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歷史最前沿
明朝國祚從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開始至明思宗朱由檢煤山自縊身亡終止經歷了二百七十六年，是中國封建時期第一個由漢人組建的王朝。關於明朝亡國的原因多種多樣，有人說是因為東林黨誤國，也有人說是明朝萬曆怠政，宦官混亂朝廷的政治，崇禎皇帝的固執己見等等。
這些大多是能夠從很本上看到的影響明朝國運的存在。但是卻忽視了很重要的一點——後期的明朝經濟呈現連年財政赤字的狀況。明朝稅收系統是影響其財政最重要的因素，財政的混亂導致國家財政赤字連年劇增，入不敷出，要說原因這大多要歸咎於朱元璋制定的國策。大明朝的滅亡，亡就亡在收稅上的艱難以及贍養太多的無用之人。張居正曾發表自己對明亡的觀點：
“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
一、明朝朝廷有多窮，私家就有多富。好心辦壞事，不合理的稅收制度導致明朝的國窮私富
要說明朝國庫到底有多麼的貧窮，從李自成攻進北京皇城時在國庫內只收繳十萬兩白銀就可以看出來，十萬兩對一般人家來說算是個天文數字了，可對於歷朝歷代的國庫來說卻是九牛一毛，都沒有一位大臣的私庫多。崇禎皇帝是一個極為節儉的一位皇帝，自從他登基為帝以來一直都是省吃儉用，衣服壞了就讓周皇后拿到後宮去補。
但在遼東戰線的戰鬥力吃緊，國家需要大量的糧餉來增援軍隊時，當時的崇禎皇帝帶領大家一起募捐，結果卻是籌集到的軍隊所需糧餉的數量少之又少，難道是因為當時社會的百姓和大臣都很窮嗎？這當然不是。李自成在國庫收穫不多，便將目光轉向了整個京城的達官顯貴。
根據史書上的記載，僅在國丈周奎的家中就搜刮出白銀五十三萬兩，在大臣李國瑞的家中搜刮出白銀七十餘萬兩，在當時整個京城的達官顯宦的家中共搜出白銀七千餘萬兩，而當時遼東軍餉才一千七百萬兩，是其五倍之多，由此便可見國庫與私家貧富差距之大。大臣手中闊綽有餘，國庫卻難以為繼，著實讓人替崇禎感到心酸憤慨啊！
如果要說歷朝歷代的稅收哪朝最低，明朝我們不得不談。明朝可以說是商業稅和農業稅最低的朝代，並且再明朝的兩百多年裡，農業稅幾乎沒漲過。眾所周知，明朝的建國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是農民出身。所以朱元璋深知農民的不易，所以他想將社會徹底迴歸到農業文明，各司其職，互不干涉。
大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定天下的稅畝高達八百餘萬頃，徵收糧食2950萬石。明朝初期主要的稅收是仿製唐宋時期的“兩稅法”，即夏稅和秋稅，兩稅又分實物稅和徭稅以及商業稅等。朱元璋的本意是減輕農民的負擔，國家讓百姓繳納食物稅顧名思義就是讓百姓用上繳糧食的方式來抵扣稅並且能滿足國家所需要的物品。
國家所需要的磚頭和毛筆等物品就在出產磚頭和毛筆的地方進行徵收，每家按照國家所需要的比例少交一些，這樣都是低稅。在明朝商業稅的比例是人均3%，農業稅的比例是人均4%，這樣的稅收在古代不可謂不低，但就算這樣低稅的情況下，明朝朝廷在徵收的道路上也是一路坎坷。
二、減稅容易增稅難，明代晚期的人們對任何一次的徵稅行為都叫苦連天，以至明朝政府在增稅的路上走得艱難重重貧者日益貧，富者日益富，大約貧民之髓富民實吸之
然而低的稅收並沒有帶給平民百姓足夠的幸福感，明朝建朝初期，經過元末的戰亂和瘟疫，人口減少迅速，朝廷將土地進行重新分配，使得百姓有地可種，有糧可吃，國家不需要支付太多的贍養宗師的支出，這樣不高的收稅便足以使國家順利的運轉。明太祖朱元璋以為在他制定的國策下，百姓輕鬆，國家也能越來越富強。
永樂盛世這樣支撐起來的，軍隊有軍屯供給，朱元璋給全國官員提供的工資較低，國家支出費用有限，朱元璋便給明朝藩王世襲開了個頭，藩王手握實權，駐守各個要地，掌握當地財政和軍事權利，朱棣成功篡位後，為了防止自己的兄弟學習自己，便心生削弱藩王權利的想法，並且對藩王們規定和約束也異常嚴格。
比如不讓他們擅自離開封地，不能與大臣結交，藩王之間不可相見，子孫不可當官，這便是朱棣的養豬政策，為了防止藩王們的不滿，大大提高了他們的待遇，不但不逐代遞減他們的王位，還給他們的子孫豐厚的俸祿和賞賜土地，從此明朝最大的地主便成了最大的地主。
