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襲來，全民戰“疫”，同防同戰，喚醒了人與人之間的溫情與友愛、理解與尊重。特別是廣大醫護人員衝鋒在前，一度在防護物資緊缺情況下救治病患，令患者為之動容。
浙江紹興市中心醫院甚至再現1869年英國梅藤更院長查房時與小患者相互鞠躬的情形。這是患者對醫護人員表達源自內心的感恩之情，深處疫情的人們發出“願醫患之間的尊重與關愛如這般代代相傳”的美好祝願。
4月3日，殺害醫生楊文的兇手孫文斌被依法執行死刑。近年來，以典型惡性殺醫事件為代表的“醫暴”事件已嚴重危及醫務人員的職業安全和醫療秩序，甚至危及社會穩定。究其原因，主要在於醫患之間的信任缺失。醫患信任缺失原因主要可歸結為醫療機構的逐利性和醫療保險制度不足造成了醫患利益衝突，對醫療風險缺乏溝通導致醫患之間情緒對立嚴重，以過錯為基礎的醫療損害責任制度激化了醫患矛盾。而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這些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紓解。
原文 ：《重塑醫患信任關係需要制度保障》
作者 |濟南大學政法學院 齊曉霞
圖片 |網絡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醫患衝突緩和與應急醫療保障制度密不可分。
醫患衝突背後的本質是雙方經濟利益衝突。在醫改過程中，醫療機構名為公益性機構，實際卻以體制內身份去應對市場化挑戰，醫療機構如何利用市場機制擴充補給一度成為醫改焦點。醫生受考核機制影響，難免將經濟利益置於患者利益之上。隨著醫療市場化運作擴展和醫療保險制度的實行，醫療費用直接與個人負擔掛鉤，醫患間利益衝突日益凸顯。特別是中低收入患方由於文化水平較低、對醫療費用承受力更為敏感，與醫方的衝突更易演化為惡性“醫暴”事件。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為確保患者不因費用影響就醫，國家醫保局和財政部聯合發佈了《關於做好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醫療保障的通知》，特別規定：對於確診新冠肺炎患者的醫療費用，在基本醫保、大病保險、醫療救助等按規定支付後，個人負擔部分由財政給予補助，並實行先救治後結算，等等。這種應急醫療保障制度解決了新冠肺炎患者的醫療費用問題，淡化了醫療機構的逐利性，緩解了醫患利益衝突。
但疫情結束後，要從根本上解決醫患利益衝突，還需要讓醫療機構迴歸公益屬性，並完善醫療保險制度。
其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患者更易與醫護人員感同身受，從而緩和醫患情緒對立。
醫療風險是誘發醫療糾紛的根本原因，醫患之間的溝通性風險更成為我國目前的主要醫療風險。患者受目前醫療保險制度中醫療保險起付線、最高支付限額以及基本藥品目錄等方面的限制，可能要承擔高昂的醫療費用。因支付了高額費用，患者對醫療效果會產生不合理的預期；而醫生既要面對患者對治療方案的質疑，解釋醫療治癒能力客觀有限，又要應對上級考核指標與醫院的營收任務。這種溝通性風險長期存在，與對醫療風險的預防和治理機制不完善密切相關。由於立法上長期缺少醫療風險規制的基礎性法律，實踐中也不重視風險預防與治理，實際效果往往取決於醫院自身風險控制水平，沒有形成系統性風險預防體系。
由於沒有針對新型冠狀病毒的特效藥和疫苗，當人們惶恐無措時，是醫護人員勇敢逆行，築起阻斷疫情的第一道防線。此時患者對醫療效果可能不會抱有太多幻想，會將需求降低到及時得到檢查、檢測和治療，一般不會將對立情緒轉向醫護人員。然而疫情結束後，應真正重視醫療風險預防與治理，建立倫理和法律上皆有效的醫患內部溝通機制。這不僅有利於化解醫患衝突，也有利於重構醫患之間的信任。
最後，要完善醫療損害賠償責任制度，建立醫療風險救濟基金制度，加強對患者利益的保護。
醫療風險不可避免，醫療損害則是引發糾紛最常見和普遍的因素。目前，我國實行以過錯為基礎的醫療損害賠償責任制度，為責任認定增加了不應有的道德色彩，也為醫患對抗埋下怨恨的種子。
這既不利於相關專業知識和經驗積累，也不利於避免同樣醫療損害重複產生，還可能因增加患者負擔引發新的衝突。國外已有嘗試進行無過錯醫療責任改革的成功經驗，可予以借鑑。
今年6月將實施的《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規定，“國家完善醫療風險分擔機制，鼓勵醫療機構參加醫療責任保險或者建立醫療風險基金，鼓勵患者參加醫療意外保險”。未來應以預防醫療傷害和增進醫療安全、實現醫患關係和諧和提高醫療質量為改革目標，建立多層次醫療損害救濟體系，在完善醫療損害責任制度基礎上，建立醫療風險基金制度作為補充。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部分成果，項目號：19BFX146）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703期第4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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