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外公陳望道先生《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發表100週年，當再一次回憶祖輩鑄就的輝煌往事、再一次邁入祖輩留下的故居、再一次面對祖輩的音容笑貌、再一次打開祖輩書寫的歷史篇章，無不深切地為之感動。
陳望道夫婦和作者1956年暑假在國福路51號院子裡
外公陳望道
外公出生在浙江義烏分水塘，十六歲時由父母包辦與我外婆張六妹結婚，生育了兩男兩女，兩男早夭，只剩下兩女，我是他次女陳次蓮的女兒。1949年下半年，外公將他弟弟陳伸道的兒子陳振新收為養子。
1919年5月，外公在日本留學，他從《朝日新聞》上得知北平發生抗議不平等條約的新文化運動，便毅然決然地中止了在日本的學業回國，來到“一師風潮”的發生地——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即現在的杭州高級中學）任國文教員。在三尺講臺上向學生們宣講新文化，支持學生創辦進步刊物，引導同學們追求新思想。
“一師風潮”使外公深刻認識到“不進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實施都是勞而無益的”，正當他苦苦尋找方向的時候，他收到了《民國日報》邵力子先生的來信，得知《星期評論》社的戴季陶先生要他翻譯《共產黨宣言》，接受任務的外公回到了老家分水塘，在一間簡陋的老房子裡，一盞油燈、一塊木板，外公帶著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刻理解和信仰，花了比平時多幾倍的時間和精力，潛心翻譯，以至於誤把墨汁當紅糖吃了都渾然不覺，外公的母親張翠婠思想開明，雖然不知道外公在做什麼，但是她相信自己的兒子，默默地支持兒子的工作，習總書記多次提到《真理的味道》的故事說的就是外公母子當時的場景。
幾個月後，《共產黨宣言》的中文全譯本出版了。成年後我才知道外公的這個譯本為中國革命帶來了巨大的影響，隨著它的誕生，“共產主義”來到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真理的火種從此點亮了這個古老的東方文明大國。毛澤東同志曾經對斯諾說，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是他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的第一本書，它影響和培育了無數先進分子投身革命，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思想理論基礎。1920年8月，外公與陳獨秀、李達、李漢俊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創始人之一。
外公說過，他對於共產主義的信仰是終身不變的。他雖然因與陳獨秀意見不合，負氣脫黨，但仍然積極為黨工作。參加了黨創辦的上海大學的工作，為黨培養幹部，積極參加了黨領導的左翼文化運動，在大學教學中支持學生運動。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早期開拓者，繼承了新文化運動的精神，提倡婦女解放和婚姻自由，反對封建專制，倡導白話文運動。他是偉大的教育家、語言學家。一生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達六十年，涉獵社會科學的多個領域，尤其對我國語文教育、修辭學、新聞學均有開創性的貢獻。新中國成立以後，他表達了願意回到黨內的願望。毛澤東說，陳望道願意什麼時候回來就什麼時候回來。1956年，陳望道又回到了黨內。他是復旦大學歷史上任期最長的校長，深知教育乃一國之本，他以追求真理的務實態度治學，併為復旦大學成為國內外一流大學作出了重大貢獻。
陳望道和作者女兒1966年暑假在上海國福路51號院子裡
外公和我丈夫不僅是祖孫關係，更因都愛讀書而成為一對忘年交。我丈夫喜歡與外公交流讀書心得，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無所不談，回回都收穫滿滿。記得外公曾經和他談到家鄉的教育時說：“鯉魚山交通不便，信息閉塞，孩子們每天都要走幾十裡山路翻山越嶺地去上學，清如就是這樣的。年輕時，我非常希望儘早地把這些山炸平，那樣村民和孩子們就不用那麼辛苦，也可以接觸到外面的新事物而不至於成為‘井底之蛙’。那時每回一次家，這樣的想法就強烈一次，村民們都笑我是痴人說夢”“我在外面接受教育，瞭解外面的世界，看到家鄉當時落後的教育面貌感觸良多，比如發現那時孩子看書不會斷句，不懂得標點符號，你聽過“無雞鴨亦可無魚肉亦可青菜一碟足矣”嗎？標點放的位置不一樣，意思完全不同，不懂得標點符號就無法正確領會文章和句子的含義。再比如，孩子們不懂得修辭，不懂得如何使用一些虛字，那樣就不會正確地表達他們的內心想法。我自己編一些‘教材’，一個個教一個個糾正，但是效率太低影響面太窄，這大概就是我日後致力於研究中國語言的最初動力吧”。
