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勝湘 張鵬 高瀚：特朗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的不確定性論析
作者：劉勝湘，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張鵬，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博士後，南京理工大學副教授；高瀚，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來源：《東北亞論壇》2020年第5期：3-19頁；吉林大學東北亞論壇
微信平臺編輯：周悅
［摘要］2017年1月特朗普執政以來，其政府國家安全戰略已總體確定。其執政三年多來，美國和世界正承受著“特朗普主義”衝擊波。由於美國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和影響，特朗普的一舉一動都牽動著世界的神經。特朗普的零政治經驗、內閣成員的頻繁更迭、戰略安全思維的博弈競爭性以及民主黨對特朗普施加的違法調查壓力等，導致特朗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表現出很大的不確定性。這將損害美國的聲譽和削弱其軟實力，影響其國家安全戰略的執行力，並破壞現有國際規則和國際關係的穩定。今後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推進還將受到國內外兩大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不確定性還將持續存在。特朗普時期美國成為世界動盪之源，已從國際秩序和國際規則的建設者和維護者變成國際秩序的破壞者，特朗普或許成為美國和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的終結者，中國對此應該有充分的應對準備。
［關鍵詞］特朗普政府；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不確定性；動因；影響；應對之策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的階段性成果（17AGJ004）
特朗普執政後先後出臺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美國國防戰略》《核態勢評估》《反恐戰略》和《情報戰略》等報告，其國家安全戰略已總體確定。國內學界對其政府推進國家安全戰略的能力褒貶不一。有人持肯定評價，認為其核心決策圈基本上維持著相對均衡，短期政策會有反覆，長期政策方向將具有一定的穩定性。［1］特朗普“雖然看起來有些不靠譜，但仔細想想，又都是在美國政治的大框架、主要方向上推進的”，他的一些驚人做法是其“精心籌劃的結果”。［2］有人則持否定性評價，認為“特朗普主導的美國外交對世界的影響在絕大多數領域和問題上是消極的、負面的、有害的、危險的”。［3］折中論處於兩者之間，認為正負相抵，其執政“並非全然負面”，但的確存在“不佳表現”。［4］在國外，學界總體相對冷靜，但也不乏著名學者的媒體式抨擊文章，如約瑟夫·奈認為，特朗普不斷重複謊言損害了美國的信任機制；［5］薩克斯認為，全球和平的最大威脅是特朗普政府。［6］而美國主流媒體基本是負面的否定性評價，甚至出現了特朗普與美國主流媒體長期的敵對狀態。《紐約時報》指出特朗普“謊話連篇”，其有關“伊斯蘭國”“也門戰爭”“伊朗核協議的反應”和“貿易赤字”的描述全錯了。［7］美聯社則批評其製造了國際社會的“分裂形勢”和多邊主義與單邊主義的對立。［8］總體看，特朗普政府的執政經驗與能力明顯不足，其本人不是能熟練處理國家安全事務的政治家。本文試圖分析特朗普執政三年多以來其政府國家安全戰略的不確定性及其產生的原因和影響，以及其國家安全戰略的前景，並提出中國的應對之策。
一、特朗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不確定性的表現
國家安全戰略的不確定性是指國家安全戰略的重點、意圖和變化趨勢難以把握和預測，在外交政策行為上表現為非理性、突發性和隨意性。特朗普上臺之初曾明確表示過有意建立一個讓人無從預測的政府決策，其國家安全戰略也因此表現出很大的不確定性，主要表現在國家安全戰略的重點和意圖不夠明確、國家安全戰略決策充滿非理性和突發性因素，以及發動戰略威脅的隨意性等方面。
（一）國家安全戰略的重點和意圖不夠明確
