兩次成功創業，為沈南鵬積累了巨大的財富和聲望。
比沈南鵬小五歲的張磊，此時正憑著略帶河南口音的英語在耶魯校園裡闖蕩。1999年，他申請到了耶魯投資辦公室的實習，並得到了投資大師David Swensen的言傳身教，形成了紮實的基本面研究和價值投資風格。這對一個未來以投資為職業的年輕學生來說，是一個世界級的夢幻開頭。
兩個人沿著各自的軌跡開始加速，而此時的中國也在以史無前例的速度狂飆。2001年加入WTO之後，中國製造業在全球定價體系下迅速綻放，城鎮化和科技化更是全面提速，催生出無數企業家和創業公司。目睹這些浪潮的沈南鵬和張磊，都有了“成立自己Fund，參與這個時代”的想法。
於是在2005年，兩個耶魯畢業生成功在國內投資領域會師，一個創辦了高瓴資本，一個成立了紅杉中國基金，十幾年後，他們將分別登頂。
高瓴其實不是張磊的第一次創業，而是第二次。
1999年底，互聯網浪潮席捲全球，還差三個月畢業的張磊按捺不住創業衝動。拿到了導師為他保留一年學位的許可後，他便回到北京，跟兩個同學創辦了一家叫做中華創業網（SinoBIT）的公司，號稱中國首家創業投資門戶網站，簡單說就是披著36氪的外殼，做著FA的生意。
公司於2000年2月28日正式成立，並在北京長城飯店舉辦了盛大的發佈會，很快就吸引來了1000多份商業計劃書。在一篇報道中，SinoBIT完成第一單隻用了10天：收到申請的第2天便給了反饋，第8天就對接到了投資人，第9天簽約，第10天資金到賬，的確是互聯網速度。
第一單的創業團隊來自深圳，主營業務是網絡即時通訊，在報道中被稱為“中國的ICQ”，創始人姓馬，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公司名字叫文賽，而不叫騰訊。
互聯網泡沫破滅後，SinoBIT的業務顯然無法維持，張磊只能繼續回到美國讀書。畢業之後，他先去了一家做新興市場投資的機構擔任基金經理，然後又出任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駐中國的首席代表。不過顯然，這種光鮮的高級打工者的身份，並不是張磊的夢想。
2005年，他創辦高瓴，而做多中國，是張磊新公司的slogan。在路演時，張磊提的口號就是：“中國正在崛起，高速火車正在駛離車站，請立即上車！”他向投資者兜售的不是一個行業和賽道的故事，而一個國家的故事， “重倉中國，重倉未來” 是他展示給投資者的策略。
顯然在他眼裡，“中國就是未來”。
回到2005年，中國的速度有目共睹，但真正相信國內能誕生偉大科技公司的人鳳毛麟角，信念強大者如任正非，當年都差點兒把華為賣掉。押注中國的創新，無論是沈南鵬像那樣“買下了半個中國互聯網”，還是張磊那種撲上去“一投到底”的打法，都需要信念甚至信仰。
這種信念，也給了兩人豐厚的回報。在《福布斯》的“全球最佳創投人”榜單中，沈南鵬已連續兩年位居榜首，旗下紅杉中國管理超過2000億人民幣；而高瓴的規模更是超過了5000億人民幣，旗艦基金年化回報達到40%，成為中國乃至全球資本市場上最卓越的投資機構之一。
兩家公司一個重速度，強調投風口、買賽道，一個重前瞻，學院派、強調研究驅動，均已開宗立派，自成體系。
小馬哥曾這樣評價紅杉中國：“騰訊過去也做了數百億美元的投資，基本上每一個項目都會看到沈南鵬的團隊已經在一兩年前進去了。”而在另一方面，很多投資機構在覆蓋某些新進入視野的行業時，往往發現“高瓴無處不在”，甚至已經“把行業都捋過一遍了”。
這兩人在圈外的知名度不高，不過他們仍然會登上大眾新聞的版面。比如2016年《歡樂頌》中，靳東扮演的大佬譚宗明據傳就以沈南鵬為原型，並引發猜測：譚宗明在劇中親密關懷的安迪（劉濤飾演），在現實中到底是誰？而且有意思的是，在2019年靳東主演的另一部熱播劇《精英律師》中，他直接說出了“高瓴”這樣的臺詞。
娛樂圈對投資其實沒概念，按照《歡樂頌》裡劉濤展現的金融水平，沈南鵬要是這等挑人水準，紅杉中國恐怕早清盤好幾次了。
張磊在2010年給母校耶魯捐了888萬美元，一時引起轟動（其實同年他還給母校人民大學也做了捐贈，但關心的人不多）。不過，他不是給耶魯捐錢最多的中國人，捐的最多的，是跟耶魯八竿子打不著的潘石屹。