父親季鴻業
外公在對舊婚姻制度進行竭力批判的同時大力倡導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他認為“戀愛是道德觀的融合”“真正婚姻的結合，當然應該是直接的內心的結合。” 1921年6月21日，外公在前妻張六妹去世後給好友劉大白的一封信中寫道：“我近日的悲觀，大半是為吾妹因婚事夭死，你曉得我的淚是不肯輕易流洩的，這次我竟幾次啜泣呢，我滿身浸著我也在其中的婚姻制度的罪惡的悲觀。”正是基於以上的思想，外公對自己女兒的戀愛和婚姻都持非常開放的態度。
我的祖父季正欽和外公的父親陳君元兩家相隔不遠，交往密切，交情深厚，因此我的父母年幼時就互相認識，一起玩耍。1927年至1933年，母親陳次蓮隨外公去上海“立達學園”上學，父親季鴻業1930年底至1935年在上海政法學院預科和持志大學法律系學習，兩個年輕人異地重逢，共同的理想和價值觀使他們走到了一起，可是因為父親還有一個童養媳留下的女兒，所以外公家族裡的人都不同意這門婚事，只有外公力排眾議支持母親，1935年我的父母結婚了。
作者父親季鴻業
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日寇佔領了上海，大學畢業後在上海教書轉而做律師的父親不願當亡國奴，在岳父陳望道的支持下回到義烏積極參與抗日救亡運動。由於他們是從大城市歸來，很受鄉親們器重。尤其我父親，既有“傲人”的學歷，又是義烏名人陳望道的女婿，因此聲名遠播。不僅思想進步、贊成抗日的國民黨義烏縣縣長吳山民（後被撤職）看重他，中共義烏縣委的地下黨員也紛紛接近他。1942年5月21日前後，浦江、義烏、金華、蘭溪縣城先後被日寇攻陷，中共義烏縣委號召組織敵後武裝進行抗日。因當時正處於國共第二次合作時期，中共義烏縣委特別重視發揮民主人士的作用，黨領導的新四軍浙東縱隊金蕭支隊第八大隊即由金華縣的一個民主人士擔任隊長，吳山民和父親均為其中的主要領導骨幹，“八大隊”因抗日戰績卓著而得到人民群眾的廣泛擁護。父親在1943年9月至1944年3月期間任“八大隊”隊長，這支部隊的活動區域涉及金華、義烏、浦江和蘭溪四個縣。
抗戰期間，環境艱苦，母親不僅是父親生活上的伴侶，更是出生入死的親密戰友。因為同時還要照料孩子，母親更多的是為部隊做著後勤保障工作。由於日本鬼子喪心病狂，誰家住過游擊隊就燒誰家的房子，吳山民家就被日寇燒了三次，外公不願讓村民的房產被燒燬，於是他耗盡家產在鯉魚山村建造了一座和分水塘岳父家一個模式的“九間頭”房屋，取名“雙龍別墅”（目前該別墅已經被列為當地的歷史保護建築），供游擊隊員駐紮和休整。為了方便放哨、觀察敵情，特地在房子的東西兩頭各開了一扇大大的窗戶。
1945年抗戰勝利後，根據國共重慶談判達成的協議，“八大隊”隨新四軍從江南北撤到蘇魯根據地，父親奉命在原地堅持鬥爭，國民黨反動派到處抓捕共產黨和革命者，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父親和戰友們數度重建“八大隊”，恨得反動派到處張貼布告懸賞1000大洋捉拿季鴻業。
1948年父親加入中國共產黨，並被任命為浙贛線“路北縣政府”的縣長。全國解放後，他先後任蘭溪縣縣長、金華專署法院副院長、浙江省高院民庭庭長。
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母親帶著我和年幼的弟弟妹妹與敵周旋，堅持鬥爭，她無時無刻不牽掛著父親和戰友們的安危，為他們擔心，最終積勞成疾，在1950年10月2日撒手人寰，所有熟悉她的人都評價她“不愧是陳望道的女兒，季鴻業的知音、一個真正的革命者。父親曾經為母親寫下一首《為素楓、次蓮而作，調寄虞美人》：明知此味難消受，偏是愁人後，紅楓港下夠傷人，何苦還求蓮葉兩相親？將來春去年華走，痕跡徒然有。若將往事吊伊人，不過兩行血淚透衫衿！“字裡行間流露出他對母親的濃濃愛意。
1958年，父親被打成右派，回到老家務農，外公經常給父親去信，鼓勵他堅定信念，信上字跡工工整整，沒有一個潦草字：“雖然你現在覺得委屈，但是你還是應該相信組織、相信黨……”“聽說你自學中醫，不計報酬為山區人民治病，解除他們的痛苦，這是天大的善事，要堅持做下去……”父親能夠在那樣的年代，但始終堅持信仰，努力為老百姓服務，這是和外公的鼓勵分不開的。
