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禮》是儒家經典，西周時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軍事家周公旦所著，今從其思想內容分析，則說明儒家思想發展到戰國後期，融合道、法、陰陽等家思想，與春秋孔子時思想發生極大變化。《周禮》所涉及之內容極為豐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曆象；小至溝洫道路，草木蟲魚。凡邦國建制，政法文教，禮樂兵刑，賦稅度支，膳食衣飾，寢廟車馬，農商醫卜，工藝製作，各種名物、典章、制度，無所不包。堪稱為上古文化史之寶庫。
周代禮制完整地講應稱之為禮樂制度，分禮和樂兩個部分。禮的部分主要對人的身份進行劃分和社會規範，最終形成等級制度。樂的部分主要是基於禮的等級制度，運用音樂進行緩解社會矛盾。前者是所有制度的基礎和前提，後者是制度運行的形式和保障。
記錄周代禮制最為詳備的著作是《周禮》，《周禮》又稱《周官》，講官制和政治制度，是儒家經典，西周時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軍事家周公旦所著 。即《史記·卷三十三·魯周公世家第三》所載：“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後漢書·卷三十四·百官志第二十四》亦載：“昔周公作《周官》，分職著明，法度相持，王室雖微，猶能久存。”
周公制禮作樂，創建了一整套具體可操作的禮樂制度，包括飲食、起居、祭祀、喪葬……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納入“禮”的範疇，潛移默化地規範人們的行為，這就是周代的禮制。
周禮目的是以周人的標準來規範各族和各代禮樂內容，並通過制度的形式推行到各個不同等級的統治階級中去；其意義在於擴大周文化的影響，加強周人血親聯繫和維護宗法等級秩序；其本質是“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
《周禮》原名《周官》，是西漢景、武之際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徵得的先秦古書之一。
賈公彥《周禮正義序》載：“《周官 》孝武之時始出，秘而不傳”；“既出於山岩屋壁，復入於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
《周官》直到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秘府文獻才發現，並加以著錄。王莽時，因劉歆奏請，《周官》被列入學官，更名為《周禮》。
東漢初，劉歆門人杜子春傳授《周禮》之學，一時注家蜂起，鄭玄序雲：“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眾，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
《周禮》是一部通過官制來表達治國方案的著作，內容極為豐富，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所記載的禮的體系最為系統，既有祭祀、朝覲、封國、巡狩、喪葬等等的國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樂懸制度、車騎制度、服飾制度、禮玉製度等等的具體規範，還有各種禮器的等級、組合、形制、度數的記載。許多制度僅見於此書，因而尤其寶貴。
這些制度規範《周禮》分為六類職官，《天官·大宰》謂之“六典”：“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制度規範正當性的根據，是仁愛精神，或者更確切地說，是博愛精神。
儒家“仁愛”觀念包括兩個不可或缺的方面：差等之愛；一體之仁。只談差等之愛，最終會邏輯地導向楊朱的“唯我 ”，即不再是儒家；只談一體之仁，最終會邏輯地導向墨翟的“兼愛”，也不再是儒家。
儒家的“仁愛”觀念，既承認“愛有差等”的生活實情，又通過“推擴”的功夫，超越這種差等之愛，走向“一視同仁”。
所謂“推擴”，就是推己及人、推人及物，例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上》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盡心上》
從一體之仁方面看，儒家的博愛不是一種空洞的口號，而是具有充實內容的實質原則，這個原則就是：既承認差等之愛的生活實情，又強調超越了這種差等之愛的一視同仁。
《周禮》一書之所以成為儒家的重要經典 ，根本上不是因為具體的可以損革的制度設計，而是因為這些制度設計背後所蘊涵的普遍的社會正義原則。
孔子講“禮”（制度規範）可“損益”（《論語·八佾》），而進行“損益”的根據正是這種正義原則。儒學“仁——義——禮 ”觀念的核心樞紐是“義”，也就是正義原則。
制度規範的建構須是正當的。差等之愛的“愛而利之”將會導致利益衝突，就需要建立某種制度規範來解決這種利益衝突問題。這就意味著：制度規範的建構必須超越差等之愛、追求一體之仁。這就是正當性原則的要求。
