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女主吕后：曾经只是父亲一笔吝啬的“风险投资”》 一文中，三解已经讨论过，吕氏家族在刘邦起兵之前并无证据表明曾给予其重大支持，真正的支持反而来自于吕后这个精明的“贤内助”。
那么，在反秦战争中，吕泽、吕释之为代表的吕氏家族到底是不是某些学者所论述的，“被抹杀”的胜负手，“被隐身”的大boss呢？
还是看看史料，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周吕侯吕泽）以吕后兄初起，以客从，入汉为侯。还定三秦，将兵先入碭。汉王之解彭城，往从之，复发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侯。
（建成侯吕释之）以吕后兄初起以客从，击三秦。汉王入汉，而释之还丰沛，奉卫吕宣王、太上皇。天下已平，封释之为建成侯。
吕泽和吕释之两兄弟的经历并不相同，虽然从起均为“客”，但吕泽没有参与入关灭秦，而吕释之则有“击三秦”，而之后吕泽却随同“入汉”，且被封为“侯”，而吕释之则还“丰沛”，奉卫吕公和刘太公，也就是说，两兄弟并不在一起行动，自然也就不能视为“一军”。
而吕泽早在“入汉”时已经“为侯”，同期封侯的功臣其实并不多，有：
曹参，建成侯；
周勃，魏武侯；
樊哙，临武侯；
夏侯婴，昭平侯；
陈狶，未知。
靳歙，建武侯。
以上“六侯”都是在入汉前所封，而吕泽并未跟随“灭秦”，所以，入汉后才有侯位，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书·外戚恩泽侯表》中记录了“临泗侯吕公”：
以汉王后父赐号。元年封，四年薨，高后元年追尊曰吕宣王。
汉元年跨度不短，但大部分月份都处于汉国与西楚的“蜜月期”，哪怕是刘邦北进关中，也没有和项羽“撕破脸”，而我们可以看到《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有：
（吕释之）释之还丰沛，奉卫吕宣王、太上皇。
（合阳侯刘仲）兵初起，侍太公守丰。
（广阿侯任敖）以客从起沛，为御史，守丰二岁。
另《汉书·高帝纪》：
（汉元年）九月，汉王遣将军薛欧、王吸出武关，因王陵兵，从南阳迎太公、吕后于沛。
（汉二年夏四月）过沛，使人求室家，室家亦已亡，不相得。汉王道逢孝惠、鲁元，载行……审食其从太公、吕后间行，反遇楚军。
也就是说，广阿侯任敖是以御史的身份在“丰”守卫达2年，自刘邦入汉中称王，乃至楚汉之争开始后，“丰”都没有丢失，建成侯吕释之回乡奉卫，则是兼顾沛、丰二地。
之所以如此，因“兵初起”后，刘太公一直居住在“丰”，从居者有次子刘仲，那么，吕宣王家族自然是居住在“沛”，否则吕释之的“奉卫”之说就只剩下“丰”了，而至汉元年九月汉军还定三秦，要迎“太公、吕后于沛”，也就说明，刘邦本人的家眷，如吕后、惠帝刘盈、鲁元公主居住在“沛”，又迎奉刘太公至“沛”，所以才有汉二年四月，彭城之败后，太公与吕后的一同逃亡。
那么，项羽为什么允许刘邦在彭城北方船行不到一日的距离上拥有一块“飞地”？
答案应该就在这个“临泗侯”的封号上。
与其余的“五侯”封号不同，“临泗”包含了明显的地名信息，“沛”即在泗水之畔，而“丰”则远离泗水，且当时只是“邑”，而非“县”，说明“沛”之所以长期存在于西楚统治包围中，极有可能是以吕公封地的形式存在，而“丰”是作为这个区域的一部分。
吕氏家族此时是“一门两侯”，相比之下，日后的楚元王刘交还只是“封君”，见《汉书·楚元王传》：
至霸上，封交为文信君。
