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平/文
2013年秋四川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彭宇行到阆中视察,听取了我市陪同人员王萌(时任阆中市人大副主任，现任市政协副主席)的介绍,被阆中厚重独特的天文文化所吸引,遂决定将阆中古天文研究纳入四川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予以专题研究。
尔后王萌先后到南京大学拜访著名天文史专家卢央和到中科院拜访孙小淳先生（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天文学史委员会副主席）,经多方调查研究,组建了权威专业团队进行研究,并于2014年5月8日在锦屏山观星楼举行了阆中古天文科考项目启动仪式。孙小淳及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鲁大龙、赵永恒研究员,国家天文台李勇教授,黎耕、宁晓玉博士等十余人组成的专家团队出席了启动仪式。
在邀请国家天文台和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专家进行专题研究的同时,2015年4月初,还邀请了中国天文考古学创始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冯时先生对阆中古天文进行考古人文研究。
冯时先生就阆中天文考古文化和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提出了很多独到的见解,认为阆中根据城市地理及历史文化来判断是“大邑天成,王者之都”,在文化源头发生上具有浓厚的夷文化特点,“阆中”一名与天文和上古升仙思想相关,且有“天地之门天地之中”的义涵,以“邑”来完整体现古人的升仙思想,在中国目前还没有找到第二处。
同时,冯先生还为申报四川省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进行了悉心指导,后经与省厅专家多次沟通论证,最后将阆中古天文研究项目确定为《阆中天文文化保护、传承与综合利用研究,以落下闳(太初历)为中心》,并由阆中古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作为项目承担单位,课题实施周期为两年,项目在原有研究计划基础上,增加了阆中天文考古田野调查和地方天文科普馆建设内容,并将田野考古调查目标重点锁定在传统文献及民间口述史传说聚焦的云台山、灵山、盘龙山、玉台山和文成山五地。
根据项目研究需要,课题组于2015年9月成立了阆中天文考古田野调查组,调查组由四川省考古院考古所孙智彬研究员为组长,成员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谭继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教授、《中国考古学报》主编、中国天文考古学创始人冯时,西南民族大学教授、著名巴蜀文化专家祁和晖以及南充市、阆中市文物部门专家和本土学者王萌、刘富立、侯开良、张治平、李文明、李家驹等组成。
期间我们还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甘青队和四川队队长叶茂林及三星堆考古负责人原四川省考古所所长助理陈德安为特邀专家参与阆中天文考古田野调查工作。考古调查组于2015年11月中旬开始深入云台山、灵山、盘龙山、玉台山、文成山等地进行实地勘查和调查。
灵山新石器遗址
2015年11月1日调查组开始对灵山进行调查,主要针《华阳国志》、《周地图记》、《蜀中广记》、《大明一统志)及地方史志所载灵山的“圣池”、“九层塔”、“开明神兽”、“鳖灵墓”、“鳖灵庙”、“龙女洞”、“仙穴山”、“玉女峰”、“玉女捣炼石”、“棋盘山”及“灵山”的文化信息进行调查,重点勘验灵山大庙遗址和九层塔(山顶圜丘)的关系及诸多传说的天文历史文化。
当天由于时间关系,冯时、孙智彬等专家主要对灵山的山川形法及疑似祭坛的山顶圜丘及灵山顶圜丘与东面平坝大庙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认为圜丘与大庙具有“前享后冢”关系,圜丘并有九层塔之说,需认真探索。
11月8日、11月29日,调查组又多次对灵山疑似九重塔的山丘进行调查,并对第三层和第五层土阶断埂处坡面进行刮削和解剖,发现了不晚于唐宋的文化层,证实了灵山山顶九重环台确有人工垒土的痕迹。冯时先生认为灵山孤峰兀立于东河与嘉陵江之间,且是棱形山势,与中国传统的阴阳观念暗合,加上顶部具有九层台阶状的山丘及山顶圜丘并有九重塔的记载与传说,这很可能成为证明此山之所以称为“灵山”的关键证据 ,与远古及三代先民升仙神山及“增城九重”的认知相契合,值得重视和认真研究。
初步调研论证表明灵山山顶九重塔及顶上圜丘的礼天祭坛性质愈来愈明确,在与张明尧、张明义等老人访谈时,他们均认为灵山山顶原有八角台,台上并有八角亭,并亲眼看到过用石条砌成的八卦台形状,其石条于20世纪70年代,被大量拆除,用于修建山顶下方的集体生产时的看山房舍。这对于我们调查人员来说亦喜亦忧,喜的是八卦台(亭)历来与天文风水祭祀有关,忧的是能否还能找到一部分可靠的实物,并且八卦台(亭)的历史有可能并不久远,与猜想中的上古增城历史或鳖灵时代相差得太远。
调查和文献研究表明灵山文化内涵极为丰富,信息量大且复杂,专家主张进行较系统全面的调查分析,于是2016年春节前后,调查组组织人力对灵山道路和大庙遗址及传说的“圣池”“古水井”“九重塔”等进行了地表杂物清理,于2016年春夏对大庙遗址和原农民所掘蓄水池及灵山四周山坡的堆集物和坡面进行系统调查与勘验,由于调查组人员多是在职工作人员,因此调查时间多集中在周末和节假日期间。
2016年3月至6月,调查组对灵山大庙遗址及疑似明代《保宁府志》所载灵山“圣池”裸露地表进行刮削调查物验,在大庙遗址原农民所挖蓄水池遗址坑依次发现了从明清上溯到秦汉及商周时期的文化层,在商周文化层发现了两件灰褐色夹砂粗陶片,这一发现引起了孙智彬所长的高度重视,因为灰褐色夹砂粗陶是新石器晚期文化重要标志,当时由于没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层,故孙所长认为以已有的证据将灵山遗址确定为商周遗址应无异疑。
灵山大庙遗址定为商周遗址这一结论,当时对我们来讲很兴奋,因为从文献及传说来看灵山最早的历史源于蜀王开明氏鳖灵,而鳖灵是古蜀开明氏开明王朝的第一代帝王,距今也仅有2500年左右,灵山遗址上限到商代,表明考古已将灵山文化历史上推了一千年,这一结果会是最终的结论吗?
