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我們的社會拉回到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最受歡迎的絕對不會是什麼明星藝人，而是學者。如今明星的一兩句話便能在社會上引發一場大的討論，可在曾經的中國，只有學者說的話才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英文釋義：教育並非是人生的預備，教育就是人生
其中的原因很現實，就是因為那時的中國需要變革，需要救亡圖存。而西方的理論無疑是最有市場的，當時的許多大家，基本都有留洋經歷，比如說民國大師胡適、“萬世師表”陶行知、中國現代哲學奠基人馮友蘭、 北大教授蔣夢麟等人，而一大批民國大師的師傅，都指向了一個人——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
其實僅僅去稱呼杜威哲學家不太嚴謹，因為他的學術思想涉及科學、藝術、經濟、教育、歷史等，幾乎是現代教育學和心理學的奠基人。在當時，杜威被稱為美國三大哲學家之一，而蔡元培則給他起了個應景的外號：中國的孔子。
在杜威生前，曾經是芝加哥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時候還開闢了風靡一時的芝加哥社會學派，這個學派對後來社會學和傳播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說提出的象徵性互動理論，就認為人之所以形成群體，構成社會，都來自於相互之間通過符號進行的互動過程。
他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時，收了幾個中國學生，其中包括胡適、蔣夢麟、陶行知。而且在1946年陶行知因為工作勞累去世時，遠在美國的杜威聯合教育界舉行了陶行知追悼會，杜威任名譽主席，他曾這樣稱讚陶行知：“陶行知是我的學生，但比我高過千倍。”
蔣夢麟則是後來北京大學的校長，抗戰時期與梅貽琦、張伯苓共同主持具有“學府北辰”之稱的西南聯合大學。胡適則更不用詳述，上過九年義務教育的基本都清楚胡適的貢獻。而就是這三個人，使得杜威訪華有了可能。
1919年1月，杜威與夫人從美國舊金山出發，收到學生的邀請，來日本訪學，作為一名譽滿全球的學者，杜威一踏進日本就受到各種禮遇，除了進行演講，就是與各界名流進行交流訪談。
在此期間，日本天皇接見了杜威，並準備授予杜威一枚勳章，但是在日本呆了一段時間的杜威拒絕了，他發現日本的軍國主義氣焰太盛，並對這種現象嗤之以鼻。
而此時正擔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務長的陶行知知道自己的恩師杜威正在日本講學，萬分激動，並立馬給杜威去了一封信，可是陶行知還是不放心，於是又聯繫胡適，在信中這樣寫道：“現在又有你歡迎的信去，我看杜威先生十分有六七分能夠來了。”最終胡適又給恩師寫了封信。
當杜威收到這些信時，心裡自然是相當感動，從來沒有去過中國的他，也對遙遠的東方文明古國有一些幻想。可是杜威面臨的窘況是他的經費馬上就要用完了。但馬上北京大學、新學會、尚志學會、中國公學等正式邀請杜威，併為杜威提供資金。
1919年4月30日，杜威和夫人乘坐著“熊野丸”號輪船來到了上海，那天《申報》的新聞是這樣寫的《美國哲學家杜威博士自西京來電，於30日到滬》，並且評價杜威是“世界思想領袖，教育先導。”
而且在此之前，胡適、陶行知也東奔西忙，積極為杜威進行宣傳，胡適為了宣傳杜威的“實證主義”，提出了“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的著名論斷。
當胡適、陶行知、蔣夢麟從上海碼頭接到遠道而來的杜威時，師徒幾人似乎一下回到了曾經的哥倫比亞大學時代。
而來到中國之後，學生們為他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宴會，後來杜威給女兒說起他當時的心情：“我得不停地演講，以回饋他們。”所以之後杜威的行程十分繁多。作為一個美國人，於中國的語言和文化傳統有很大差別，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胡適的翻譯為這些演講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杜威（前排右一）與胡適（後排左一）、蔣夢麟（後排左二）、陶行知（後排左三）、史量才（前排左一）
其中清華四大國學導師之一的趙元任的妻子，也是中國第一個留學日本的女博士楊步偉回憶起這件事時談到，當時杜威做演講時，她只是一個醫生，根本不懂哲學和英文，所以一點興趣都沒有，但是之後一位朋友告訴她：“你不用愁不懂這個那個的，有一位北大教授胡適之先生做翻譯，不但說得有精有神，而（且）說到一般人都可以懂哲學，並且他人非常漂亮，有風采，你非去聽一次不可。”從中可見胡適的才華和顏值對於這次演講起到了多大的作用。
杜威來華之後，蔡元培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軟磨硬泡，硬是讓他同意讓杜威請假兩年在中國久居。在此期間，他也會見了很多政要，比如說時任外交委員會委員的林長民。杜威回憶，當時接待他的是林長民年僅14歲的女兒林徽因，對她的印象是“她在當地的一所英語學校接受教育，說著漂亮的英語，此外還是一個有天賦、有趣的女孩。”
之後又會見了孫中山，而和孫中山這次會面，杜威毫不客氣的、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當時國民的弊端，他說：“中國人說起話來要比他們做起事來更為得心應手。”孫中山也只能尷尬的笑笑，用了“知易行難”這個中國古話做了回應。一方面側面肯定了杜威的這一論斷，另一方面也道出了改造的困難環境。
杜威在自己的家書中寫道：“這個國家的座右銘包括
‘誰知道呢’、‘就這樣吧’。”在杜威看來，國人們多喜歡發表意見而不願意去踏踏實實做。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道理知道的很多，可就是不想擼起袖子幹。”不過很快，杜威糾正了自己的這一思想，因為在這時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在他看來，中國正在經歷一場真正的覺醒。
並且在當年12月，杜威發表了名為《中國人的國家情感》的文章，他在其中這樣評價中國人的愛國熱情：
“五四運動是中國國家感情存在與力量的突出證明，如果還有什麼地方的人對中國人愛國主義的力量和普及程度抱懷疑態度，那麼這種證明就是深切而且令人信服的教訓。”雖然杜威是美國學者，但是他在討論中美關係時卻毫不含糊。在他看來，美國的對外政策就是“家長式”的，而這種政策只會使國際形勢變得更糟，而且對於美國自身和遠東關係都沒有好處。
杜威尤其反對美國干預他國內政，他說：“國家應彼此互不干涉，而且給每個國家一個處理自己事務的機會。”
所以杜威認為，當時的中國需要改革，而前提就是美國應停止干預中國事務，只有這樣才能能夠使一個國家健康成長。
在中國的日子裡，杜威吃胖了，所以每天不得不起床爬山鍛鍊。而就在這時，哥倫比亞大學催促杜威回國。杜威對學生說，他已經將所有的通識課程全部講完了，剩下的普及就是你們要做的事了。
在臨走之前，胡適、陶行知等人在今雨軒為杜威夫婦踐行，二人回憶起兩年中國時光，頗有感觸。杜威說：“這兩年，是我生活中最有興味的時期，學得也比什麼時候都多。”
杜威的妻子也對中國的印象發生了質的變化，並對中國做出了一番評價：“美國人從前總以中國為一大塊黑暗的地方，五六十歲的人都作如此想，我從前也不敢前來，但是來了以後，覺得不然。暗室當中已經有了電燈，牆上掛著的許多美術品都因而看見了。”
之後，杜威夫婦在青島乘坐“西京丸”號郵輪返回國內，在他們的行李箱中裝載著中國絲綢等紀念品。1952年6月1日，93歲的杜威在美國紐約去世。後來杜威的女兒回憶起父親說：“他這輩子除了美國，最愛的國家就是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