2014年，潘石屹夫婦向哈佛大學捐了1500萬美元，3個月之後又向耶魯捐贈了1000萬美元。根據兩人的口徑，這筆捐款主要“用於在哈佛讀書的中國貧困大學生”，只有家庭年收入低於6.5萬人民幣的學生才可以申請。很顯然，這番說辭並不能阻擋中文互聯網上滔天的諷刺。
甚至一名耶魯二年級學生也在Yale Daily News上撰文質疑，“我很難相信這筆錢不能更好地花在其他地方，或者以對低收入中國學生更有利的方式。”在2015年，潘石屹做客《金星秀》被揪住窮追猛打，尷尬的樣子，像極了高曉松被王利芬問到美國綠卡時的那個瞬間。
企業家有處置自己資產的自由，旁人無權置喙，而且慈善這種事情，也不該套用“厚此薄彼”的標準，更何況潘石屹在國內公益方面的投入並不少。但有趣的是，潘石屹這些年展示給公眾的畫風，總是一副“揮手自茲去”的感覺，而且幾乎從不掩飾，連樣子都懶得做。
在連續出售資產，並大手筆海外併購多年後，最近SOHO中國又傳出整體打包40億美元賣給黑石的傳聞。而除了一些心不在焉的官樣回覆，潘石屹似乎毫不關心別人的看法。要知道，連“成功”抵達的賈躍亭都還在賣力地向故鄉人民表演夢想，潘老師卻把意圖寫在臉上。
不過潘石屹的路人皆知，比起幾年前盛行的“資產美元化，負債人民幣化”的操作來說，還是小巫見大巫了。
所謂“資產美元化，負債人民幣化”，字面意思就是“在國內借錢，在國外買資產”，但這種模式背後往往有更誅心的初衷：充分利用階段性的資產高估，如地產和股市，以被高估的資產價格為錨（而不是現金流能力），套取鉅額的債務資金，然後用跨國併購的方式轉移到海外 。
而一旦國內的資產價格遭遇波動，這些抵押物就變成可以隨時放棄的雞肋，負債和壞賬留給冤大頭的金融機構，境內的一切都與它們無關，而國外的資產則大都是現金流良好的酒店、院線、俱樂部或商業樓宇，二代們接起班來也方便。這比人肉搬家的效率顯然高得多。
前兩年，把賣給工薪階層普通老百姓的保險，換成稀缺地段的華爾道夫酒店，或者把創業板200倍估值套出來的現金，換成美國所謂的“研發中心”，在投資和實業圈裡儼然是一種時髦。在2018年，這頭哭喊著質押爆倉、那頭享受著海灘別墅的上市公司老闆，數量不少。
以前，潘石屹喜歡給媒體講勵志故事，其中高頻出現的一個故事發生在1987年，準備創業的他變賣家當辭職南下深圳，身上只有80多塊錢。當時深圳是特區，進去需要辦理“邊防證”，潘石屹沒辦證，就不得不先花 50塊錢請人帶路，在鐵絲網下面找了一個洞，偷偷爬了進去。
三四十年過去了，中國已經天翻地覆，但在很多人的心裡，仍然有那麼一張想要繞過去的網。
中國的企業家和投資人，是站在社會金字塔頂端的一群人。但他們仍然容易犯三個錯誤：把節奏問題當結構問題、把週期問題當趨勢問題、把局部問題當普遍問題。
首先，把節奏問題當結構問題。節奏是事物發生的輕重緩急，結構是事物發生的根本機理。比如毛衣戰對中國科技行業的打壓，本質上是一個節奏問題，對於中國攻克高端產業這件事來說，只會放緩它實現的節奏，但不會改變它背後的結構（全球最大市場+最大人才梯隊）。
但很少有人能夠意識到這一點。大多數的企業家和投資人，在歲月靜好的階段，也看好中國的未來，但往往被節奏的變化甚至反覆所嚇壞，錯把節奏問題當成結構問題，經濟一放緩就大呼小叫，產業一挫折就悲觀沮喪，環境一變化就收拾細軟，忽視了那些不易改變的結構優勢。
其次，把週期問題當趨勢問題。經濟有周期，行業有周期，貨幣有周期，政策有周期，甚至投資人的情緒也會有周期，但很多人無法區分短期困境到底是一個週期問題，還是一個趨勢問題。貨幣的開閘和關閘，政策的收緊和放鬆，情緒的低落和高漲，都會扭曲他們的想法和操作。
有個在某股票社區做運營的朋友，他統計過一個很有趣的結論：股市連漲三個月，正能量帖子最多，股市連跌三個月，負能量就爆棚，需要連夜加班審帖。後來他發現，不光是他的論壇有這個現象，微博和朋友圈也都一樣：只要能掙錢，什麼都好說，反之就誰也不愛。
最後，把局部問題當普遍問題。喜歡用自己隸屬的群體來表徵大環境，高估自己的重要性，低估他們視野之外群體的存在和權重，是一個普遍問題。很多人分不清這片土地的基本盤，到底是那些在一線城市焦慮的精英中產，還是五環外認同並讚賞民族復興的普通老百姓。
