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國時期，吳越開國君主錢鏐之霸業主要依靠的武力是早年的八都軍將和後來收編的“武勇都”悍軍。但是，在後來的軍政格局變換中，屢屢發生軍將兵變之事，早在天覆二年（902年），武勇都兵變，亂軍圍杭州，吳越危如累卵；天祐元年（904年），衢州陳璋兵變，叛軍佔據睦、衢、婺、處、溫五州。雖然這些叛亂最終都被錢鏐平定，但造成的衝擊不可低估。
出於權力安全性的考慮，錢鏐開始有意識地注重將兵權付諸錢氏子孫。在與淮南楊行密等勢力的戰爭中，錢鏐從弟錢銶、錢鎰、錢鋸、弟錢鏢，其子王子錢元璙、錢元瓘、錢元瑛、錢元球等皆掌兵權。吳越建國之後，錢鏐更是以錢氏宗室鎮守各州，以杭、越為中心，及其周邊諸州皆由宗室鎮治。
唐末以來，很多割據一方的梟雄都遭遇過父子兄弟相殘互戮的悲劇，朱溫死後的朱氏兄弟、劉仁恭劉守光父子、閩國王氏皆是此類，錢鏐深感家族內部如果“自相魚肉”，就會“子孫遂皆絕種”。故而，錢鏐在世期間非常重視培養宗室兄弟之間的友善關係，令其“兄弟相同，上下和睦”，並於《遺訓》中說“倘子孫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便是壞我家風，須當鳴鼓而攻”。
《十國春秋》記載，錢鏐共有三十八子，但見諸史冊的只有三十五人，繼承其基業的是第七子錢元瓘。早在後唐同光二年（924年），錢元瓘就被任命為兩浙觀察留後，成為事實上的王位接班人。兩年後，錢鏐染疾，命錢元瓘監國。長興三年(932年)，錢鏐彌留之際，曾召諸將議立嗣王，諸將皆曰：“元瓘從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錢元瓘嗣位不僅得到軍中諸將擁戴，錢氏宗室也都贊同，就連戰功更為卓著的六子錢元璙也稱錢元“功德高茂”，是王位不二人選。
如果僅從表象看，錢元瓘繼位風平浪靜，諸子也確實兄友弟恭。但是，錢鏐死後，這些鎮守要鎮的錢氏諸子便繞開杭州政權，直接向中原朝廷納貢。《冊府元龜·帝王部·納貢獻》清泰二年條記載：“靜海軍節度使錢元瓘、中吳軍錢元璙，各貢銀、綾羅器物等”。是年九月，鎮守明州的錢元珦也貢“銀、綾、絹各五千兩、匹，錦綺五百，連金花食器二千兩，金稜秘色瓷器二百事”。分別朝貢，隱然有與杭州分立的意思，可見兄友弟恭的表象背後也是暗潮湧動。
錢鏐畫像
後晉天福二年（937年）三月，土客馬步都指揮使錢元球被指控在內牙軍中擴充勢力，“恃恩驕橫，增置兵仗”，還說錢元球“遣親信禱神，求主吳越”，還以蠟丸書與錢元珦密謀造反。這些指控，其實並無真憑實據，皆為“銅官廟吏”、“諸將吏”、“左右”等人檢舉，可謂風聞定罪。錢元球手握“內牙軍”兵權，對國都杭州至關重要，錢元瓘“使人諷元球請輸兵仗，出判溫州，元球不從”，妨礙了錢氏王權對軍權的控制。明州刺史錢元珦則是因其“虐政”而聲名狼藉，且“驕縱不法，每請事於王府不獲，輒上書悖慢”，藐視杭州王權。
對於這二人，錢元瓘下手果斷。後唐長興三年（933年），即將錢元珦從明州召至杭州，“幽於別第”。四年之後，即天福二年（937年），就以錢元球進宮之時“有刃懷袖”，且與錢元珦共謀造反為罪名，將二人處死。