在《周禮》創作的時代，“公私”在制度規範（禮）層面上的分別有其具體的歷史內容。
在當時的社會生活方式中，例如在“個人→家→國→天下”的社會結構中，家對於個人來說是公，對於國來說則是私；國對於家來說是公，對於天下來說則是私。然而與此同時，《周禮》蘊涵著更為根本的、在正義原則（義）層面上的一般公私觀念，意味著不論在任何生活方式下，制度規範之建構的出發點都必須是克私奉公的。
《天官·小宰》談到吏治廉政的公正問題：“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均”的本義指土地分配的均平、均勻。 《地官·小司徒》說：“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
建立這種制度的一個基本目的，乃是“均節財用”，就是在一種秩序結構中恰當適宜地分配利益。如《天官·大宰》說：“以九式均節財用。 ”
土地的分配屬於財富的一次分配。在這種分配的基礎上，《周禮》設置了“土均”、“均人”的職官，負責稅賦、徭役，屬於財富的二次分配。
《周禮》的土均、均人的制度設計，皆屬於“禮”的範疇，這是可以“損益”的；然而這種制度設計所根據的則是“義”的原則所要求的公平性，是普適的原則。
對於時宜性，
《周禮》可謂異常關注，乃至於全書“時”字共出現了131次。這其實也是儒家文化、乃至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極突出的特點。《周禮》許多制度規範的設計，都充分考慮到時宜性問題。
《周禮》一整套社會制度規範，就是以這樣的
正義原則（正當性原則、適宜性原則）為根據而設計而建構起來的。
《周禮》展示了一個完善的國家典制，國中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富於哲理。
《周禮》國都地點的選擇，是通過土圭來確定的。《周禮·大宗伯》雲：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影），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九畿：王畿是以王城為中心建立，王畿之外有所謂九畿。九畿的分佈，是以方千里的王畿為中心，其四外的五千裡之地，依次劃分為侯畿、甸畿、男畿、採畿、衛畿、蠻畿、夷畿、鎮畿、蕃畿等九層，大小相套，依次迭遠。相鄰之畿的間隔都是五百里。
《周禮》的居民組織有兩類：國都之外的四郊之地稱為鄉，郊外之地稱為遂。鄉之下細分為州、黨、族、閭、比等五級行政組織。遂之下細分為鄰、裡、酇、鄙、縣等五級行政組織，鄉、遂各級組織的編制極其整齊。此外，鄉和遂的數量都是六個。
《周禮》對於野的農田的規劃，也是整齊劃一。《地官·遂人》雲：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溝洫、道路系統有嚴格的丈尺規定。
《周禮》的立意，並非要實錄某朝某代的典制，而是要為千秋萬世立法則。作者希冀透過此書表達自己對社會、對天人關係的哲學思考，全書的謀篇佈局，無不受此左右。
儒家 認為，人和社會都不過是自然精神的複製品。戰國時期，陰陽五行思想勃興，學術界盛行以人法天之風，講求人與自然的聯繫，主張社會組織仿效自然法則，因而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說。《周禮》作者正是以人法天思想的積極奉行者。
《周禮》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為間架。天、地、春、夏、秋、冬即天地四方六合，就是古人所說的宇宙。
《周禮》中的陰陽，幾乎無處不在。《
天官·內小臣》說政令有陽令、陰令；《天官·內宰》說禮儀有陽禮、陰禮；《地官·牧人》說祭祀有陽祀、陰祀等等。王城中面朝後市、左祖右社的佈局，也是陰陽思想的體現。
南為陽，故天子南面聽朝；北為陰，故王后北面治市 。左為陽，是人道之所向，故祖廟在左；右為陰，是地道之所尊，故社稷在右。如前所述，《周禮》王城的選址也是在陰陽之中。所以，錢穆先生說，《周禮》把整個宇宙，全部人生，都陰陽配偶化了（《周官著作時代考》）。
《周禮》的國家重大祭祀中，地官奉牛牲、春官奉雞牲、夏官奉羊牲、秋官奉犬牲、冬官奉豕牲。眾所周知，在五行體系中，雞為木畜，羊為火畜、犬為金畜、豕為水畜、牛為土畜。
《周禮》五官所奉五牲，與五行思想中五畜與五方的對應關係完全一致，具有明顯的五行象類的思想。與此相呼應，
地官有牛人一職，春官有雞人一職，夏官有羊人一職，秋官有犬人一職，冬官有豕人一職。
《周禮》對官員、百姓，採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輔的方針，不僅顯示了相當成熟的政治思想，而且有著駕馭百官的管理技巧。管理府庫財物 的措施，嚴密細緻，相互制約，體現了高超的運籌智慧。書中有許多至今猶有生命力的，可以借鑑的制度。
歷史上每逢重大變革之際，多有把《周禮》作為重要的思想資源，從中尋找變法或改革的思想武器者，如西漢的王莽改制、六朝的宇文周革典、北宋的王安石等，變法無不以《周禮》為圭臬。
