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历史最前沿
明朝国祚从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开始至明思宗朱由检煤山自缢身亡终止经历了二百七十六年，是中国封建时期第一个由汉人组建的王朝。关于明朝亡国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人说是因为东林党误国，也有人说是明朝万历怠政，宦官混乱朝廷的政治，崇祯皇帝的固执己见等等。
这些大多是能够从很本上看到的影响明朝国运的存在。但是却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后期的明朝经济呈现连年财政赤字的状况。明朝税收系统是影响其财政最重要的因素，财政的混乱导致国家财政赤字连年剧增，入不敷出，要说原因这大多要归咎于朱元璋制定的国策。大明朝的灭亡，亡就亡在收税上的艰难以及赡养太多的无用之人。张居正曾发表自己对明亡的观点：
“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
一、明朝朝廷有多穷，私家就有多富。好心办坏事，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导致明朝的国穷私富
要说明朝国库到底有多么的贫穷，从李自成攻进北京皇城时在国库内只收缴十万两白银就可以看出来，十万两对一般人家来说算是个天文数字了，可对于历朝历代的国库来说却是九牛一毛，都没有一位大臣的私库多。崇祯皇帝是一个极为节俭的一位皇帝，自从他登基为帝以来一直都是省吃俭用，衣服坏了就让周皇后拿到后宫去补。
但在辽东战线的战斗力吃紧，国家需要大量的粮饷来增援军队时，当时的崇祯皇帝带领大家一起募捐，结果却是筹集到的军队所需粮饷的数量少之又少，难道是因为当时社会的百姓和大臣都很穷吗？这当然不是。李自成在国库收获不多，便将目光转向了整个京城的达官显贵。
根据史书上的记载，仅在国丈周奎的家中就搜刮出白银五十三万两，在大臣李国瑞的家中搜刮出白银七十余万两，在当时整个京城的达官显宦的家中共搜出白银七千余万两，而当时辽东军饷才一千七百万两，是其五倍之多，由此便可见国库与私家贫富差距之大。大臣手中阔绰有余，国库却难以为继，着实让人替崇祯感到心酸愤慨啊！
如果要说历朝历代的税收哪朝最低，明朝我们不得不谈。明朝可以说是商业税和农业税最低的朝代，并且再明朝的两百多年里，农业税几乎没涨过。众所周知，明朝的建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是农民出身。所以朱元璋深知农民的不易，所以他想将社会彻底回归到农业文明，各司其职，互不干涉。
大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定天下的税亩高达八百余万顷，征收粮食2950万石。明朝初期主要的税收是仿制唐宋时期的“两税法”，即夏税和秋税，两税又分实物税和徭税以及商业税等。朱元璋的本意是减轻农民的负担，国家让百姓缴纳食物税顾名思义就是让百姓用上缴粮食的方式来抵扣税并且能满足国家所需要的物品。
国家所需要的砖头和毛笔等物品就在出产砖头和毛笔的地方进行征收，每家按照国家所需要的比例少交一些，这样都是低税。在明朝商业税的比例是人均3%，农业税的比例是人均4%，这样的税收在古代不可谓不低，但就算这样低税的情况下，明朝朝廷在征收的道路上也是一路坎坷。
二、减税容易增税难，明代晚期的人们对任何一次的征税行为都叫苦连天，以至明朝政府在增税的路上走得艰难重重贫者日益贫，富者日益富，大约贫民之髓富民实吸之
然而低的税收并没有带给平民百姓足够的幸福感，明朝建朝初期，经过元末的战乱和瘟疫，人口减少迅速，朝廷将土地进行重新分配，使得百姓有地可种，有粮可吃，国家不需要支付太多的赡养宗师的支出，这样不高的收税便足以使国家顺利的运转。明太祖朱元璋以为在他制定的国策下，百姓轻松，国家也能越来越富强。
永乐盛世这样支撑起来的，军队有军屯供给，朱元璋给全国官员提供的工资较低，国家支出费用有限，朱元璋便给明朝藩王世袭开了个头，藩王手握实权，驻守各个要地，掌握当地财政和军事权利，朱棣成功篡位后，为了防止自己的兄弟学习自己，便心生削弱藩王权利的想法，并且对藩王们规定和约束也异常严格。
