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崇禎十四年（公元1641年），山東、河南、河北、浙江等地溫疫流行，患者甚多，甚至延及全國。
《明史》當中是這樣記載的，數省大疫，並且都是烈性傳染病，“瘟疫傳染，人死八九”。這裡“人死八九”的意思，就是十個人因為瘟疫而死的就有八九個。
《崇禎實錄》又記載：“京師大疫，死亡日以萬計。”可能因為當時的環境，沒有一個確切的記錄。
但這些官方記載也足以說明：當時的大瘟疫，情況非常的嚴重，北京城死亡人數之多，已經達到了“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殮者”。
一位化名為“花村看行侍者”的明代遺民他是這場1643年京師大瘟疫的親歷者，在他的回憶錄《花村談往》中，他舉了個 例子：
一名官員前一刻還和同僚喝茶打恭時，後一刻就“不起而殞”了；兩個人一前一後騎馬聊天，後面的人剛敘話幾句問前面那個人，卻發現這人已經“殞於馬鞍，手猶揚鞭奮起”；
從上述這些就可看出當時的疫情的嚴重與恐怖，再加上當時的旱災，蝗災，當時明朝的，真的是哀鴻遍野，十室九空，赤地千里。
在面對這些時侯，總有一些逆行而上的人們。他就是我們今天要說的主人公“吳又可”。就像我們今天的鐘南山院士與那些讓人敬重的白衣天使們。
創立了瘟疫學說和提出癘氣致病，
電影大明劫中吳又可形象
在電影《大明劫》中我們看到疫情之嚴重，影片中關於怎樣治療病人，吳又可和他的恩師趙川在內的
醫生們發生了爭執。吳又可提出了不同的見解——他認為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怪病。
但他師父在內的醫生都堅持說是傷寒，因此用傷寒法治療。他堅持自己的看法，並表示這裡是由他負責。
他一再的說明《傷寒論》是老方子，“這是祖宗傳下來的”，並貶斥吳又可，讓吳又可不能再進入軍營給士兵治病。
面對著新型病狀，舊辦法已經無法應對了，即使在不甘心，卻又無能為力，最後就是趙川自己也染上瘟疫……
古時儒家學說作為社會的主流思想，也在影響著中醫。人們被“天不變，道亦不變”等錯誤觀念禁錮著人們的思想。
中醫學術的保守思想，受儒家的思想影響較深。這也是阻礙中醫發展的原因之一。
著名醫家王肯堂批評指出：“知尊仲景書，而遺後賢續法者，好古之過也”。
可是，面對傳統和權威的牆壁，吳又可並沒有退縮。
他提出了“癘氣致病”他認為癘氣就像是空氣中的灰塵，並非沒有隻是我們看不見，你吸進去感染後，又呼出來別人又吸進去被感染，如此往復。在明朝的時候可以看到這些東西，不的不承認他的厲害。
在他之前人們認為所有的病都是因為六淫所致，先給大家說下這個何為六淫，它是風、寒、暑、溼、燥、火六種外感病邪的統稱。
宋·陳無擇《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卷二》，他說：“夫六淫者，寒暑燥溼風熱是也。”又說：“六淫，天之常氣，冒之則先自經絡流入，內合於臟腑，為外所因。”
而吳又可不僅提出了“疫癘之氣之說”，還從病因學方面將溫疫與一般外感病區別開來，並與傷寒病加以區分。吳氏突破了六氣致病的傳統觀點，提出了新的傳染病病原觀點。而這些，已被現代醫學、微生物學所證實，這也是他對溫病學的一大貢獻。
《諸病源候論》卷十：“人感乘戾之氣而生病，則病氣轉相染易，乃至滅門。”
在吳又可的潛心鑽研之下，寫出了《瘟疫論》在此書中提出了一套新的認識，強調這種病屬溫疫，非風非寒，非暑非溼，非六淫之邪外侵。
不論從病因、病機到診斷、治療均有區別，使其與傷寒病分開另論，為溫病學說的形成與發展作出了貢獻。
在我看來不管是中醫還是其他的東西，我們不能說老祖宗留下的東西不好，但是還要考慮當時的環境和現在還是有區別的。我們應該對其進行創新，不能墨守成規。因為不管是環境還是動物，病毒，還是我們自身都在潛移默化的變化著。
所以只有創新才能發展，才能讓我們更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