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30歲出國打工度假,媽媽卻確診癌症,因疫情有家難回

一、到澳洲打工第一天,媽媽確診癌症


去年12月5日,我來到澳大利亞開始為期一年的Work and Holiday Visa,翻譯過來就是打工度假簽證,也稱作揹包客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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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5日,長沙黃花機場,托運行李之後,前往登機口。

12月初,國內還沒有任何疫情的消息,媒體公開報道疫情的新聞是12月底,但當時大家都還沒重視,我也沒意識到自己出國正好避開了國內疫情。到了今年1月份,武漢疫情的新聞開始鋪天蓋地而來,1月20日,鍾南山院士站出來宣佈疫情人傳人的消息,大家都開始緊張起來。


我此時正在澳大利亞最南端的塔斯馬尼亞島工作。我寄宿在塔島北部城市德文港一個當地白人的家裡,同住的還有兩位大陸人和一位臺灣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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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7日,德文港,揹包客在澳洲大型農場Costa辦公室等候入職。

我在當地的一家大型農場工作,每天早晨5點多出門,下午兩三點回家。我們雖然身處南半球,但此時的心思也幾乎都在國內的疫情上,下班之後第一件事就是關注國內疫情新聞,室友們聚一起交流自己家人朋友在國內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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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8日,德文港,揹包客和農場工人在採摘紅莓。

我和其中一位男生是湖南同鄉,另外一位女生家在上海。當時武漢封城之前,500萬人離開了武漢。湖南鄰近湖北,湧進了不少武漢人,上海北京深圳等大城市則通過航空路線進入了較多武漢人。疫情也從武漢向全國擴散開來,全國各省的確診數字都不斷上升,我每天都在為家人朋友擔憂。


我母親在我抵達澳大利亞那一天檢查出患有宮頸癌ⅠB1期。癌症,這是我最擔心的事情。母親也從未遭受過如此打擊,情緒低落,常常自責,一方面怪自己沒有儘早去醫院檢查;另一方面又擔憂自己拖累了家庭,給我們增加了負擔。我安慰母親,ⅠB1期是癌症的早期階段,現在發現還不遲,是可以治癒的。我諮詢了學醫的朋友和一些患者家屬之後,建議家人把母親從地方醫院趕緊轉移到省會的腫瘤專科醫院並及時做手術。


12月12日,母親在湖南省腫瘤醫院全麻下行腹腔鏡下廣泛子宮切除、腸粘連鬆解和雙輸尿管周圍鬆解等手術,當天手術順利完成。我在墨爾本默默替母親祈禱和祝福。


春節前,母親在醫院完成了術後的第一次化療,剩下三次化療要等到春節後做。但國內疫情的爆發打亂了原來的正常秩序,春節後人們出門都有巨大的風險,更別說去醫院這種人流量集中和高感染風險的地方。母親感嘆自己連生病都沒趕上時間,還偏偏碰上了疫情,也因此憂心忡忡。


化療後的病人身體抵抗力特別差,被病毒感染的幾率很高,化療延期對母親的身體恢復也有影響。我特別擔心母親的狀況,一直招呼家人不要出門,春節期間不要拜年和走親戚,如果有必要出門也一定要戴口罩。當時國內口罩一個難求,很多城市要搖號預約才能領取口罩。我通過朋友給家人寄送了兩批來自日本、新加坡的口罩和護目鏡等防護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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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2日,湖南長沙,母親在醫院住院治療。

母親遵守秩序,除了少數幾次超市購買必要食物之外,再沒出門。但是原本定於初八的第二次化療時間,為了疫情防控需求,醫院進行了人流量管控一直在往後推延。疫情期間,國內各方面都受到影響,但癌症患者的治療時間耽擱不起。非新冠病毒的其他重症患者治療問題受到過少數媒體的關注,有條件的醫院也在努力調整方案。最終母親的第二次化療在延期半個月之後做了,化療還算順利。


在疫情和癌症的雙重威脅下,每次看病過程都比以往要麻煩和充滿風險,母親在家人的陪伴下,調整心態,正確、積極做好防護措施,謹慎面對一切困難。目前,母親已經完成了四次化療,身體恢復得還不錯。