成都郫都 “望丛祠“的古蜀望、丛二帝塑像，左为丛帝鳖灵
这时我们大胆地联想到嘉陵江自古是沟通古昆仑甘青高原和长江中下游的文明通道,灵山下的东河又东通大巴山腹地过汉江与伊河相通可达中原,往北穿秦岭可达关中,而灵山便处于昆仑门户秦巴钥匙的关键之地,是上古族群移动“奠高山大川”敷土祭祀的必选之地,且阆中自古以来又有华胥伏羲华胥氏之国的传说,而华胥伏羲文化则远远超越商周的时限,可上推至距今七八千年,至少可推至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于是我们认为有进一步深度调查的必要。
6月24日,调查组再上灵山,对原村民废弃的蓄水池西侧再一次进行剖面清理勘验,结果发现了大量红烧土和夹砂陶文化层,以夹细砂为主,陶色有红、黑、灰、褐以及黄褐等色,颜色多不纯正。纹饰则有绳纹,附加堆纹、划纹、凹凸弦纹、戳印纹等,多交错绳纹组成的兰方格纹和菱形纹等,并发现有瓮、钵、罐、器盖等残件及纺轮,发现的东西比前几个月的调查都多,我们将这些发现通过照片传给因有事在成都未参加的孙所长,孙所长说有可能与新石器文化有关,我们隐约觉得一个重大的发现正在向我们走来。
25日我们继续开展对废弃蓄水池遗址西侧剖面进行解剖,16点30时左右水池西侧发出了“叮”的一声,吸引了调查人员,原来是民工张义明对废弃蓄水池垮塌弃土清理时,无意碰撞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这时我们立马停止大型工具清理,而轻轻用刮削器剡开弃土,一个残长约12cm、宽约6-9cm、中有两孔、残部有半孔的刀斧形器物闪耀着碧绿的光芒,我们顿时激动起来。
中有两孔、残部有半孔的刀斧形器物
我们初以为是青铜器,下坑仔细观察是一块似玉似石的三孔石器,我们立马进行了现场保护,只是拍照,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将照片及时发给了在上海金城学校讲学的冯时先生,冯时先生看了彩信图片立即回电说,祝贺我们调查取得了重大发现,他说我们发现的应是一块新石器时代上古先民用于礼天的三孔石刀或石钺,目前我国考古界只在良渚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及齐家文化中有发现,多与三星崇拜和礼天有关,与天文观测有关。
同时我们也将此发现报与市文物局相关领导和在成都的孙智彬所长,并与王萌主任进行了联系。大约5点30左右市文物局刘富立和市人大副主任王萌亲临现场指导文物清理及保护工作。
三孔石器出处地距地面约2.1m,石器呈南北方向平放,南边石孔为半圆形的残孔,三孔内直径均约1.2cm,石器正东40cm处有一个口径约20cm的陶器淹没在泥土中,陶器周边隐约还有多少残陶容器,陶容器的土壤里灰黑的,疑似与古人以陶容器盛祭祀的生活用品有关。
6时许,市文物局副局长刘富立在仔细地观测验后小心翼翼地将三孔石器取出,经清理石器径长12cm、口径6-9cm、径高(厚)0.3-0.8cm,是一块类似玉质的有大理石般纹路的石刀,整体打磨得极为光滑,残孔周边锋刃坚利,磨制光滑,石孔为两边开口,三面脊棱皆磨制有流畅的棱纹。
6月26日早上省考古院孙智彬所长,从成都匆匆赶到阆中,在草堂别院对发现的三孔石器及采集的众多陶片进行了分析,指出我们调查发现了灵山新石器文化层。随后孙所长带领我们上灵山进行现场勘验和复验,孙所长对蓄水池剖面进行了全面刮削,并根据棵露的陶片进行分层,发现从上到下共有13层,从近现代经明清、汉唐一直上溯到新石器时代,同时在对蓄水池底坑清理时在原三孔石器和陶容器之间南30cm处发现了一个长约40cm、宽约10-20em、厚约5-8cm的砺石,其表面有磨制而形成光滑凹槽,四槽宽约5-7cm、长约10cm、深约0.5-0.7cm,砺石为砂质石材。
通过现场勘验分析,孙智彬所长说,从出土的陶片、石器及红烧土层文化的特点分析蓄水池西面剖面文化层丰富,最底层为新石器文化层,灵山是一个新石器文化遗址,是目前嘉陵江中游干流发现的唯一一个新石器文化遗址。
从灵山遗址的地理位置来讲,它位于两河口相交的山丘顶部,距水面较高,加上四周山势陡,与其他遗址相比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个性特色,从已出土的石器看具有明显礼器性质,天文宗教文化特色突出,具有重要考古价值,孙所长与随行的阆中市文物局领导商议,决定按相关程序申报,进行抢救性发掘。
2016年9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正式启动了灵山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工作仍由孙智彬所长牵头任领队,省考古院的李小溪、周林和南充阆中相关文物工作人员参加了灵山考古工作。考古发掘期间我们天文考古调查组参与灵山考古工作,主要是对灵山有关历史文化民俗活动及历史文献进行研究,为考古发掘工作提供资讯,同时关注考古发掘所涉天文宗教文化内,以企破译灵山密码。