清末，外患內憂交逼，為挽救頹勢，孫詒讓作《周官政要》，證明《周禮》所蘊涵的治國之道不亞於西方。朝鮮時代後期的著名學者丁若鏞（號茶山），曾撰作三十萬言的《經世遺表》，主張用《周禮》改革朝鮮的政治制度。
周禮是表示等級制度的典章制度和禮儀規定。它的名目繁多，有吉禮、嘉禮、凶禮、賓禮、軍禮等，是維護等級制度、防止僭越行為的工具。禮樂制度自周公制定後，任何人都不能修改。周王有權懲罰違禮的貴族。
周公確立的嫡長子繼承製，即以血緣為紐帶，規定周天子的王位由長子繼承。同時把其他庶子分封為諸侯卿大夫。他們與天子的關係是地方與中央、小宗與大宗的關係。
《周禮》一書含有豐富的治國思想，《天官》概括為六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等十大法則，並在地官、春官、夏官、秋官的敘官中作了進一步的闡述，詳密嚴謹，宏纖畢貫，對於提升後世的行政管理思想，有著深遠的影響。
清代以來，一些著作進行了細密的考證，如汪中、陳豐、孫詒讓、劉師培、陳漢章等，提出許多證據說明《周禮》的可據。”“實際上，凡是研究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學者，儘管對《周禮》如何詬病，他們的作品總是在不同程度上引據《周禮》，罕有例外。
歷朝修訂典制，如唐《開元六典》、宋《開寶通禮》、明《大明集禮》等，也都是以《周禮》為藍本，斟酌損益而成。
中國封建社會盛期，最具有典範代表的都城——隋唐長安城，整個城市的佈局嚴整、統一，充分體現出周代王城的佈局特點。
明清北京城，在格局上恢復了傳統的宗法禮制思想，使皇城在都城的中心。還仿照《周禮》，建天壇、地壇、日壇、月壇、先農壇等，形成今日的佈局。
朝鮮的漢城，同樣有面朝後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乃是海外依仿《周禮》建都的典範。
《周禮》面世之初，不知什麼原因，連一些身份很高的儒者都沒見到就被藏入秘府，從此無人知曉。直到漢成帝時，劉向、歆父子校理 秘府所藏的文獻，才重又發現此書，並加以著錄。
劉歆十分推崇此書，認為出自周公手作，是"周公致太平之跡"。東漢初，劉歆的門人杜子春傳授《周禮》之學，鄭眾、賈逵、馬融 等鴻儒皆仰承其說，一時注家蜂起，歆學大盛。
《周禮·大卜》載：“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周禮》又稱《周官》，講官制和政治制度。《儀禮》記述有關冠、婚、喪、祭、鄉、射、朝、聘等禮儀制度。《禮記》則是一部秦漢以前儒家有關各種禮儀制度的論著選集，其中既有禮儀制度的記述，又有關於禮的理論及其倫理道德、學術思想的論述。
從殷周到清代，幾千年來中國都有自己的一系列禮儀制度。在漫長的奴隸制和封建制社會裡，禮制是一種很特殊的上層建築，瞭解禮制，就能對中國古代社會的認識更為具體。
《儀禮》一書形諸文字是在東周時期，而其中所記錄的禮儀活動，在成書以前早就有了。這些繁縟的登降之禮，趨詳之節，不是孔子憑空編造的，而是他採輯周魯各國即將失傳的禮儀而加以整理記錄的。
宋代學者朱熹說：“
《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是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周致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以成書。”
《儀禮》中記載的禮儀的具體細節，早在成書以前就有了，經過長期行用，逐漸充實完善而定型，後來才整理成書 。
《儀禮》一書所反映的禮節形式，不僅有東周時代周魯各國的，也含有更早一些時候的。因為禮儀也好，禮俗也好，都有很大的因襲性。就拿跪拜禮節來說，它起源於原始社會，盛行於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而它並沒有隨封建社會的結束而絕跡。
西漢的史學家司馬遷，說他自己親眼看到“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的情景，而留連忘返。
《周禮》依然受到歷代學者的重視。唐人為九經作疏，其中最好的一部就是賈公彥的《周禮疏》，受到朱熹的讚賞。清儒為十三經作新疏，孫詒讓的《周禮正義》冠絕一世，至今無有出其右者。歷代學者圍繞《周禮》真偽等問題所作的種種考索，更是浩繁之至。
《周禮》六官即六卿，根據作者的安排，每卿統領六十官職。所以，六卿的職官總數為三百六十。眾所周知，三百六十正是周天的度數。《周禮》原名《周官》，此書名緣何而起，前人曾有許多猜測。依筆者之見，所謂《周官》，其實就是周天之官的意思。作者以周官為書名，暗含了該書的宇宙框架和周天度數的佈局，以及以人法天的原則。其後，劉歆將《周官》更名為《周禮》，雖然有抬高其地位的用心，但卻是歪曲了作者的本意。
天官冢宰，大宰及以下共有63種職官，負責宮廷事務；地官司徒，大司徒及以下共78種職官，負責民政事務；春官宗伯，大宗伯及以下共70種職官，負責宗族事務；夏官司馬，大司馬及以下共70種職官，負責軍事事務；秋官司寇，大司寇及以下共66種職官，負責刑罰事務；冬官百工，涉及製作方面共30種職官，負責營造事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