1967年陳望道和作者夫婦及其兒子在上海國福路51號院客廳
外公陳望道很讚賞我的父母，尤其我的父親，他曾經多次對我和丈夫說：“我們這個家庭裡有兩個膽大的人，一個是季鴻業，有一次在山上，他看見一隻老虎剛進前洞口，就迅速跑到後洞口迎著老虎，趁著老虎張開大口撲向他的時候，說時遲那時快地朝著老虎喉嚨就是一槍。”外公實際更是誇讚父親敢於參戰打擊日本鬼子和反動派的英勇行為。另一個是蔡希陶。他是外婆蔡葵的弟弟，1932年深入人煙稀少的雲南原始森林中尋找植物標本，歷經千辛萬苦甚至冒著生命危險採集植物標本21000餘號，創建了中國第一個熱帶植物園，揭開了雲南“植物王國”的神秘面紗，為雲南植物學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多年前著名作家徐遲曾經專門為他寫過一篇報告文學《生命之樹常綠》。
言傳與身教
外公是1930年和蔡葵結婚的。蔡葵也是有學識的女性，畢業於南京金陵女子大學，1935年赴美留學，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和教育學碩士學位，是積極倡導婦女解放的社會活動家、教育家和翻譯家。她對我們視若己出，無微不至地關懷。在我母親去世、父親被打成右派的艱難時刻，是他們接濟我，用親情溫暖我的心，他們對我說：“你只管念好你的書，其他的事情交給我們……”，使我得以在他們的身邊健康成長，一直到大學畢業。
1963年陳望道、蔡葵夫婦在黃山休養
每當我在杭州上學臨近假期時，他們都會問我：“什麼時候放假啊？一放假就過來上海啊！”一開始我都照實說哪天放假，於是他們就會在那一天一直等著，如果日程有變，則會非常著急，生怕出什麼事。後來為了不讓他們擔心，我就故意把放假的日期往後說幾天，這樣每次我都會“提前”到達上海，給他們一個驚喜。
20多年，我幾乎每年的假期都會去上海外公家，文革期間更多一些日子在一起。生活在外公身邊，就有更多的機會去深入瞭解他。他一生敬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常說：“我要向他們學習，過家庭關、親戚關、朋友關，你們都要自力更生…… ”。那時外公有私人專用的轎車，外婆有時候出去辦點事想叫他順便帶一路，可常常是等外婆拿好東西趕出來時，他的車子早就開走了。
1957年的4、5月份，有一天我在杭一中的佈告欄裡看到“著名教育家陳望道先生將於x月x日來我校講學……”的通知，便找外婆確認，得知她“獲准”將隨外公一同前來後我非常高興，可是當那天到來時，卻左等右等不見他們夫婦的身影，我跑到校長室一問才知道那天早晨外婆突然生病，外公的那次講學取消了，我聽完當場就大哭了起來，校長這才知道原來我是陳望道的外孫女。
解放後，外公身居高位，卻從未為家人謀過一分私利，包括我們夫婦的大學畢業分配，學校根本不知道我有這樣一個外公。我和丈夫被分配到嘉興工作期間，外公常常寫信給我們，詢問我們的生活，更關心我們的思想。他在1968年5月9日的來信中說：“我向來關心國事、校事比關心家事為多，直到蔡先生病重乃至病死之後，家事無人管，才稍稍注意一點，但仍以關心國事、校事的態度關心家事。對於親戚朋友或自己家中的青年人也都當作接班人看待。希望他們超過自己，特別是希望他們在政治上、思想上超過自己。我對於他們的言行，往往只看其大節，而略其細目。對於細目，又往往著眼於他的好處方面。”
1957年，作者和外公陳望道在虹口公園
1971年，我丈夫帶隊下放到農村，他知道後立即來信：“知道銀生同志作為領導幹部帶頭下放農村，你倆的思想上都是通的，心情也都是愉快的，尤為高興。兩人驟分兩處，自需稍作安排，今寄上一點藉資彌補，請查收。希望銀生同志下去之後加強鍛鍊……”
外公曾在浙江第一師範（現在的杭州高級中學）任教，而我1954-1957年則在那裡上學，杭高不僅留下了外公當年追隨共產主義信仰的光輝足跡，也是我青春夢想啟航的所在，我在杭高的三度春秋是我世界觀、價值觀形成的重要時刻，它賦予我的除了知識和師生情誼，更有永遠的懷念。2019年，在杭高120週年校慶之際，我在這所對我有著特殊意義的母校設立了“望道獎學金”，學前輩精神，講前輩故事，希望年輕的學子們能從前輩的光榮與夢想中牢記苦難和輝煌的歷史歲月，用紅色的激情和脈動去擁抱我們的時代、事業和人生，將紅色基因融入到血液裡，並一直傳承下去。
作者2019年5月在杭高“望道獎學金”捐贈儀式上
外公陳望道、父親季鴻業用他們的一生給我們家族留下的寶貴財富，值得我們永遠珍藏！
欄目主編：王多
題圖來源：新華社
圖片編輯：徐佳敏
作者為陳望道先生外孫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