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开国君主钱镠之霸业主要依靠的武力是早年的八都军将和后来收编的“武勇都”悍军。但是，在后来的军政格局变换中，屡屡发生军将兵变之事，早在天复二年（902年），武勇都兵变，乱军围杭州，吴越危如累卵；天祐元年（904年），衢州陈璋兵变，叛军占据睦、衢、婺、处、温五州。虽然这些叛乱最终都被钱镠平定，但造成的冲击不可低估。
出于权力安全性的考虑，钱镠开始有意识地注重将兵权付诸钱氏子孙。在与淮南杨行密等势力的战争中，钱镠从弟钱銶、钱镒、钱锯、弟钱镖，其子王子钱元璙、钱元瓘、钱元瑛、钱元球等皆掌兵权。吴越建国之后，钱镠更是以钱氏宗室镇守各州，以杭、越为中心，及其周边诸州皆由宗室镇治。
唐末以来，很多割据一方的枭雄都遭遇过父子兄弟相残互戮的悲剧，朱温死后的朱氏兄弟、刘仁恭刘守光父子、闽国王氏皆是此类，钱镠深感家族内部如果“自相鱼肉”，就会“子孙遂皆绝种”。故而，钱镠在世期间非常重视培养宗室兄弟之间的友善关系，令其“兄弟相同，上下和睦”，并于《遗训》中说“倘子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便是坏我家风，须当鸣鼓而攻”。
《十国春秋》记载，钱镠共有三十八子，但见诸史册的只有三十五人，继承其基业的是第七子钱元瓘。早在后唐同光二年（924年），钱元瓘就被任命为两浙观察留后，成为事实上的王位接班人。两年后，钱镠染疾，命钱元瓘监国。长兴三年(932年)，钱镠弥留之际，曾召诸将议立嗣王，诸将皆曰：“元瓘从王征伐最有功，诸子莫及，请立之。”钱元瓘嗣位不仅得到军中诸将拥戴，钱氏宗室也都赞同，就连战功更为卓著的六子钱元璙也称钱元“功德高茂”，是王位不二人选。
如果仅从表象看，钱元瓘继位风平浪静，诸子也确实兄友弟恭。但是，钱镠死后，这些镇守要镇的钱氏诸子便绕开杭州政权，直接向中原朝廷纳贡。《册府元龟·帝王部·纳贡献》清泰二年条记载：“静海军节度使钱元瓘、中吴军钱元璙，各贡银、绫罗器物等”。是年九月，镇守明州的钱元珦也贡“银、绫、绢各五千两、匹，锦绮五百，连金花食器二千两，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分别朝贡，隐然有与杭州分立的意思，可见兄友弟恭的表象背后也是暗潮涌动。
钱镠画像
后晋天福二年（937年）三月，土客马步都指挥使钱元球被指控在内牙军中扩充势力，“恃恩骄横，增置兵仗”，还说钱元球“遣亲信祷神，求主吴越”，还以蜡丸书与钱元珦密谋造反。这些指控，其实并无真凭实据，皆为“铜官庙吏”、“诸将吏”、“左右”等人检举，可谓风闻定罪。钱元球手握“内牙军”兵权，对国都杭州至关重要，钱元瓘“使人讽元球请输兵仗，出判温州，元球不从”，妨碍了钱氏王权对军权的控制。明州刺史钱元珦则是因其“虐政”而声名狼藉，且“骄纵不法，每请事于王府不获，辄上书悖慢”，藐视杭州王权。
对于这二人，钱元瓘下手果断。后唐长兴三年（933年），即将钱元珦从明州召至杭州，“幽于别第”。四年之后，即天福二年（937年），就以钱元球进宫之时“有刃怀袖”，且与钱元珦共谋造反为罪名，将二人处死。