这也是刘邦亲族此时的爵位“上限”，另一位“从父兄”刘贾，很奇异的，连司马迁和班固都“不知其从起时”，只知道他在还定三秦的战争中担任了“将军”，也是刘邦集团有数的几个“将军”之一，而至他立为“荆王”时，皇帝的诏书也只提及了“将军刘贾有功”，类似于代王刘仲，直封为王，而非如沛侯刘濞和营陵侯刘泽，先侯后王。
且后两个侯封在高帝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月，也就是说，在征战时代，刘氏宗亲并未封侯以赏，而吕氏却走在了前面，就“爵以赏功”来说，吕氏家族既亲且贵，除了姻亲关系之外，必然有重要的功绩在。
这些功绩，没有写在“功臣表”的条目里，也没有单独立传，却并没有被“抹杀”，因为他的部下的经历被保留了，也保留了和他的关系：
以时间排列，归属吕泽部下的先后顺序看似是：
郭蒙：应为秦二世二年四月项梁益兵五千时从，归属吕泽在此时；
蛊逢（虫达）：应为秦二世二年二月，收砀兵六千时从，归属吕泽在入汉中时；
郭亭：应为秦二世元年九月，刘邦沛县起兵时从，在回攻三秦时，归属吕泽指挥；
丁复：时间未知，在俘虏翟王后，归属吕泽指挥，其为“越将”、“楼烦将”出身，就是骑兵将领。
另外，还有两个刘邦死后才封侯的“博成敬侯冯无择”和“成陶夷侯周信”，前一个人主要功绩是“悼武王郎中”奉卫其出荥阳，后一个人经历是“吕氏舍人”，功劳为“度吕氏淮（应为睢水）之功”，两人都是“吕氏家族”私臣，功劳也是楚汉之争时事，参考价值不大。
另有一位“单父”籍贯，与吕泽同乡，应有关联的列侯：
菌庄侯张平（《汉书》作：卤严侯张平）
在之前的文章里，三解已经考证过，吕泽并未随刘邦入关中，而是留在了关东，至项羽立十八王后，才“入汉”，此后的经历反而清晰了，即参加了还定三秦之战，并在汉军出关后，“将兵先入砀”，也就是在刘邦率诸侯兵攻彭城的战役中为“前锋”。
刘邦彭城战败后的情况，“功臣表”作：
汉王之解彭城，往从之，复发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侯。
而《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则作：
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从之，稍收士卒，军砀。
吕后兄周吕侯将兵居下邑，汉王从之。稍收士卒，军碭。
所以，周吕侯吕泽的真正大功是在刘邦彭城之败后，本部的本钱“输光”的情况下，又悬隔于根本之地之外，“二次创业”的基石，所以才有“复发兵佐高祖定天下”之语，类似的评价并不多见，只有几个人：
（吕后）佐高祖定天下。
（夏侯婴）常奉车，竟定天下。
（陈平）以护军中尉出奇计，定天下。
（王陵）以兵属，从定天下。
哪怕是萧何，也只是“佐定诸侯”，肯定高于其他诸将的“定诸侯”，也低于“定天下”，至于“佐高祖定天下”，似乎是吕氏的专属，见《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中吕后封吕泽子吕产时阐述的“侯功”：
吕后兄悼武王身佐高祖定天下，吕氏佐高祖治天下，天下大安，封武王少子产为郊侯。
这个“侯功”也可以视作今天“干部悼词”里的“历史评价”、“盖棺论定”，吕泽的评价并非在高帝朝到吕后称制时逐步升高，而是一直很高，凌驾于诸功臣之上，而这种“历史评价”并没有因吕氏的灭亡而废除，否则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也没法将其写入《史记》，只是对于其“排名位次”和“封户数”无从稽考罢了。
