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袭来，全民战“疫”，同防同战，唤醒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友爱、理解与尊重。特别是广大医护人员冲锋在前，一度在防护物资紧缺情况下救治病患，令患者为之动容。
浙江绍兴市中心医院甚至再现1869年英国梅藤更院长查房时与小患者相互鞠躬的情形。这是患者对医护人员表达源自内心的感恩之情，深处疫情的人们发出“愿医患之间的尊重与关爱如这般代代相传”的美好祝愿。
4月3日，杀害医生杨文的凶手孙文斌被依法执行死刑。近年来，以典型恶性杀医事件为代表的“医暴”事件已严重危及医务人员的职业安全和医疗秩序，甚至危及社会稳定。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医患之间的信任缺失。医患信任缺失原因主要可归结为医疗机构的逐利性和医疗保险制度不足造成了医患利益冲突，对医疗风险缺乏沟通导致医患之间情绪对立严重，以过错为基础的医疗损害责任制度激化了医患矛盾。而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些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纾解。
原文 ：《重塑医患信任关系需要制度保障》
作者 |济南大学政法学院 齐晓霞
图片 |网络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患冲突缓和与应急医疗保障制度密不可分。
医患冲突背后的本质是双方经济利益冲突。在医改过程中，医疗机构名为公益性机构，实际却以体制内身份去应对市场化挑战，医疗机构如何利用市场机制扩充补给一度成为医改焦点。医生受考核机制影响，难免将经济利益置于患者利益之上。随着医疗市场化运作扩展和医疗保险制度的实行，医疗费用直接与个人负担挂钩，医患间利益冲突日益凸显。特别是中低收入患方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对医疗费用承受力更为敏感，与医方的冲突更易演化为恶性“医暴”事件。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确保患者不因费用影响就医，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保障的通知》，特别规定：对于确诊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疗费用，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按规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财政给予补助，并实行先救治后结算，等等。这种应急医疗保障制度解决了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疗费用问题，淡化了医疗机构的逐利性，缓解了医患利益冲突。
但疫情结束后，要从根本上解决医患利益冲突，还需要让医疗机构回归公益属性，并完善医疗保险制度。
其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患者更易与医护人员感同身受，从而缓和医患情绪对立。
医疗风险是诱发医疗纠纷的根本原因，医患之间的沟通性风险更成为我国目前的主要医疗风险。患者受目前医疗保险制度中医疗保险起付线、最高支付限额以及基本药品目录等方面的限制，可能要承担高昂的医疗费用。因支付了高额费用，患者对医疗效果会产生不合理的预期；而医生既要面对患者对治疗方案的质疑，解释医疗治愈能力客观有限，又要应对上级考核指标与医院的营收任务。这种沟通性风险长期存在，与对医疗风险的预防和治理机制不完善密切相关。由于立法上长期缺少医疗风险规制的基础性法律，实践中也不重视风险预防与治理，实际效果往往取决于医院自身风险控制水平，没有形成系统性风险预防体系。
由于没有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特效药和疫苗，当人们惶恐无措时，是医护人员勇敢逆行，筑起阻断疫情的第一道防线。此时患者对医疗效果可能不会抱有太多幻想，会将需求降低到及时得到检查、检测和治疗，一般不会将对立情绪转向医护人员。然而疫情结束后，应真正重视医疗风险预防与治理，建立伦理和法律上皆有效的医患内部沟通机制。这不仅有利于化解医患冲突，也有利于重构医患之间的信任。
最后，要完善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制度，建立医疗风险救济基金制度，加强对患者利益的保护。
医疗风险不可避免，医疗损害则是引发纠纷最常见和普遍的因素。目前，我国实行以过错为基础的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制度，为责任认定增加了不应有的道德色彩，也为医患对抗埋下怨恨的种子。
这既不利于相关专业知识和经验积累，也不利于避免同样医疗损害重复产生，还可能因增加患者负担引发新的冲突。国外已有尝试进行无过错医疗责任改革的成功经验，可予以借鉴。
今年6月将实施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规定，“国家完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鼓励医疗机构参加医疗责任保险或者建立医疗风险基金，鼓励患者参加医疗意外保险”。未来应以预防医疗伤害和增进医疗安全、实现医患关系和谐和提高医疗质量为改革目标，建立多层次医疗损害救济体系，在完善医疗损害责任制度基础上，建立医疗风险基金制度作为补充。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部分成果，项目号：19BFX146）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03期第4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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