這段時間,我遠在地球的另一半,沒能陪在母親旁邊,但經常和母親視頻聊天,在精神和心理上不斷給母親鼓勵,和母親一起渡過難關。


二、疫情傳到澳洲時,我已買不到口罩


由於自己的華人身份,在澳大利亞經常有人問我,what’s happening in China? 我一般會簡單說一下國內的情況。我當時已經來到澳大利亞一個多月,沒遇到歧視的態度。我的房東是一位白人老太太,她經常說你們很幸運來到了澳大利亞,這裡很安全,留下來,暫時不要回去。


1月25日,澳大利亞墨爾本發現首例新型冠狀病毒確診病例。當天晚些時候,塔斯馬尼亞出現首例疑似病例。


霍巴特的朋友給我打電話,提醒我要買口罩,霍巴特那邊已經購買不到口罩了。我第二天去藥店找了一下,結果連德文港也買不到口罩了。這並不是因為塔州發現疑似案例,大家開始搶購,而是早在國內疫情爆發的時候,澳大利亞華人就已經搶購了絕大部分口罩,一部分寄回國,一部分自己備用。華人在疫情面前很警惕,但是當地白人卻很少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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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4日,德文港,市民在海邊的公園遛狗。

沒有買到口罩,我自己也沒有放在心上。畢竟我工作的城市還沒有案例,儘量先安心上班。自己也基本上是農場、住所和超市三點一線的生活,相對簡單。


2月17日,由於工作的原因,我需要離開塔斯馬尼亞州去到維多利亞州。彼時,澳洲的確診人數15人。身在塔州的一些朋友都儘量取消了去本島的行程。


出發前,我在霍巴特的藥房尋購口罩,大部分藥店沒有,最後找到一家有貨,價格已經翻了幾倍,3澳元一個,我想著就坐飛機當天戴口罩就行了,就買了一個。室友聽了之後,覺得出行有風險,一個口罩哪夠,拿出他的囤貨,分了10個口罩給我。


坐上飛機那一刻,我心裡也很緊張。結果隔壁座位也是一個亞裔面孔女生,同樣戴著口罩,我們心照不宣,全程沒有摘下口罩。縱觀整個飛機上,除了幾名亞裔戴口罩,其餘人均未佩戴口罩。


維多利亞州是澳大利亞疫情第二嚴重的地方,維州首府墨爾本也是澳洲確診案例第二多的城市。但在墨爾本的街頭,除了少數亞裔,幾乎見不到白人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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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9日,維州東部小鎮,超市的廁紙被搶購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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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1日,墨爾本最繁忙的南十字星火車站街頭,幾乎看不到市民戴口罩外出。

疫情的影響卻在別的地方發酵。


我原本計劃工作的肉廠,受疫情的影響,出口額大幅減少,工廠關閉了一個小的羊肉屠宰場,裁減了部分臨時員工。我在肉廠等待了三週之後,都沒有等到正式開工的通知。


三、疫情蔓延,澳大利亞 “封國”


疫情打破了我的計劃。


離開肉廠之後,我又重新開始找工作。最後選擇了一家維州北部的農場。這次,我需要穿越大半個維州,途中又需要到墨爾本轉車,我繼續選擇了戴上口罩出行。


經過7個小時的輾轉之後,我抵達了維州北部山區的一個小鎮,在一家農場從事採摘工作。在這個時候,我和同行的朋友感嘆,做什麼工作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找到一個偏僻的地方,有一份工作讓自己留下來,躲避疫情,一切以安全為重。


看著宿舍外面的藍天、綠樹、小河,陽光曬在臉上,我因為四處奔波而懸著的心終於安定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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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宿舍營地景緻。

我又恢復了農場簡單而規律的生活,每天早上7點出門,4點下班。但現在下班之後,第一件事就是關注澳大利亞本土的疫情新聞了。


3月11日,我在墨爾本轉車的時候,澳大利亞的確診案例剛剛破百,128例。

3月12日,維州發現首例人傳人確診病例,澳大利亞確診病例總人數達到157人。接下來確診數字開始蹭蹭的往上漲,澳大利亞的確診人數從短短的100人到1000人只用了11天。


