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今年GDP目标如何确定，已成为社会各界正在关注、研究的问题。
与一些学者建议调低GDP目标不同，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建议，采取“中央提要求，地方提指标”的办法，国家不提具体量化指标，可由省级政府提出。
他给出详细解释，这样做的好处是，既能使各省从各自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也能调动起各省的自主积极性。
此外，刘世锦还给出兼顾短期和中长期稳增长的其他建议。他认为稳增长的重点是稳消费，并建议发消费券要兼顾救助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他称目前多地政府发放的消费券，并非直接针对上述企业和人群，与救助初衷有一定距离。
他还提到，无论是短期还是中长期经济发展，都应该将着眼点转向释放结构性潜能，而非宏观刺激政策。都市圈和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结构性潜能，建议推出以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都市圈建设的一揽子改革发展计划。
今日（4月21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2020年宏观经济形势与改革走势座谈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刘世锦在会上阐述了上述观点。
2019年3月6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记者会，刘世锦回答记者提问。新华社 图
建议一：今年经济增长目标采取“中央提要求，地方提指标”
据悉，基于十八大提出2020年实现“两个翻番”的目标，市场普遍预计，要实现该目标需要今年GDP目标增速在6%左右。然而，疫情冲击之下，一季度GDP负增长，较去年同期的6.4%增速差距甚远。二季度经济仍难以恢复正常，这也意味着若想实现6%的目标，对下半年经济增速提出很高要求，难度颇大。
“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并适应这一个现实，即从常规增长模式转入相当长时期的‘战疫增长模式’。”刘世锦认为，“战疫增长模式”需要支付“战疫折扣成本”，总是要拿出部分资源去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经济难以开足马力运转，实现潜在增长率。
因此，他认为对今年增长目标的评估也要相应调整。他建议采取“相对增长率”的评估方法，用中国增长速度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比值或差值，评估中国经济的增长状况。以差值为例，2019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2.9%，中国是6.1%，相对增长率为3.2%；如果2020年世界增速为-2.5%，中国为3%，相对增长率就是5.5%，高于去年。
他认为，这种评估方法的一个好处是，不必过于拘泥于以往的增长目标，特别是避免用过度刺激办法去实现常规增长模式下制定的目标，而是在战疫增长模式背景下，科学务实地制定并实施增长目标。
他特别说明，所谓“相对增长率”是一种评估增长状况的方法，而不是可以直接采用的增长目标指标。
关于今年的增长目标指标，他建议采取“中央提要求，地方提指标”的办法。国家层面可以提出增长目标要求：稳增长、稳就业、稳民生，坚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不动摇等，而量化增长指标可由省级政府提出。
他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既能使各省从各自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也能调动起各省的自主积极性，还能引入地方竞争。为此，国家可建立各省发展状况全面评估和激励机制，有关支持性政策与各省发展状况挂钩。
建议二：发消费券兼顾救助企业和低收入人群
刘世锦认为，稳增长的重点是稳消费。他列出一组数据，2008年支出法GDP增量中，投资所占比重为62.8%，消费比重为42.5%。到了2019年，支出法GDP增量中，投资比重已经降为17.2%，消费比重则上升到66.9%，居民消费比重为49.5%。这组数据表明，现阶段要稳增长，首先和重点是稳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
为了稳消费，刘世锦强调重点应该照顾低收入人群和中小微企业。他建议对受困企业员工发放工资补贴，或用消费券的办法兼顾救助企业和救助低收入人群。
他认为，具体是直接发放货币补贴还是发放消费券，还可以讨论。但都要注意三点：一确实补助到低收入人群；二尽可能多地去消费；三不能走形式，下毛毛雨，要有适当大的量，比如达到低收入人群一个月的收入或消费水平。
而对于近期多地政府发消费券的行为，他认为通常是普遍或抽签式发放，并非直接针对困难的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与救助初衷有一定距离。
为此，他建议对低收入人群的直接补贴可与救助企业结合起来。对受困企业中一定收入水平之下的员工，由政府发放一定数量的工资货币补贴或无过多限制的消费券，以帮助企业稳定员工队伍。从而既能较好解决低收入人群识别问题，又能把稳企业、稳就业、扩消费、降成本几件事情结合起来，使政策更好地发挥作用。
此外，他还认为，要给第二波冲击下的外贸受困企业留下足够弹药。第二波冲击刚刚开始，峰值和尾部在什么地方还看不清楚。出口企业是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和竞争力的一个部分，如果这部分企业倒下，对中国经济的伤害难以估量，因此要把救助资源的大头放在这个领域。
建议三：推出以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都市圈建设的一揽子改革发展计划
刘世锦认为，对现阶段的中国经济，不论是短期内应对疫情冲击稳增长，还是未来一个时期保持中速增长，着眼点、立足点都应转到释放结构性潜能，而非宏观刺激政策。
而都市圈和城市群就是刘世锦所说的中国经济最大结构性潜能。他认为，今后五到十年，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风口”。
他解释，所谓都市圈，在空间形态上，就是在一小时通勤圈，或已有核心城市周边50-70公里左右范围内（不同地理环境有较大弹性），发展起一批小镇或若干小城，相互连接后形成新的城市网络体系。
从增长动能角度看，小镇小城要新建改建大量居民住宅、公共基础设施，小镇小城之间要用轨道交通等连接，产业聚集的小镇小城也要有新的产业投资，这些不仅可以带动消费，也可带动大量投资。
他初步估算，今后十年，都市圈建设每年能够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至少0.5到1个百分点的增长动能，不仅为应对疫情冲击，更是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对于近期热炒的“新基建”概念，他认为从体量上说，基建投资的主体还是所谓的老基建。“其实，不论老基建还是新基建，投对地方都是好基建。投到都市圈，出错的概率不大。”
都市圈建设面临不少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政策方面的阻力与约束。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刘世锦认为这份文件对解决都市圈建设面临的诸多体制机制政策问题恰逢其时，切中要害。“这也再次说明，实质性深化改革是最好的刺激政策。”
他建议，以落实中央文件为契机，推出以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都市圈建设的一揽子改革发展计划。重点在人口持续流入、发展潜能大的大城市或城市群，加快制定或修订都市圈建设规划，并尽早公布，起到提振信心、稳定预期的作用。
一揽子计划还包括，开工建设一批前期准备充分的都市圈轨道交通、通信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制定规划，并着手分期建设主要面向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村进城人口的安居房工程；推动农地入市、宅基地流转，选择若干小镇，开展核心城市老龄人口下乡养老社区建设试点；调整户籍政策和其他人口流动管理政策，为外来人口在都市圈小镇小城安居乐业、就业创业营造有利环境；可选择粤港澳大湾区和若干发展潜力大的省会城市作为都市圈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率先突破，取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南都记者 林方舟 发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