发掘现场
2016年1月,天文考古调查组在查阅大量文献及民俗访谈中发现灵山山顶九重塔及山顶圜丘有可能是一个远古的祭坛,也许有燎祭遗址,建议考古队进行现场发掘,于是考古队在对大庙遗址发掘的同时,对山顶圜丘进行解剖,结果揭开封土后发现了一个明末清初的八卦台遗址,其石砌西南角遗址尚存,并发现了一块“万善□”残碑,碑文字迹绝大多数仍清晰可读。
在八卦台下有一直径约3m人力平整规范的圆形土面,土面有明显的三处用火痕迹,各自形成直径约0.7m左右的红烧土层,红烧土层厚约0.2-0.4cm,三处用火痕迹连线基本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偏北的红烧土中有长约30cm、宽约20cm、高约15cm的“灵石”,可能是长期过火原因,手触成渣,里外皆成紫红色,根据三处用火关系分析,明显具有燎祭特点,但岁月久远又没发现其他可检测的遗物,年代难以确断,专家认为山顶燎祭多见于上古,中古以来少见,加之山顶燎祭多为祭天,并在九层台上,古代皆为神巫圣王和天子主持,故
灵山祭祀遗迹疑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灵山遗址发现引起考古界、学术界广泛关注,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孙华教授、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冯时教授、叶茂林研究员,原四川省考古所研究院三星堆考古负责人陈德安等专家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亲临发掘现场考察,均认为灵山遗址文化内涵独特,从出土文物和民俗传说及文献所载文化活动看,皆侧重于天文文化和宗教文化,是一处重要的远古天文文化和原始宗教文化遗址。
同时,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李勇教授、黎耕博士、故宫博物馆博士后徐斌等在对灵山考察研究后认为,灵山祭台与东南玉女峰(狮子嘴)及东面大庙遗址之间存在明显的天文文化联系,同时他们也认为灵山及周边盖阳山、灵城山、文成山、高成山、盘龙山山势独特,其地名概念内涵独特,具有明显的天文学含义,它们与灵山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天文文化联系,灵山祭台本身地理位置独特,视野开阔,是观星历象的绝佳之地。
2017年4月下句,四川考古研究院邀请中国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博物馆等权威考古部门专家学者莅临阆中灵山,对灵山遗址进行考古鉴定,与会专家学者对灵山新石器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给子了高度评价,认为灵山遗址是嘉陵江干流中游首次发现和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为我们在嘉陵江干流找寻新石器时代遗址指引了方向、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是该区域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新突破,填补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的空白;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和时空框架提供了确切的实物资料;首次在四川发现了位于山顶的燎祭遗迹,丰富了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内涵;
出土的陶、石器,具有比较明显的地域特色,可能是新的考古学文化或类型。为研究四川盆地以及盆地周边如甘青、峡江地区等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的东、西交流与南北融合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将阆中有据可考的人类活动历史从距今约3000年提早到距今4500至5000年。同时也为研究以落下闳为代表的阆中古天文及道教源流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依据,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有重要的文化旅游开发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