非常值得稱道的是，錢鏐雖然是底層行伍出身，但卻愛讀書，即便是在“群英爭逐，橫槊馬上，何暇議文墨”的軍旅時期，仍然是“喜作正書，好吟詠"。武肅王雖不是文人，但在其致夫人書中一句“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足以“豔稱千古”。吳越王位坐穩之後，錢鏐表現出明顯的“由武轉文”的跡象，“稍暇則命諸子孫諷誦詩賦，或以所制詩賜丞相將吏”。在錢鏐倡導下，吳越第二代宗室多數是文武兼備的人才。嗣位的錢元瓘“好儒學，善為詩”，“置擇賢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按照儒學價值觀選拔士人為官。
錢鏐確定了對中原王朝的“事大”政策，在遺訓中也囑咐錢元瓘“凡中國之君，雖易異姓，宜善事之”。在繼位之初，錢元瓘曾經取消了吳越國的王國體制，降格至一般藩鎮，並革除吳越年號。後唐長興四年（933年）七月，後唐賜封錢元瓘為吳王。清泰元年（934年），後唐封錢元瓘為吳越王。後晉天福二年（937年）四月，錢元瓘恢復吳越王國體制，復設文武百官。十一月十九日，後晉高祖石敬瑭下詔，加任錢元瓘為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為吳越國王。對於中原王朝，錢元瓘始終恭敬有加，“每陳貢輸，常逾萬億”。錢元瓘的“事大”甚至擴展至宿敵鄰國，在中原唐晉交替之時，錢元瓘一面向後晉稱臣，另一面竟然遣使勸進楊吳權臣李昪，“謂人望以歸”，勸進稱帝。李昪稱帝時，錢元瓘即遣左衛上將軍沈韜文“如唐賀南郊”。如此這般，不過是為了吳越有一個安全穩定的國際環境。
然而，錢元瓘同樣有很多專制帝王一樣的缺陷，這位“臨戎十五年，決事神速，為軍民所附”的君王，“性尤奢僣，好治宮室，甚於其父”，故而遺禍不小。後晉天福六年（941年）八月，錢元瓘病逝，時年五十五歲，諡號文穆王。
錢元瓘畫像
錢元瓘死後，王位是由其年僅13歲的兒子錢弘佐繼承。當時吳越國“帑藏因回祿之初，將校兢陸梁之志”，府庫空虛，將校萊鶩不馴，王位並不穩固。據《吳越備史》記載，在天福二年（937年）時，錢元瓘就曾立其年方11歲的第五子錢弘僔為世子。但是，錢弘僔很快早夭，錢元瓘又於天福五年（940年），封錢弘佐為鎮海、鎮東兩鎮節度副使、內衙諸軍都指揮使，成為吳越國王繼承人。
錢元瓘臨終之際，將幼主錢弘佐託付給了內都監章德安。錢元瓘尚有主少國疑的擔憂，對章德安說：“弘佐尚少，當擇宗人長者立之。”但章德安卻說：“弘佐雖少，群下伏其英敏，願王勿以為念。”然而，錢弘佐剛剛繼位不久，就發生了錢氏宗室內部衝突事件。
錢元瓘剛死不久，就有所謂有人密告內牙指揮使戴惲謀立錢元瓘三子錢弘侑為王的事情。掌握輔政大權的章德安秘不發喪，待到戴惲入府之時，迅速將其擒殺，而後擁錢弘佐即位，並貶錢弘侑為庶人，幽禁於明州。這起所謂的謀反案件，充滿了疑點，沒有任何實錘，僅憑密告就誅殺重臣，幽禁宗王。
如果瞭解錢弘侑的身份及其與戴惲的關係，似乎就不難理解了。錢弘侑並非錢家骨肉，而是錢元瓘的養子，本姓孫。戴惲早年即為錢元瓘所親信，“悉以軍事委之”，其妻子又是錢弘侑的乳母。兩人關係既親近，又都掌握兵權，即便沒有謀反之意，也會是錢弘佐王權的潛在威脅。
所以，章德安出手對付錢弘侑、戴惲二人，純粹是一種捍衛錢氏王權的先發制人打擊。年輕的錢弘佐即位之初，並不能真正控制權力，雖然大賜諸軍，“軍中言賜與不均，舉仗不受，諸將不能制”。最後還是由八都舊將出身的丞相曹弘達出面曉喻，才將心懷不滿的內牙諸軍安撫下去。
