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晚報·小時新聞首席記者 肖菁
杭州的星媽是個二寶媽，是某科技企業中層，這幾年過的都是為了趕上9點公司考勤，不得不6點起床疲於“戰鬥”的日子。這次疫情之後，她所在的公司實行“彈性工作制”，日子突然從容起來，員工的效率和創造力也提升了一大截。
圖片來自人民視覺網，行色匆匆的上班族
3月以來，浙江、江西、河北、安徽等多個省份政府發文，鼓勵、支持機關企事業單位實施每週2.5天彈性休息制度，亦即：4.5天彈性工作制。
作為中國最大的企業數字化平臺，釘釘統計顯示：疫情之後，大量企業拋棄“朝九晚五”，採用彈性工作制的企業在過去3個月間大漲4倍。從“管時間”變為“管結果”，我們的工作方式正在發生重大變革。
1】公司從9點打卡彈性至計算“當月工作總時長”
星媽是公司中層，兒子8歲，女兒4歲。雖然收入頗豐，但兼顧工作和家庭並不容易。
尤其是每天早上，6點起床做飯招呼孩子們再送上學，為了趕上每天上午9點之前的公司打卡，常常狼狽不堪。
星媽的真實生活，在職場人士中尤其是職業女性中有頗多共鳴。
員工只有生活從容不迫了，工作才能高效高產，“朝九晚五”打卡真的是必須的嗎？這個話題在公司人力資源協同會議上不止一次被提出。
真正觸發改變的是疫情。復工以後，先是70%的員工到辦公室上班，30%居家辦公；而後全員復工，公司開始嘗試彈性工作制，考勤不再設定具體打卡時間，只看當月工作總時長。
星媽說，彈性工作制是勞資雙方互相信任、管理者激發員工自驅力的產物。“我們公司規定，當月超出法定總時長的工作時間可以抵扣事假，這為員工時間管理提供了靈活性。但事實上，員工並不會斤斤計較於自己每月多幹了多少個小時，一切以工作目標為導向。”
業務和崗位性質決定彈性係數
當然，具體的考勤辦法因業務、崗位性質而不同。星媽所在的公司，總部600名員工採取彈性工作制，但是一線業務人員受崗位性質所限，仍無法實行高彈性考勤。
台州紅太陽車輛銷售公司也試行了彈性工作制。管理者陳夏良說：“需要多崗位現場協同的崗位，考勤規則得嚴格，確保所有人同時在場。那些可以單兵作戰的崗位，比如銷售和客服，上網、打電話也能工作，考勤沒必要太嚴，但也得通過制度設計，確保任何工作時間內都有一定量的人在場。”
2】彈性工作制企業3個月漲4倍
釘釘是中國最大的企業數字化平臺，超過1000萬家企業組織通過釘釘在線辦公或進行數字化管理。
來自釘釘方面的數據顯示，全國4月份採用彈性考勤的企業組織數相比於1月份大漲4倍。彈性工作制正得到越來越廣泛的認可。
釘釘彈性考勤設置頁面。
釘釘產品經理田卿向記者講述了幕後故事：“一直以來都有不少企業家向我們反映，有意實行彈性工作制，但沒有合適的管理工具，擔心一放就亂。於是去年，釘釘在考勤管理後臺增設了‘彈性打卡’選項，讓彈性工作制變得簡單可行。”
“釘釘倡導簡單、互信、高效、快樂的工作方式，因地制宜的彈性工作制正是這種工作理念的實現路徑之一。互聯網產品創新令工作的彈性係數變得明晰、可控。”田卿說。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係研究所所長吳清軍說：“傳統的彈性工作制主要指上下班工作時間的靈活安排，在互聯網等行業被廣泛採用。疫情期間情況特殊，彈性工作制的內涵被拓寬，除了工作時間，工作場所、工作內容和工作任務也都變得有彈性。”
吳清軍認為，在家辦公不再存在“加班”這回事，勞動者只需交付工作成果，管理者管控的標的從過程轉變為結果，以結果為導向。這種轉變也帶來了員工自我約束方面的問題，給企業管理提出新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