当然，很明显的事实是，吕泽的辉煌岁月应该是从彭城之战后开始的，而在此之前，也就是刘邦“灭秦”的战争中，他的存在感并不强， 这是从“部将”归属可知的：
第一阶段（独立势力）：无；
第二阶段（景驹部下）：无；
第三阶段（项梁部下）：郭蒙归属；
第四阶段（北上略地）：无；
第五阶段（西进武关）：无；
第六阶段（进兵霸上）：无。
也就是说，在刘邦为汉王之前，确定归属于吕泽的汉将功侯，只有郭蒙一位，他的经历是：
以户卫起薛，属悼武王，破秦军槓里，杨熊军曲遇，入汉，为越将军，定三秦，以都尉坚守敖仓，为将军，破籍军，功侯，二千户。
在薛县加入刘邦部，划归了吕泽统辖，之后参加了杠里之战、曲遇之战，没有入关中灭秦、至霸上，也“入汉”，并参与了“定三秦”之战。
而对吕泽的行止造成误解最大的，莫过于“蛊逢（虫达）”的侯功：
（曲城圉侯蛊逢）以曲城户将卒三十七人初从起碭，至霸上，为执珪，为二队将，属悼武王，入汉，定三秦，以都尉破项羽军陈下，功侯，四千户。为将军，击燕、代，拔之。（《史记》“功臣表”）
（曲成圉侯虫达）以西城户将三十七人从起碭，至霸上，为执金吾，五年，为二队将，属周吕侯，入汉，定三秦，以都尉破项籍陈下，侯，四千户。以将军击燕、代。（《汉书》“功臣表”）
《史记》和《汉书》的记载差别，明显出在“字形”和“混入信息”上：
（1）“曲城”与“曲成”，差别倒不大，“成”、“城”多有通假；
（2）“蛊逢”与“虫达”，差别就大了，“蛊”字下有无“皿”？“逢”与“达”的繁体写法近似；
（3）“以曲城户将卒三十七人”和“以西城户将三十七人”，看似是“曲”、“西”字形相近，更大的问题是，《史记》中“曲城”二字应为表格首列“侯国名”的混入，也就是抄写时错行了，但究竟是“户将将卒三十七人”，还是“户卫将卒三十七人”，都比“以户将卒三十七人”合理，所以，真正正确的写法已经无从稽考；
（4）“为执珪”和“为执金吾”，也是字形之误，“执珪” 为楚爵，《史记》所记应无误，而“金吾”则应为《汉书》误拆了“珪”字；
（5）《汉书》多“五年”字样，汉高祖起兵至霸上仅三年，何来“五年”之说？所以，也是窜入的错误信息。
不过，从前述的“错误”来看，班固作表依据的史料，应该与司马迁面对的史料类似，但并非直接抄录，而是查阅了原始档案，但识别文字明显不同，所以，面对这段文字仍需谨慎。
而哪怕以确定信息来看，“蛊逢（虫达）”归属周吕侯吕泽指挥的时间，也在“入汉”和“还定三秦”的过程中，也就是汉元年四月至汉元年八月之间，不可能前越至“至霸上”时，并不足以否定吕泽“未入关”的结论。
综合上述信息可知，在刘邦“灭秦”的这个发展阶段之中，“功臣表”中对于吕泽的记载应无刻意贬低的成分，以这个阶段与“还定三秦、将兵先入砀”的阶段对比，前一个阶段，吕泽统将仅1人，而后一个阶段，吕泽统将增至5人 ，即蛊逢（虫达）、郭蒙、郭亭、丁复、张平，而这几个人的功绩也多集中于“平项籍”的战争中。
归根结底，在于刘邦集团在“灭秦”战争中，并没有形成多个战役战场的大布局，作战区域主要在一郡或数郡的小空间范围内，也就不存在多个“方面军”的分兵统帅，而以刘邦“自将”为主，特将镇守为辅，吕氏作为其亲族的作用并不明显，反倒是几个领兵“将军”非常耀眼。
即由刘邦统一“将将”，只有分路的“将兵”，还没发展到分路“将将”的阶段。
吕氏家族对于刘邦本人权力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吕氏作为“亲族”为其“守家”，这在刘氏宗族对他的帮助绝少的情况下，也是维持其团队核心地位的重要砝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