很快,農場的各項防控措施也出來了。


3月14日,農場的工作群裡開始發佈公告,如果任何人出現了發熱、咳嗽、呼吸困難或者任何類似流感的症狀都應立即上報,以及在過去14天有過海外旅行史的人都將被單獨隔離。


3月16日,星期一,維州宣佈宣佈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州內各項防控政策開始落地執行。


從當天起,農場要求每個人佩戴口罩,以及使用手消洗手;任何人禁止去大城市;農場的營地lock down,實行封閉式管理,任何不在此工作和住宿的人禁止進入;外場和內場兩個組別的員工開始分區域居住和生活,禁止共用食堂、洗漱間等,禁止跨組別的社交活動;宿舍從四人間變成每個房間最多隻能住兩人。同時,在週末抵達農場的6名新員工,則被要求住在外面隔離14天,才能搬進營地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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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廚房發放的洗手消毒液和口罩。

確診數字的飆升,以及政府各項管控措施升級都在表明,澳洲的疫情有爆發的趨勢。


3月19日,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突然“封國”,針對全球所有國家實施旅行禁令,所有非公民和永久居民不得進入澳大利亞,可以入境的人也必須進行14天隔離,禁令將於3月20日晚上9點生效。


繼聯邦政府“封國”之後,各州政府也陸續“封州”“封城”。所有酒吧、俱樂部和宗教禮拜堂等室內場所將關門歇業,餐館和咖啡館也將停止進店用餐的堂食服務。總理莫里森宣佈更嚴格的保持社交安全距離規定,他要求澳人取消所有非必要的旅行,尤其是國內的跨州旅行。


3月23日,我所在的鎮區報告了兩例確診案例,我也開始緊張起來。


農場防疫措施進一步升級,下發了防疫宣傳通知,主要是針對兩個方面,良好的衛生習慣和保持社交距離。在工作的每一個站點增設了洗手消毒點;避免朋友之間的握手;保持1.5-2米的社交距離或者每平米最多隻容納1一個人;減少去超市採購的次數;限制週末的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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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29日,我和同事去超市採購的食物,囤積了一些雞蛋、意大利麵和麵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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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26日,農場廚房,按照疫情新規定,一張桌子只能坐兩人。

營地的食堂和洗漱間都貼滿了COVID-19的防疫宣傳,食堂的餐廳開始劃分座位,每張桌子最多隻能坐兩人。


儘管如此,工作還得繼續。


農場的員工基本上是來自世界各國的打工度假和臨時工作籤持有者,大家說著不一樣的語言,各自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習俗也不同。根據澳大利亞移民局的統計,目前澳大利亞有11.8萬外國人持打工度假簽證。中國大陸每年分三批共發放5000個簽證名額,我拿到的是2019-2020財年的名額之一。


農場亞洲和歐洲的揹包客差不多各佔半數。來自中國大陸和臺灣、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方的亞裔人群對疫情普遍較為謹慎認真,大家在工作時候基本都帶了口罩。但對於來自意大利、英國等歐洲地區以及澳大利亞的白人來說,接受戴口罩的行為並沒那麼容易。在西方人的觀念裡,只有等到自己生病了,才需要佩戴口罩。而且不管是政府還是媒體的宣傳,更多的是強調多洗手和保持社交距離,而非強制要求戴口罩。事實上,市場上的口罩本身就夠供應緊張,強調人人戴口罩,勢必造成恐慌情緒和口罩供應的進一步短缺,而使得更需口罩的醫護人員和病患等人群沒法獲得足夠的防護,這也是政府考慮的現實因素之一。


農場裡有6個意大利同事,他們來自意大利北部的都靈、威尼斯、特倫特等地區,還有三個英國同事。意大利北部是意大利疫情的重災區,英國境內的情況也在變得很糟糕。他們其中有的家人也被感染了,他們也很擔心自己的家人朋友。我看到他們下班之後經常和家人視頻通話,關注自己國家的疫情。