非常值得称道的是，钱镠虽然是底层行伍出身，但却爱读书，即便是在“群英争逐，横槊马上，何暇议文墨”的军旅时期，仍然是“喜作正书，好吟咏"。武肃王虽不是文人，但在其致夫人书中一句“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足以“艳称千古”。吴越王位坐稳之后，钱镠表现出明显的“由武转文”的迹象，“稍暇则命诸子孙讽诵诗赋，或以所制诗赐丞相将吏”。在钱镠倡导下，吴越第二代宗室多数是文武兼备的人才。嗣位的钱元瓘“好儒学，善为诗”，“置择贤院，选吴中文士录用之”，按照儒学价值观选拔士人为官。
钱镠确定了对中原王朝的“事大”政策，在遗训中也嘱咐钱元瓘“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在继位之初，钱元瓘曾经取消了吴越国的王国体制，降格至一般藩镇，并革除吴越年号。后唐长兴四年（933年）七月，后唐赐封钱元瓘为吴王。清泰元年（934年），后唐封钱元瓘为吴越王。后晋天福二年（937年）四月，钱元瓘恢复吴越王国体制，复设文武百官。十一月十九日，后晋高祖石敬瑭下诏，加任钱元瓘为天下兵马副元帅，进封为吴越国王。对于中原王朝，钱元瓘始终恭敬有加，“每陈贡输，常逾万亿”。钱元瓘的“事大”甚至扩展至宿敌邻国，在中原唐晋交替之时，钱元瓘一面向后晋称臣，另一面竟然遣使劝进杨吴权臣李昪，“谓人望以归”，劝进称帝。李昪称帝时，钱元瓘即遣左卫上将军沈韬文“如唐贺南郊”。如此这般，不过是为了吴越有一个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
然而，钱元瓘同样有很多专制帝王一样的缺陷，这位“临戎十五年，决事神速，为军民所附”的君王，“性尤奢僣，好治宫室，甚于其父”，故而遗祸不小。后晋天福六年（941年）八月，钱元瓘病逝，时年五十五岁，谥号文穆王。
钱元瓘画像
钱元瓘死后，王位是由其年仅13岁的儿子钱弘佐继承。当时吴越国“帑藏因回禄之初，将校兢陆梁之志”，府库空虚，将校莱鹜不驯，王位并不稳固。据《吴越备史》记载，在天福二年（937年）时，钱元瓘就曾立其年方11岁的第五子钱弘僔为世子。但是，钱弘僔很快早夭，钱元瓘又于天福五年（940年），封钱弘佐为镇海、镇东两镇节度副使、内衙诸军都指挥使，成为吴越国王继承人。
钱元瓘临终之际，将幼主钱弘佐托付给了内都监章德安。钱元瓘尚有主少国疑的担忧，对章德安说：“弘佐尚少，当择宗人长者立之。”但章德安却说：“弘佐虽少，群下伏其英敏，愿王勿以为念。”然而，钱弘佐刚刚继位不久，就发生了钱氏宗室内部冲突事件。
钱元瓘刚死不久，就有所谓有人密告内牙指挥使戴恽谋立钱元瓘三子钱弘侑为王的事情。掌握辅政大权的章德安秘不发丧，待到戴恽入府之时，迅速将其擒杀，而后拥钱弘佐即位，并贬钱弘侑为庶人，幽禁于明州。这起所谓的谋反案件，充满了疑点，没有任何实锤，仅凭密告就诛杀重臣，幽禁宗王。
如果了解钱弘侑的身份及其与戴恽的关系，似乎就不难理解了。钱弘侑并非钱家骨肉，而是钱元瓘的养子，本姓孙。戴恽早年即为钱元瓘所亲信，“悉以军事委之”，其妻子又是钱弘侑的乳母。两人关系既亲近，又都掌握兵权，即便没有谋反之意，也会是钱弘佐王权的潜在威胁。
所以，章德安出手对付钱弘侑、戴恽二人，纯粹是一种捍卫钱氏王权的先发制人打击。年轻的钱弘佐即位之初，并不能真正控制权力，虽然大赐诸军，“军中言赐与不均，举仗不受，诸将不能制”。最后还是由八都旧将出身的丞相曹弘达出面晓喻，才将心怀不满的内牙诸军安抚下去。