崇禎時期，全國朱氏宗室達30餘萬人，朝廷每年要給各地藩王的俸祿支出就達上千萬兩，而整個萬曆年間徵的軍餉也不過一千七百萬兩。最嚴重還是藩王們不需要向朝廷繳納稅收，還可以擁有土地，這就導致了各地的藩王幾乎都成了各自地方的小皇帝。
藩王不交土地稅，官員不交土地稅，軍屯不交土地稅，他們由朝廷供養，朝廷又沒有收入，導致百姓們一代比一代窮，官員一代比一代富。軍屯，也變成了明朝官員們的私家園林。當時的明朝還有一個更大的麻煩，那就是明朝貨幣系統的混亂。
由於大明寶鈔易損耗，保存難，並且易於造假，大規模的製造，導致大明寶鈔後期貶值近百倍。後期的大明朝賦稅徭役日益加重，小米要交稅，大米要交稅，高粱要交稅，漸漸加大了百姓的生活負擔，並且糧食的成色、重量不統一，使得每當稅收時負責收稅的官員非常頭疼。
三、明朝輕視商業，不重視商業產生的巨大利益，未將商業作為國之根本，錯過增加國庫的大好機會
明朝中後期開放的港口吸引大量白銀流入，資本主義萌芽，手工業漸漸崛起，大量小作坊產生，商業快速發展，然而這時候的商業稅卻極低，商戶們越來越富有，開始大量屯田、屯糧、屯銀，最終造成了惡性循環，也把明朝的百姓們逼上了絕路。
農民吃不飽，穿不暖，基本的生活無法得到保障，有很多農民們過著悽慘的生活，今天上朝廷繳納稅款，明天借款的生活，農民種的一石糧，要給朝廷上繳八斗糧食，一些交不起稅的農戶們，就逼不得已的開始賣兒子和賣女兒，但更多的人選擇了流亡。
導致在正統年間，從山西逃亡到南陽的平民百姓們也就遠不止十萬多戶，到天順年間，流民的人數甚至超過了一百萬。有些地區百姓逃亡過半，甚至出現逃亡十者只存其一的現象，當時的天下稅畝八百餘萬頃也有一二萬頃被拋荒。豪紳地主有特權被免除徭役，貧苦百姓的生活更加痛苦，導致流民進一步增加，農民起義也陸續在各地爆發。
四、在明朝如風中柳絮，飄搖不定，面臨危亡的時刻，張居正登上了歷史政治的舞臺，推行改革
張居正作為當時的一代名相，喜愛美人，崇尚驕奢的生活，全然沒有明代名仕的氣節。但他卻在大明朝危急存亡之際提出了“一條鞭”法，“一條鞭”在中國有著非常顯赫和重要的歷史地位，在稅收的史上也算得上是一種劃時代的稅收體制。“一條鞭”法的實施使得明朝在短期內國庫充盈。在此以前田賦以實物和貨幣的形式繳納，以後則全部改用銀兩繳納。
“一條鞭”法取得顯著成效，但它的推行卻要讓當時首輔執政，獨攬朝綱的張居正把“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作為宗旨，由此可見推行過程其險其難，可見一斑。改革觸犯權貴，難度之大超乎想象。若單獨推行“一條鞭”法，其實也很難取得較大的成果，畢竟中國古代稅收絕大多數還是來自土地稅，但絕大多數土地被權貴們掌握，他們又有免除徭役的特權，怎麼才能收取這些在權貴手中的土地稅呢？
對此張居正推行清丈之法。清丈，觸及權貴利益，致使他們群起加以抵制，初期推行緩慢，張居正是一邊寫信給各地官員，鼓勵他們放手去做，一邊嚴懲清丈不力的官員和阻礙清丈的權貴豪紳們。一些將軍門第，宗室之家都被降為庶人，不少知府也因為怠職被宣佈“戴罪管事”。
五、明末，由於戰事的增加和農民起義的頻繁，以及萬曆皇帝的貪婪稅收再次加重，加速明朝走向滅亡的步伐
明朝末期，後金在北方崛起，時時騷擾犯邊，內地，農民起義從未休止，為了籌集軍費，朝廷對田賦加派賦銀。萬曆四十六年開徵，起初每畝加派三釐五毫，以後不斷加徵，達到每畝十釐以上。而萬曆皇帝對金錢的貪婪，也進一步加大收稅，但這部分稅收沒有進國庫，而是進了皇帝自己的“內庫”萬曆皇帝見採礦冶煉獲利頗豐便在礦稅的基礎上做起了文章。
他派出太監為“礦稅稅使”，單在萬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內就收括了二百萬兩，效率之高令人驚歎，這還是進入皇帝“內庫”的數目，太監和隨從私吞的部分卻是無法估量了。明朝的稅收制度最大的失敗在於窮人納糧，富人納涼。荒唐的體制不斷加重社會的不公平，最終使得朱家皇帝在和煤山的歪脖樹做最後的親密接觸後，永遠地告別了歷史的舞臺。
參考文獻：
《明史》
《明實錄》
《國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