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覺醒來，油價負了。
2020年，負油價，負利率，負增長，疫情世界大流行，美股連續熔斷……我們這代人見證了太多奇蹟（悲劇）。
當今世界已淪為“鵝廠”，養著一群“黑天鵝”。
新冠疫情突襲人間，打亂了幾乎所有人的預期，推翻了所有經濟學家對今年的經濟預測。經濟學家的數學模型沒能捕捉到新冠疫情這隻“黑天鵝”。
這恰恰印證了“黑天鵝”的特性以及世界的屬性——不確定性。
僅過去幾個月，世界上很多人、很多家庭、很多企業、很多城市和國家的命運被強行改寫。
我不確定2020年是不是人類當代史的轉折點。很多人擔心，每天睜開眼就有“不確定性”閃襲而來。
我們該如何應對？
本文從歷史的角度，深入不確定性的本質，探索人類是如何在不確定性中存續下來的。
本文邏輯：
一、恐懼的基因：自然的不確定性
二、均衡的失敗：市場的不確定性
三、致命的自負：人類的不確定性
01
恐懼的基因
自然的不確定性
這次新冠疫情世界大流行，再次觸及現代人最底層的恐懼基因，喚起了我們最為原始的認知：如何應對大自然的不確定性？
病毒對人類的威脅其實一直都存在。人類對傳染病知之甚少，目前多數傳染病源自動物，但是我們並不知道，病毒是在什麼條件下變異並傳染給人類的。傳染性病毒是典型的“黑天鵝”，人類史上如黑死病、SARS等諸多傳染病都是來無影去無蹤的。
當人類“打盹”時，新冠疫情突襲人間。這次，我們顯然沒有準備好，沒有足夠的檢測試劑盒，沒有疫苗，沒有特效藥，缺乏有效的全球化治理及人類協作（國際秩序崩盤之際）。
當人類反應過來時，病毒也開始變異，不急於殺死宿主，以無症狀的方式糾纏，施以緩兵之計等待“援軍”。接下來，就看你的“援軍”快，還是人類的疫苗、特效藥快。
恐懼源自不確定性，緩解恐懼的最初的辦法是解釋不確定性，儘管有些解釋是胡編亂造。
人類對大自然的不確定性提出真正挑戰的是政治的出現。
當時，國家的主要任務是賑災，國家機器保持高度警備狀態，官僚與地方士紳構成一個穩定的賑災體系，同時維持一定的糧食儲備。
根據氣象水溫規律，中國摸索出一套基於二十四節氣的農業計劃，將自然的不確定性轉化為相對確定的規律，並加以用之。如穀雨，“雨生百穀”，此節氣降水多，適合春耕插秧。
或許，更科學的邏輯是，為了維持穩定的糧食供給，構建了一套由農業計劃、集權政治、宗教統治環環相扣的國家機器。
千萬年過來，人類先祖們靠政治力量存活了下來。
如何評價政治力量對自然力的對抗？
我想，人類能夠延續至今，至少說明了政治力量的歷史價值。
面對威脅與恐懼，人類先祖們選擇投入政治強人、宗教領袖及國家機器的懷抱，以犧牲自由來換取卑微的生存。
人類試圖用政治權力的最高智慧化解自然力的不確定性，但邊際效用遞減反覆擊潰這種固若金湯的社會組織。
由於生產力的千年停滯，在與魔鬼的邊際賽跑中，人類反覆被病毒屠戮。14世紀中期的黑死病擄走了三分之一的歐洲人口，天花肆虐人間幾百年。
為了維護統治及抵禦不確定性，政治力量寧願維持這種低效無能的制度。越是災難降臨，民眾越依賴於政治力量的庇護。
02
均衡的失敗
市場的不確定性
西班牙大流感警告人類自然力的威脅一直都在。當人類放慢技術創新的腳步之時，當各國自相殘殺之際，病毒便趕上腳步迅速偷襲。
當今世界進入技術週期底部、金融週期頂部以及國際秩序崩潰邊緣，新冠疫情突襲我們，順手刺破了全球資產泡沫，擊穿了油價，正在擊潰全球化秩序，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
人類用自由市場之力抗擊自然之力的不確定性，但市場的不確定性又反噬人類。當前，自然之力的不確定性，還與市場的不確定性深度糾纏，令世人焦慮不安。
03
致命的自負
人類的不確定性
市場的不確定性，本質是人的行為的不確定性。
人性，總是依賴安全，又追逐自由！
自自由市場興起以來，人類所面臨的市場不確定性似乎有增無減。當今世界，我們面臨金融的脆弱性、經濟全球化的脆弱性。
人類的恐懼根本上是信仰的恐懼。你相信自由市場嗎？亦或是，你相信權威政府嗎？
自大蕭條以來，經濟學沒能形成一套令人信服的理論，沒能建立一套有效的市場制度。這讓人內心的恐懼無立錐的“避難所”。
市場，是一系列不確定性契約的集合。有限責任制度、槓桿交易制度、期貨制度、股票交易制度等市場制度激勵個人行為的同時也在釋放風險，誘發不確定性。不管是凱恩斯主義還是新古典主義，都忽略了制度建設。
諾斯在《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指出，由於信息不對稱和人的行為非理性，人們必須在危機爆發之前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以約束人們在危機時受恐懼驅使的非理性行為。【11】（《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道格拉斯·諾斯在不確定性的制度中，反身性、敘述謬誤、倖存者偏差等信息不對稱，以及人類的非理性，將擴大風險敞口，直至失控。
負油價與倒牛奶、負利率本質是一樣的，供給端的極端過剩補貼需求端。這是人為創造的不確定性制度（失控的央行制度、石油寡頭壟斷）的惡果。
事實上，當今多數經濟危機，均是人為創造的“不確定性”制度的後果。財政赤字貨幣化融資、失控的央行、土地壟斷、高槓杆交易、負利率政策。
我們如何應對不確定性
面對全球化的脆弱性，我們應該退回到民族國家、經濟主權界限之內嗎？
在全球化時代，封閉的民族國家屬於確定性的低效制度，開放的民族國家屬於不確定性的低效制度。唯有從民族國家轉變為全球化契約國家，才能在全球化風險與收益中找到平衡。
以制度的方式，將不確定性拉回到風險級別。正如沃爾克法則將混業金融拉回到風險（相對）可控級別。
所謂“在不確定性中找到確定性”（《本事》，基蘭·弗拉納根），其實是找到我們心中的信仰（信念）——技術、市場、人文主義、全球化契約國家及科學治理。
危機來臨，人類身上的風險基因容易擊潰心中的信仰，人們很自然地像先祖一樣尋求政治強人及國家機器的庇護。
所以，有勇氣的人才配得上信仰。一個沒有勇氣與責任品質的民族，無法擁有強大的自由市場與尖端的技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