即位第二年，钱弘佐对内牙军的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以内衙指挥使章德安、李文庆为内衙左右都监使，以都指挥使阚璠、胡进思为内衙左右统军使。但是，年轻的君主未能驾驭好这些悍将，阚璠一人独揽大权，将章德安贬往处州，李文庆贬往睦州，“与右统军使胡进思益专横”，钱弘佐几成傀儡。
钱弘佐
原本可以拱卫王权的钱氏诸王当时多已凋谢，譬如声望高著、手握重兵的中吴节度使钱元璙于天福七年（942年）三月病逝。钱镠时代的丞相曹弘达、皮光业、沈裕也相继去世，杭州兵权完全掌握在内牙悍将手中，钱弘佐确实无可奈何。
钱弘佐到底还是有几分手腕的。开运二年(945年)十二月，钱弘佐拉拢阚璠同党内牙右统军使胡进思、内都监使程昭悦，诛杀了左统军使阚璠和内都监使杜昭达。诛杀二人的理由是他们企图谋立钱仁俊为王，钱仁俊是钱元瓘的侄子，后来过继为子，算是钱弘佐的兄长。钱仁俊的母亲是杜昭达的姑姑，而他本人也是名义上内牙军的最高统帅内外马步都统军使，与阚璠等人算是一条线上的人。不过，钱仁俊并无谋反之心，无端卷入只是因为钱弘佐要翦除权臣。事后，钱仁俊被幽禁于东府越州。
钱弘佐此时方显帝王杀伐手段，杀阚璠、杜昭达，幽钱仁俊，诛放百余人，同时被杀的还有四年前被放逐在外的钱弘侑。大诛杀之后，“国中皆畏恐”，此时的钱弘佐不过18岁。阚璠之狱后，钱弘佐才开始真正掌握大权，成为真正的吴越国王。
钱弘佐继承了父祖定下的“尊奉中原”的对外立场，甚至超越了“华夷之辨”。在契丹南下灭后晋，一度可能君临中原时，远在浙江的吴越王国竟然奉辽朝正朔，改用辽太宗“会同”年号。当刘知远的后汉政权稳定之后，钱弘佐又毫无迟疑地遣使朝贡，奉为正朔。
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年)，年轻的钱弘佐意外病故，谥为忠献王。因其子年幼，诸将拥立其弟钱弘倧继位。钱弘倧与其兄长一样，也遭遇了悍将擅权凌主的问题。那位曾经帮助钱弘佐除掉阚璠的内统军使胡进思“恃迎立功干预政事”，与“性既严急”的新晋少主钱弘倧的矛盾越来越激化。
钱弘倧也想效法兄长，“欲夺其兵权而远之，”铲除跋扈的军头，但却过早地暴露意图，致使“进思大惧”，“知倧将杀己”。胡进思决定先下手为强，““拥卫兵废倧，囚于义和院，迎俶立之，迁倧于东府”。
吴越国版图
胡进思所拥立钱弘俶当时是台州刺史，此人是一个“性谦和”之人，他同意即吴越王位的条件就是保全兄长钱弘倧的人身安全。钱弘俶治理吴越的方略，基本沿袭父兄既定路线，没有多少变化，权臣胡进思在天福十五年（950年），也因年老体衰而交出了权柄。
钱弘俶是历史上有名的“崇佛”君王，与南梁武帝萧衍也相去不远。如今杭州的净慈寺和雷峰塔便是钱弘俶“崇佛”的历史印记。钱弘俶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不仅重视高僧、广建寺院，还效仿古印度阿育王的传奇事迹，制造了“八万四千”座金属小塔。这些小塔象征着吴越国佛教的辉煌，还有一部分被送给日本和高丽，成为吴越这个东亚佛国海上文化外交的媒介。
钱弘俶继承了吴越国尊奉中原大朝的政治传统，不以中原王朝更替为意。后周取代后汉之后，钱弘俶对新朝也是称臣顺服，“常贡奉中国不绝”，他也被后周王朝册封为吴越国王、天下兵马都元帅。吴越的称臣不仅是停留在贡赋的献纳，而是用实际行动配合中原王朝的南进战略。后周世宗柴荣发动征讨南唐的淮南之役时，曾经“以诏谕弘俶，使出兵击唐”。钱弘俶则““乃尽括国中丁民益兵”，派军进攻南唐。