喜歡用自己來代表別人，是人性固有的弱點。在一線城市群體把持話語權的媒體世界裡，人們對“本科率只有4%”表示驚歎、對“10億人沒坐過飛機”感到新奇，對誰在購買拼多多上那些廉價商品感到不理解……很自然的，他們就會把自己的關注點，誤認為是全民的關注點。
在這三個錯誤的交織下，投資群體逐步演化成三種人：多頭、空頭和滑頭。多頭能夠分清什麼是投資的主要矛盾，什麼是投資的次要矛盾，堅定看好中國人的能力，願意為中國優秀企業家的願景和夢想開出鉅額支票，他們的勇氣和執著，自然也會得到時代豐厚的獎賞。
無論是多頭空頭還是滑頭，都是自己的選擇，只要在合法範疇內，可以被歸類，但不能被指責。當然，回過頭來看，Long China其實是過去二十年全球最好的投資策略，無論是前十年的重化工業創富潮，還是後十年的科技互聯網創富潮，中國的機遇之多，難覓對手。
在不同的選擇下，有人身價倍漲，有人黯然離場，有人焦慮彷徨。
2008年10月16號，巴菲特在《紐約時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做Buy American I AM，中文翻譯就是“我正在買入美國”。
當時正是金融危機最嚴峻的時候，巴菲特意在提振信心，在文章中，他用簡練的文筆寫道：“20世紀，美國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代價高昂的軍事衝突、Great Depression、無數的不景氣和金融恐慌、石油危機、流感時疫、總統辭職等。
然而道瓊斯指數從66點漲到了11497。”堅定做多美國向來是巴菲特身上的一個標籤。有意思的是，前段時間我幫一位正在募資的朋友修改路演材料，他PPT的標題本來是“堅定看多中國未來，長期配置核心資產”，後來在路演前卻臨時改掉。我問為什麼，他頹然地說：渠道經理覺得太紅，客戶會心生反感。
我感到一陣無語，何以至此呢？而在他路演完兩個月後，反倒是中國投資人推崇的芒格在2020年Daily Journal股東大會上直截了當地對提問者說：“世界上最強大的公司不在美國，中國的公司更強大，增長更快，我對它們有投資，而你們沒有，我是對的，而你錯了。”
外人比自己更敢於表達，真是件咄咄怪事。其實無論做多大洋彼岸的哪一頭，本質上都是一種投資信仰。
所謂投資信仰，就是超脫於理性和感性之外，在研究和分析無法拿捏的迷霧時刻，從靈魂深處射來的那道強光，給你一種形而上學的指引，讓你毫不猶豫地做出選擇。張磊說“追求內心的寧靜”，這就像克爾凱郭爾說的：“你怎樣信仰，你就怎樣生活。”
而站在現在的時間點，一個老問題同樣需要新答案：在疫情後的時代，歷史駛向無人之境，你是否願意堅定看多並重倉中國？
無論是多頭、空頭還是滑頭，都有自己的答案和選擇。但在堅定看多中國的投資人眼裡，儘管外部環境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內部也有許多尚待解決的問題，但做多中國仍然有無數理由：龐大的人才紅利、巨大的內需市場，以及更重要的——勤勞智慧的勞動人民。
無論是堅持價值投資還是買賽道，具有堅定的信念是張磊和沈南鵬的共同點，也是成就了他們光輝業績的核心。在今天，堅定看多中國的陣營變大了許多，理由也變多了：有的純粹是既往經驗，有的純粹是年輕沒包袱，有的來自嚴謹的研究，也有的來自一腔的熱忱。
但即使口號震天，雞血滿滿，最終能穿越週期、節奏和情緒的障礙獲得成功的，仍然還會是萬中選一。在面對危機和恐慌時，每個人都會沮喪和悲觀，然後產生猶豫和退卻，這是人之常情。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沒經歷過嚴酷考驗的信仰，又怎能稱得上是信仰？
有真正信仰的人，才能看清未來的方向，就像張磊說的：“在中國做投資，不適合意志薄弱的人。” 但這句話的適用範圍，又何止是投資？（來源：遠川研究所 ，作者戴老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