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族主義的兩種傳統就如美國性格中截然不同的兩面，決定了美國國家認同以及美國對外部世界的態度和所採取的政策。美國正是這樣一個將最現代與最保守的理念融為一體的國家。
美國民族主義的兩種理念是“正確”還是“錯誤”？讓我們一起跟隨英國阿納托爾·利文教授來尋找答案。
阿納托爾·利文教授的研究建立在美國過去和當代著名學者的著作之上，其中尤為值得一提的是那些通過對美國曆史和文化的剖析來理解麥卡錫主義和越南戰爭的那一代偉大的思想家，但遺憾的是，這些偉大思想家的作品除了在學術圈小範圍內流傳以外，當今絕大多數美國人對它們幾乎一無所知。
人們並不常用“民族主義”的視角來觀察美國政治和文化。絕大多數美國人將他們對國家的感情稱為“愛國主義”，或極端一點叫作“超級愛國主義”；如果訴諸意識形態，也可以稱作“美國主義”。國內外對美國的批評傾向於把注意力放在美國“帝國主義”這個名詞上。當今美國確實存在秉持帝國主義觀點和目標的重要社會力量，儘管他們影響力很大，但人數並不多。這些人主要活動在知識界、外交界和國家安全領域，特別是那些所謂的新保守主義者。
為了鼓舞更多的美國人支持他們的帝國主義計劃，宣傳“民族主義”往往是一個必要的手段。與傳統帝國主義時期的英國人和法國人不同，絕大部分美國人並不認為他們是帝國主義者，或者說美國擁有一個帝國。現在美國公眾對伊拉克戰爭普遍失望，要求從阿富汗撤軍的呼聲越來越高，這個現象表明，美國人民並沒有對維持一個“直接帝國”需要的長期付出和犧牲做好準備。事實上，小布什政府史無前例地將對外戰爭和減稅相結合的做法顯示，共和黨並沒有期望美國人民會為“美國帝國”做出犧牲。
當代美國文化對服兵役和自我犧牲持負面態度，但美國文化歷來包含了孤立主義的強大基因，這可以從2009年茶黨運動以及後來奧巴馬政府實施的政策中體現出來。當然，孤立主義是一種複雜現象，它不僅是一種單純想要從世界中抽身的慾望，儘管這種慾望毫無疑問存在，但它還有另外一面，那就是美國的大國沙文主義和救世主情結，具體表現就是相信美國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山巔之城”。這種信念往往與美國在國際事務中採取的單邊主義政策相吻合。孤立主義的這一面，使美國人形成這樣一種觀念：如果沒有其他辦法，不得不和那些令人噁心的、低劣的外國人打交道，美國就必須強勢掌控整個過程；在任何情況下，美國都不能受外部控制，也不必接受外部建議。
與歷史上的其他帝國不同，美國的民族認同基礎是對民主的堅持，也就是所謂的“美國信條”。儘管在國內實施的美國民主並不完善，對外宣傳常常言不由衷，民主的信念確實給美國人設定了底線，在對其他民族的直接控制方面不會走得太遠。因此，1945年以後的美國一直是一個“間接帝國”，這更像17世紀時荷蘭對東印度的控制，而非18世紀時英國對印度的統治。
但就大多數美國民眾而言，即使是“間接帝國”，也是被否定的對象。為了把自己的帝國主義計劃灌輸給美國民眾，小布什政府小心謹慎地對此進行了包裝：一方面聲稱這是傳播美國民主和自由價值觀的行善戰略；另一方面又聲稱這並不是在捍衛美國帝國，而是在捍衛美國本土的安全。
大部分美國民眾不僅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而且在他們認為美國有可能會遭到襲擊時就會表現得非常好戰，正如美國大革命時期軍旗上畫的響尾蛇發出的警示一樣：“千萬不要踩到我尾巴！”（這個口號被茶黨採用，儘管是作為個人反對政府的口號。）這種態度被美國當時的民族主義偶像——約翰·韋恩扮演的角色詮釋得淋漓盡致。在他最後一部電影《槍手》中，那位職業槍手的臨終獨白是：“我不能被冤枉，我不能遭受屈辱，我不願被別人指手畫腳。我不會對別人這樣，別人也不要對我這樣。”
如果作為表達個人驕傲、榮譽與自衛的方式，這些話確實讓人感到同情，甚至讓人欽佩。但是，有一句18世紀的諺語更能體現美國人的特點，即“把大衣拖在地上行走”。這句諺語的意思是，一個人故意把大衣拖在地上走路，這樣別人就可能踩到它，於是他就可以藉此挑起爭端，與人決鬥。當前，我們可以說美國的帝國主義者正在全世界找碴兒（拖著大衣走），美國民眾卻對此視而不見。帝國主義者就等著別人踩到他的“大衣”，然後燃起美國民眾“別惹我”的民族主義憤怒情緒。
美國的這種傳統還意味著，基於簡單、沒有方向和本能的孤立主義，茶黨的政治代表不可能比共和黨在國際事務中採取更加和平、更加多邊的合作方式。
美國民眾的這種思維方式主要是對外部世界一無所知造成的。共和黨的新保守主義外交專家們至今仍然奉行帝國主義和單邊主義。他們利用茶黨的沙文主義偏見，輕而易舉地操控華盛頓的茶黨代表們，以支持美國的全球戰略。