即位第二年，錢弘佐對內牙軍的領導機構進行了調整，以內衙指揮使章德安、李文慶為內衙左右都監使，以都指揮使闞璠、胡進思為內衙左右統軍使。但是，年輕的君主未能駕馭好這些悍將，闞璠一人獨攬大權，將章德安貶往處州，李文慶貶往睦州，“與右統軍使胡進思益專橫”，錢弘佐幾成傀儡。
錢弘佐
原本可以拱衛王權的錢氏諸王當時多已凋謝，譬如聲望高著、手握重兵的中吳節度使錢元璙於天福七年（942年）三月病逝。錢鏐時代的丞相曹弘達、皮光業、沈裕也相繼去世，杭州兵權完全掌握在內牙悍將手中，錢弘佐確實無可奈何。
錢弘佐到底還是有幾分手腕的。開運二年(945年)十二月，錢弘佐拉攏闞璠同黨內牙右統軍使胡進思、內都監使程昭悅，誅殺了左統軍使闞璠和內都監使杜昭達。誅殺二人的理由是他們企圖謀立錢仁俊為王，錢仁俊是錢元瓘的侄子，後來過繼為子，算是錢弘佐的兄長。錢仁俊的母親是杜昭達的姑姑，而他本人也是名義上內牙軍的最高統帥內外馬步都統軍使，與闞璠等人算是一條線上的人。不過，錢仁俊並無謀反之心，無端捲入只是因為錢弘佐要翦除權臣。事後，錢仁俊被幽禁於東府越州。
錢弘佐此時方顯帝王殺伐手段，殺闞璠、杜昭達，幽錢仁俊，誅放百餘人，同時被殺的還有四年前被放逐在外的錢弘侑。大誅殺之後，“國中皆畏恐”，此時的錢弘佐不過18歲。闞璠之獄後，錢弘佐才開始真正掌握大權，成為真正的吳越國王。
錢弘佐繼承了父祖定下的“尊奉中原”的對外立場，甚至超越了“華夷之辨”。在契丹南下滅後晉，一度可能君臨中原時，遠在浙江的吳越王國竟然奉遼朝正朔，改用遼太宗“會同”年號。當劉知遠的後漢政權穩定之後，錢弘佐又毫無遲疑地遣使朝貢，奉為正朔。
後漢天福十二年(947年)，年輕的錢弘佐意外病故，諡為忠獻王。因其子年幼，諸將擁立其弟錢弘倧繼位。錢弘倧與其兄長一樣，也遭遇了悍將擅權凌主的問題。那位曾經幫助錢弘佐除掉闞璠的內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與“性既嚴急”的新晉少主錢弘倧的矛盾越來越激化。
錢弘倧也想效法兄長，“欲奪其兵權而遠之，”剷除跋扈的軍頭，但卻過早地暴露意圖，致使“進思大懼”，“知倧將殺己”。胡進思決定先下手為強，““擁衛兵廢倧，囚於義和院，迎俶立之，遷倧於東府”。
吳越國版圖
胡進思所擁立錢弘俶當時是台州刺史，此人是一個“性謙和”之人，他同意即吳越王位的條件就是保全兄長錢弘倧的人身安全。錢弘俶治理吳越的方略，基本沿襲父兄既定路線，沒有多少變化，權臣胡進思在天福十五年（950年），也因年老體衰而交出了權柄。
錢弘俶是歷史上有名的“崇佛”君王，與南梁武帝蕭衍也相去不遠。如今杭州的淨慈寺和雷峰塔便是錢弘俶“崇佛”的歷史印記。錢弘俶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不僅重視高僧、廣建寺院，還效仿古印度阿育王的傳奇事蹟，製造了“八萬四千”座金屬小塔。這些小塔象徵著吳越國佛教的輝煌，還有一部分被送給日本和高麗，成為吳越這個東亞佛國海上文化外交的媒介。