赵匡胤兵变夺位建宋，在改元之后就立即遣使宣谕吴越。钱弘俶自然称臣纳贡，还为避赵匡胤之父赵弘殷之讳，而改名钱俶。在赵匡胤即位的一年时间里，赵宋多次遣使至吴越，而且频繁赏赐，“自太祖革命，王有贡奉即加常数，太祖礼之亦异于常”。
赵宋异常之礼，只因为吴越在其兼并天下战略中的占据重要地位。赵宋若要南进，首先是要兼并当时虽已臣服，但仍然事实独立的南唐政权。如果南唐不愿“纳土”归顺，便只有以战争解决，而与南唐有复杂矛盾的吴越便是天然盟友。
开宝七年(974年)五月，赵宋准备征伐南唐，以吴越王钱俶为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令其发吴越兵助攻。如果南唐灭亡，吴越事实独立的地位势必不保。吴越国丞相沈虎子反对出兵助宋灭南唐，他认为：“江南，国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将何以卫社稷乎？”
钱俶
钱俶并未采纳沈虎子的建议，反而将其罢黜，“命通儒学士崔仁冀代之，总其兵要”。钱俶并非不懂唇亡齿寒之理，但是如果拒不出兵，宋朝大军灭掉吴越也只是朝夕之间，事大主义可能还会有保全社稷的一线生机。
赵匡胤的算盘是“江南若下，俶敢不归乎？”开宝九年(976年)正月，钱俶入开封朝觐。二月，到达汴京。吴越卑微的“事大”姿态，目的是为了保全事实独立的割据政权地位。但是，赵宋要的兼并天下、郡县诸国。昔日李煜早已对宋朝“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极尽君臣之礼”，但是终究逃不过灭国之命运。赵匡胤要的是“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又岂能令他人酣睡呢？
为了求得偏安两浙，在南唐灭国之后，钱俶更为殷勤地向赵宋贡献求饶。贡物的次数由一年两贡增至一年六贡，贡物数量由银数千两增至银数万两，开宝九年一年之内的贡银就高达36万两。为了向赵宋表示忠诚，钱俶甚至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五月，下令全境解除防御，“凡御敌之制悉除之，境内诸城有白露屋防城物亦令撤去”。
开宝九年的第一次入朝，宋廷群臣就有建议赵匡胤扣留钱俶，“而使之献地”，但是赵匡胤认为时机未到。但是，在钱俶返回吴越之前，赵匡胤却赐予密封有群臣要求扣留他的奏章，如此恩威并用，钱俶“益感惧”万分。
两年之后，就是宋太宗的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 年），钱俶再次奉旨入朝。为了谋求离开汴京，钱俶“厚其贡奉以悦朝廷”，甚至乞求以“罢所封吴越国及解天下兵马大元帅之职”为条件，而“求归本道”，也未得到赵光义的应允。是年五月，吴越国献所据两浙十三州之地归宋。
至此，前后共历三世、五王，国祚八十四年的吴越王国终告落幕。相较于南唐亡国金陵城“死者相枕籍”之惨烈，钱氏吴越“纳土归宋”虽然有万般无奈，但“不至血刃”，也是“有德于斯民甚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