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就能夠理解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統計數據了。比如，絕大部分美國人認為他們國家有20%的預算是用作對外援助的，但事實上，真實的數字只有1%，是所有發達國家中最少的。這些數字正好讓一些國際上的批評家譴責美國是一個自私自利、沒有遠見的帝國主義霸權國家。但另一方面，很多美國人在國內和私人慈善事業上卻表現得非常慷慨大方，這種奇怪的、令人遺憾的對比說明，沙文主義式的民族主義甚至能夠摧毀最崇高的理想。
美國民族主義的兩個靈魂
與世界上其他民族主義一樣，美國的民族主義也有多面性。阿納托爾·利文教授並不試圖要面面俱到，他探討在形成美國民族主義的歷史過程中的兩個最重要因素，以及兩者之間複雜的關係。埃裡克·埃裡克松曾寫道：“每一個國家的性格都是由截然不同的兩面所構成的。”在本書中我將說明，這對描述美國而言，真是恰如其分。美國正是這樣一個將最現代與最保守的理念融為一體的發達國家。
正是這兩種截然相反的理念衝突，導致美國社會正在變得越來越兩極化。國會中的僵局已經影響了美國政府的工作效率，對美國經濟造成災難性後果。而這種衝突所反映的美國社會與文化態度的分裂是自越戰以來最為嚴重的。美國白人新教徒之所以投票給共和黨而非民主黨，只是由於兩黨在一兩個道德問題，如墮胎問題上有分歧。當涉及民族主義這個概念時，兩黨的差別就更大了。在2003年的一次民調中，稱自己“非常愛國”的共和黨人有71%，而民主黨人只有48%。而這次調查結果還反映了種族對政治忠誠度的影響，比如有65%的白人稱自己“非常愛國”，而黑人的比例只有38%。在美國商業界，對何為“犯罪”和“忠誠”的區別就更大了。
但事實上，正是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識形態決定了美國國家認同的總體性質，以及美國對外部世界的態度和所採取的政策。小布什政府正是這麼做的，它同時利用了兩種民族主義的話語方式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此外，阿納托爾·利文教授詳細說明美國民族主義的第一個主體理念，也就是所謂的“美國信條”，他稱之為美國民族主義的“正命題”，即美國國家和憲法的根本原則：民主、法治、個人信仰等一整套理念。正是這些原則形成了美國的公民民族主義，幫助美國融入了由世界其他民主國家共同組成的大家庭。其他民主國家也信奉相似的原則，但在美國，這些信條還有一個特殊的作用，就是將“千差萬別”的美國人聯繫在一起。正如“信條”這個詞所暗示的，這其中包含了意識形態和某種宗教狂熱的因素。
雖然美國人對民主的信仰本身是令人敬佩的，但美國人對現行憲法的盲目忠誠，正如茶黨所表現的那樣，成為一個阻礙社會進步的棘手問題，這部形成於18世紀晚期的美國憲法在多大程度上還能完全適用於21世紀的美國？當前，即使對現行憲法進行一些相對微小的修正（美國曆史上曾數次通過憲法修正案）竟然也已成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不僅是因為國會政治陷入了僵局，還由於大眾對美國憲法的宗教性狂熱。
形成美國民族主義的第二個因素，阿納托爾·利文教授稱之為美國民族主義的“反命題”，主要的根源是種族宗教原因。這種傳統也被稱為“傑克遜式民族主義”，是以美國總統安德魯·傑克遜的名字（1767—1845）命名的。因為與其他國家相比，美國的幅員極為遼闊，各地情況又千差萬別，在歷史進程中，這種民族主義在不斷演變，因此持這種民族主義的人立場也非常複雜。
與單一民族國家，如波蘭或泰國等不同，美國民族主義的傳統由許多不同的身份和感情因素組成，這其中有懷有本土主義情感的美國最早期的白人文化，也有獨特的南部白人文化，還有種族遊說團體的信念和計劃。美國高度多樣化的民族和公民認同感在茶黨成員的多樣化背景中也有所體現。
毫無疑問，美國這種本土主義特徵與美國信條和公民民族主義的原則是有區別的。雖然本土主義的許多特徵只是美國獨有的，其中最出名的是新教原教旨主義以及他們對美國憲法的宗教式狂熱信仰，但這種本土主義與世界更大範圍內的種族—宗教式的民族主義也有關聯。這種經久不衰的本土主義情感曾經在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中體現出來，即奧巴馬總統不是在美國出生的，不是美國公民，這種說法在共和黨人當中更為普遍。通常情況下，美國民族主義中的這一面是從屬於美國信條的公民民族主義的，這才是主導美國官方和政治文化的正確言論。但是，在國家面臨危機或衝突的時代，民族主義的另一面往往就浮出了水面。在美國和以色列的特殊關係中，我們可以看到種族—宗教因素起到了決定性作用，這對反恐戰爭將產生極其危險的嚴重後果。
1983年，美國新保守主義學派奠基人之一，歐文·克里斯托爾曾經寫過一段話，總結了為什麼美國政治文化中的主流應該被稱為“民族主義”而非“愛國主義”。他寫道：“愛國主義源於對國家歷史的熱愛；而民族主義源於對國家特殊偉大前景的期望……美國外交政策的目標必須跳出狹隘的‘國家安全’字眼，它應該由國家的使命感來定義，追求的是‘世界大國’的利益。”