錢弘俶繼承了吳越國尊奉中原大朝的政治傳統，不以中原王朝更替為意。後周取代後漢之後，錢弘俶對新朝也是稱臣順服，“常貢奉中國不絕”，他也被後周王朝冊封為吳越國王、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的稱臣不僅是停留在貢賦的獻納，而是用實際行動配合中原王朝的南進戰略。後周世宗柴榮發動征討南唐的淮南之役時，曾經“以詔諭弘俶，使出兵擊唐”。錢弘俶則““乃盡括國中丁民益兵”，派軍進攻南唐。
趙匡胤兵變奪位建宋，在改元之後就立即遣使宣諭吳越。錢弘俶自然稱臣納貢，還為避趙匡胤之父趙弘殷之諱，而改名錢俶。在趙匡胤即位的一年時間裡，趙宋多次遣使至吳越，而且頻繁賞賜，“自太祖革命，王有貢奉即加常數，太祖禮之亦異於常”。
趙宋異常之禮，只因為吳越在其兼併天下戰略中的佔據重要地位。趙宋若要南進，首先是要兼併當時雖已臣服，但仍然事實獨立的南唐政權。如果南唐不願“納土”歸順，便只有以戰爭解決，而與南唐有複雜矛盾的吳越便是天然盟友。
開寶七年(974年)五月，趙宋準備征伐南唐，以吳越王錢俶為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使，令其發吳越兵助攻。如果南唐滅亡，吳越事實獨立的地位勢必不保。吳越國丞相沈虎子反對出兵助宋滅南唐，他認為：“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
錢俶
錢俶並未採納沈虎子的建議，反而將其罷黜，“命通儒學士崔仁冀代之，總其兵要”。錢俶並非不懂唇亡齒寒之理，但是如果拒不出兵，宋朝大軍滅掉吳越也只是朝夕之間，事大主義可能還會有保全社稷的一線生機。
趙匡胤的算盤是“江南若下，俶敢不歸乎？”開寶九年(976年)正月，錢俶入開封朝覲。二月，到達汴京。吳越卑微的“事大”姿態，目的是為了保全事實獨立的割據政權地位。但是，趙宋要的兼併天下、郡縣諸國。昔日李煜早已對宋朝“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極盡君臣之禮”，但是終究逃不過滅國之命運。趙匡胤要的是“天下一家”，臥榻之側又豈能令他人酣睡呢？
為了求得偏安兩浙，在南唐滅國之後，錢俶更為殷勤地向趙宋貢獻求饒。貢物的次數由一年兩貢增至一年六貢，貢物數量由銀數千兩增至銀數萬兩，開寶九年一年之內的貢銀就高達36萬兩。為了向趙宋表示忠誠，錢俶甚至在太平興國二年（977年）五月，下令全境解除防禦，“凡禦敵之制悉除之，境內諸城有白露屋防城物亦令撤去”。
開寶九年的第一次入朝，宋廷群臣就有建議趙匡胤扣留錢俶，“而使之獻地”，但是趙匡胤認為時機未到。但是，在錢俶返回吳越之前，趙匡胤卻賜予密封有群臣要求扣留他的奏章，如此恩威並用，錢俶“益感懼”萬分。
兩年之後，就是宋太宗的太平興國三年（公元978 年），錢俶再次奉旨入朝。為了謀求離開汴京，錢俶“厚其貢奉以悅朝廷”，甚至乞求以“罷所封吳越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之職”為條件，而“求歸本道”，也未得到趙光義的應允。是年五月，吳越國獻所據兩浙十三州之地歸宋。
至此，前後共歷三世、五王，國祚八十四年的吳越王國終告落幕。相較於南唐亡國金陵城“死者相枕籍”之慘烈，錢氏吳越“納土歸宋”雖然有萬般無奈，但“不至血刃”，也是“有德於斯民甚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