比如不让他们擅自离开封地，不能与大臣结交，藩王之间不可相见，子孙不可当官，这便是朱棣的养猪政策，为了防止藩王们的不满，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待遇，不但不逐代递减他们的王位，还给他们的子孙丰厚的俸禄和赏赐土地，从此明朝最大的地主便成了最大的地主。
崇祯时期，全国朱氏宗室达30余万人，朝廷每年要给各地藩王的俸禄支出就达上千万两，而整个万历年间征的军饷也不过一千七百万两。最严重还是藩王们不需要向朝廷缴纳税收，还可以拥有土地，这就导致了各地的藩王几乎都成了各自地方的小皇帝。
藩王不交土地税，官员不交土地税，军屯不交土地税，他们由朝廷供养，朝廷又没有收入，导致百姓们一代比一代穷，官员一代比一代富。军屯，也变成了明朝官员们的私家园林。当时的明朝还有一个更大的麻烦，那就是明朝货币系统的混乱。
由于大明宝钞易损耗，保存难，并且易于造假，大规模的制造，导致大明宝钞后期贬值近百倍。后期的大明朝赋税徭役日益加重，小米要交税，大米要交税，高粱要交税，渐渐加大了百姓的生活负担，并且粮食的成色、重量不统一，使得每当税收时负责收税的官员非常头疼。
三、明朝轻视商业，不重视商业产生的巨大利益，未将商业作为国之根本，错过增加国库的大好机会
明朝中后期开放的港口吸引大量白银流入，资本主义萌芽，手工业渐渐崛起，大量小作坊产生，商业快速发展，然而这时候的商业税却极低，商户们越来越富有，开始大量屯田、屯粮、屯银，最终造成了恶性循环，也把明朝的百姓们逼上了绝路。
农民吃不饱，穿不暖，基本的生活无法得到保障，有很多农民们过着凄惨的生活，今天上朝廷缴纳税款，明天借款的生活，农民种的一石粮，要给朝廷上缴八斗粮食，一些交不起税的农户们，就逼不得已的开始卖儿子和卖女儿，但更多的人选择了流亡。
导致在正统年间，从山西逃亡到南阳的平民百姓们也就远不止十万多户，到天顺年间，流民的人数甚至超过了一百万。有些地区百姓逃亡过半，甚至出现逃亡十者只存其一的现象，当时的天下税亩八百余万顷也有一二万顷被抛荒。豪绅地主有特权被免除徭役，贫苦百姓的生活更加痛苦，导致流民进一步增加，农民起义也陆续在各地爆发。
四、在明朝如风中柳絮，飘摇不定，面临危亡的时刻，张居正登上了历史政治的舞台，推行改革
张居正作为当时的一代名相，喜爱美人，崇尚骄奢的生活，全然没有明代名仕的气节。但他却在大明朝危急存亡之际提出了“一条鞭”法，“一条鞭”在中国有着非常显赫和重要的历史地位，在税收的史上也算得上是一种划时代的税收体制。“一条鞭”法的实施使得明朝在短期内国库充盈。在此以前田赋以实物和货币的形式缴纳，以后则全部改用银两缴纳。
“一条鞭”法取得显著成效，但它的推行却要让当时首辅执政，独揽朝纲的张居正把“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作为宗旨，由此可见推行过程其险其难，可见一斑。改革触犯权贵，难度之大超乎想象。若单独推行“一条鞭”法，其实也很难取得较大的成果，毕竟中国古代税收绝大多数还是来自土地税，但绝大多数土地被权贵们掌握，他们又有免除徭役的特权，怎么才能收取这些在权贵手中的土地税呢？
对此张居正推行清丈之法。清丈，触及权贵利益，致使他们群起加以抵制，初期推行缓慢，张居正是一边写信给各地官员，鼓励他们放手去做，一边严惩清丈不力的官员和阻碍清丈的权贵豪绅们。一些将军门第，宗室之家都被降为庶人，不少知府也因为怠职被宣布“戴罪管事”。
五、明末，由于战事的增加和农民起义的频繁，以及万历皇帝的贪婪税收再次加重，加速明朝走向灭亡的步伐
明朝末期，后金在北方崛起，时时骚扰犯边，内地，农民起义从未休止，为了筹集军费，朝廷对田赋加派赋银。万历四十六年开征，起初每亩加派三厘五毫，以后不断加征，达到每亩十厘以上。而万历皇帝对金钱的贪婪，也进一步加大收税，但这部分税收没有进国库，而是进了皇帝自己的“内库”万历皇帝见采矿冶炼获利颇丰便在矿税的基础上做起了文章。
他派出太监为“矿税税使”，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收括了二百万两，效率之高令人惊叹，这还是进入皇帝“内库”的数目，太监和随从私吞的部分却是无法估量了。明朝的税收制度最大的失败在于穷人纳粮，富人纳凉。荒唐的体制不断加重社会的不公平，最终使得朱家皇帝在和煤山的歪脖树做最后的亲密接触后，永远地告别了历史的舞台。
参考文献：
《明史》
《明实录》
《国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