克里斯托爾對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區分與另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肯尼思·米諾格對二者的區分相呼應。米諾格將愛國主義定義為一種保守的、希望保持國家原樣的情感，而民族主義則是對一種理念的忠誠，它對國家的概念是抽象的、不切實際的，往往伴隨著一種要承擔人類使命的信仰。換句話說，民族主義帶有某種革命的鋒芒。21世紀初的美國政治文化中當然帶有很強的愛國主義成分，是對美國國家制度和美國存在方式的一種特殊情感，但與此同時，它也帶有某種革命的成分，即拯救世界的救世主情結。
美國曆史學家和社會批評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1917—1970）曾經寫道：“瀰漫在美國政治文化中最顯著的一種傾向就是要進行‘道義上的十字軍東征’。如果不用常識和冷靜的態度對待這個傾向，對美國來說，早晚都會致命。”事實上，這一幕已經在我們這個時代上演了。伊拉克戰爭的悲慘後果已經使美國公眾清醒了，他們開始反思美國政策的正確性。當然，當初正是小布什政府這種救世主式的“十字軍東征”訴求把美國拖入伊拉克戰爭中。
如果米諾格和克里斯托爾對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區分是有效的，那我們必須承認，相較於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這個詞更適用於描述當前美國人對國家的情感。這種感情更像德國、意大利和俄羅斯等後起國家對現狀“不滿”的民族主義，與大英帝國那種滿足於現狀的愛國主義截然不同。
如果說美國民族主義的一面是激進的，因為它期待著“國家的未來，非凡的偉大”，那麼它的另一面也是激進的，因為它無時無刻不在回憶那個理想化的過去。這樣，美國文化中這兩面之間的矛盾將與日俱增。一方面，公民民族主義樂觀地相信，美國必然的偉大源於普世價值；另一方面，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或者與美國自己的過去相比，美國在很多方面卻都在衰落。事實上，美國的命運正在以驚人的速度發生變化，美國人對此感到深深的憂慮和迷茫，那種想回到輝煌過去的情感不可避免地得到加強。
這種“反命題”正是美國激進保守主義的核心特徵。共和黨右派，特別是天主教右派和茶黨等，口口聲聲要“奪回”美國，重建過去那個更加“古老、純潔”的美國社會。正如我們將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所要探討的，長期存在於美國文化和政治中的這種傾向正是許多美國人心中揮之不去的宗教式虔誠的體現。當然，這也一直是對美國社會、經濟、文化、宗教、民族和種族焦慮的體現。在2008年經濟衰退、中國崛起以及第一位黑人總統誕生後，這種呼聲再次響起。
過去，這種焦慮感主要是緣於“本土”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和蘇格蘭-愛爾蘭人已逐漸失去了對社會的掌控權，此外還有對階級關係的焦慮。在過去，階級焦慮體現在美國鄉村和小鎮與移民充斥的大城市的對立上。現在，這體現在美國傳統白人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日益惡化的經濟狀況上，這種惡化自20世紀70年代就已經開始，2008年以後呈加速變化的趨勢。
美國經濟、文化和人口結構近些年發生了巨大變化，大部分美國人都有一種深深的挫敗感，那種認為美國高高在上、無往不勝的觀念也遭到削弱。這一代美國人在國內的焦慮感外溢到對外部世界的態度中。2002年，64%的美國人認為“我們的生活方式必須得到保護，不能受外國影響”，而持這種觀點的英國人只有51%，法國只有53%。美國人持此觀點的比例介於西歐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如印度（76%），但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對於印度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而言，它們最怕的“外國影響”主要是指美國。
正是這種恐懼感使許多美國民族主義者變得憤世嫉俗、對外界充滿敵意，這恰恰與美國的外部形象或者自我描繪的形象截然相反，因為美國一直是以成功、開放、富裕與慷慨聞名於世。近年來，這一代美國人充滿挫敗感、極度仇外，他們將這種情緒發洩到國內外的“敵人”身上。
《美國的正確與錯誤》，作者: 阿納托爾·利文 ，譯者： 孫曉坤 ，中信出版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