意大利人性情開朗熱情,熱愛藝術和體育。就如大家在新聞裡看到的那樣,封城之後,意大利民眾紛紛在陽臺唱歌,就連警察也會有時候在大街小巷彈奏音樂慰藉民眾。


農場的意大利同事同樣有著樂觀積極的心態,他們經常開玩笑說,我們天天生活在一起,沒辦法完全隔離,戴口罩有什麼用,要感染一定會感染。這也代表了大部分歐洲白人的觀點。但對於自己身處的澳大利亞,他們覺得是安全的,至少暫時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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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農場營地,意大利同事和家人視頻通話。

3月30日,澳大利亞確診人數突破4000,達4250例。


農場再一次下發防疫宣傳單,警告了營地週末有人聚會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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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場發放的防疫宣傳單,更新疫情防控措施和衛生指南。

農場表示根據政府發佈的信息,只有四個理由可以出門:購買食物和用品,醫療,運動以及工作或教育,如果有人違法這些指示,他們將被當場處以個人罰款1652澳元和企業9913澳元的罰款。農場也聲明,如果有任何人不遵守社交距離以及參加社交聚會的人,將會被終止合同。


嚴厲的防控措施之下,歐洲揹包客們在去超市採購時開始帶上口罩,而澳洲本地白人也越來越多的人戴口罩出門,儘管這個比例還很小,但這是一個好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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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維州北部小鎮,部分當地白人佩戴口罩在超市門口排隊等待購物。

四、回國還是留守?打工者的艱難抉擇


澳大利亞疫情升級之下,回國還是留守,成了海外華人的一個重要選擇。


之前,我每天替國內家人、朋友擔憂,幫他們籌集物質,叮囑他們不要出門。現在,輪到家人和朋友擔憂我,他們問我口罩夠不夠用,要不要從國內寄送。我母親在2月的時候還認為我今年出國選擇對了,躲過了國內的疫情。現在她馬上改口,稱我就不應該出國,國外太危險了,最好早點買機票回國,現在國內最安全。


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亞疫情最新確診人數已經超過5000。回國難,留下來也難,這是當下大多數打工度假者的真實寫照。有人把今年的打工度假者稱作最慘的一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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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0日,維州北部農場,我佩戴口罩在農場採摘蘋果。

此前和我在肉廠等工的三位臺灣朋友,四處輾轉找工不順利,在其家人的催促下,選擇了倉惶回臺,在澳洲購買的越野車還留在當地的朋友家中待處置;


我在農場的一個廣州同事原本計劃3月底回國,在澳大利亞鎖國和中國縮減航班之後,機票被取消和延期了三次,回國成為未知數;


我此前在塔州的一位朋友,甚至遭到了白人房東的種族主義歧視。房東要求所有亞洲住客搬離他的房子,而且只留了一天的緩衝時間。警察上門協商,但卻因房東和房客之間沒有簽訂住房協議,沒法保障租房者的權益;


受疫情影響,澳大利亞的大量企業關門閉店,數十萬人失去工作。澳洲政府雖然出臺了各項財政支持措施,補貼企業和職工。但這些福利只覆蓋了本地居民和永居居民,持有臨時簽證者無法享受。對很多打工度假籤的人來說,目前面臨著十分艱難的處境,沒有工作,遭遇歧視,但卻面臨著同樣的房租和生活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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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0日,維州北部農場,意大利揹包客在休息時間聚在一起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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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26日,德文港,農場工人下班回家。

隔壁的鄰居新西蘭已經出臺了針對臨時打工簽證的延長政策,但澳大利亞的相關政策卻還沒完善,補貼也沒有覆蓋。因此澳大利亞的全球打工度假者正在網上發起了兩個請願,一,請求政府退稅、減稅;二、請求政府延長打工度假籤的有效期。


我也支持這種請願,希望為群體一起發聲,爭取自己的利益。


農場採摘季節將於5月結束,在目前的大環境下,我很難找到下一份工作,而且澳大利亞各州都實行了旅行禁令,我只能待在維州境內。目前,最大的願望就是希望疫情儘快控制下來,一切回到正常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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