特朗普政府出臺的一系列戰略報告文件突顯了其國家安全戰略重點和意圖不夠明確的一面。從戰略重點來看，2017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的四大支柱明確了美國四個至關重要的國家戰略安全利益，即保護美國國土、人民及其生活方式；促進美國的繁榮；重建軍隊使其保持優勢，通過實力維護和平；提升美國的影響力。該報告提出所謂的三個層次“戰略安全威脅”，即“中國和俄羅斯挑戰美國的力量、影響和利益，試圖削弱美國的安全和繁榮”；“朝鮮和伊朗獨裁政權決心破壞地區穩定，威脅美國及其盟友”；“跨國威脅的群體，正在積極試圖傷害美國人”。然而從報告所確定的戰略優先行動來看，特朗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的重點並不明確，暗含很大的不確定性。報告提出的四大支柱和地區戰略五大項中共有117項戰略優先行動，其中“支柱一”30項，“支柱二”23項，“支柱三”31項，“支柱四”15項，地區戰略18項。［9］戰略優先行動太多等於沒有優先行動。2019年《美國情報戰略》報告也聲稱要支持國家安全優先事項，美國所有情報中心活動必須符合國家安全優先事項。［10］但如果優先事項太多，情報機構也不清楚應該優先執行哪一項。其根本問題在於其政府國家安全戰略缺乏戰略實施的優先次序。
從戰略意圖來看，2018年美國《國防戰略》報告表示其要繼續“確保對維護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有利的力量平衡”，［11］而其陸續退出國際組織和協議的實際行動則顯示特朗普政府正在破壞美國領導建立的自由開放秩序。2018年《核態勢評估》試圖謀求繼續維持美國核優勢，［12］然而特朗普政府卻對外宣佈退出《中導條約》，還威脅退出《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與此同時又謀求與俄羅斯進行談判，甚至計劃與中國進行談判，這是針對核力量強大的俄羅斯還是針對核力量一般的中國？其意圖也不是很清晰。2018年美國《反恐戰略國別報告》將朝鮮與伊朗、蘇丹和敘利亞並列為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其主要意圖是打擊恐怖主義還是打擊朝鮮、伊朗、蘇丹和敘利亞也不是完全明確。［13］
從推進國家安全戰略的具體措施來看，其政府也沒有理清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重點、本質和優先行動順序。其在三年多的執政過程中採取了一系列重大舉動，包括簽署“禁穆令”、轟炸敘利亞、不斷髮動貿易威脅、推進“修牆”、退出一系列國際條約和組織、威懾朝鮮和伊朗、搬遷駐以使館、撤軍敘利亞等，似乎是“事不驚人不罷休”。但當前的美國政府沒有真正的優先行動方案，其行動可以說是“亂槍掃射”“四面樹敵”，而且其戰略優先行動不斷變化。
（二）國家安全戰略決策充滿非理性和突發性因素
特朗普上臺後一系列國家安全戰略決策並不是深思熟慮的結果，不是完全依據美國國家利益決定，這也是其國家安全戰略決策引起很大爭議的主要原因。其上臺後不斷製造矛盾和事端，連續引起國內外的“轟動效應”，做出了一系列具有突然性的非理性決策。如上臺初期就急於對外宣佈激進式的“禁穆令”，很明顯這個禁令並不是政客們認真思考的結果，而是以特朗普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義仇視穆斯林群體的一種憤怒情緒的發洩，“禁穆令”引起美國內外很大的反對聲也理所當然。［14］特朗普還製造了一系列非理性和突然性的對外貿易威脅。2017年，特朗普政府不斷威脅加拿大和墨西哥，要廢除已經執行二十餘年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15］在貿易威脅沒有奏效後又威脅對進口鋼鋁徵收高額關稅。這一魯莽決定在美國內外受到廣泛反對。［16］不僅如此，還多次對中國進行不斷加碼的關稅威脅，並多次警告德國和日本。關稅威脅決策雖然受到了像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美國國家貿易委員會主席納瓦羅等保護主義者的支持和推動，但來自美國國會、精英、商界的批評聲不斷，認為這會造成對國際貿易規則的無視，引發世界經濟的動盪，也會傷害美國經濟。
2017年12月6日，特朗普突然宣佈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美國將啟動駐以色列大使館從特拉維夫搬遷至耶路撒冷的進程。這一舉措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抗議者的流血衝突至今沒有停息。2018年4月6日，司法部長塞申斯宣佈了一項非法入境美國的“零容忍”政策，導致眾多家庭骨肉分離，後在國內外的反對聲中被迫停止。5月8日，特朗普又對外宣佈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引起協議其他各方的堅決反對。實際上，搬遷駐以色列使館和退出伊朗核協議，這種激化矛盾的做法很難說對維護美國的利益有積極作用。10月20日，特朗普聲稱美國將退出《中導條約》。2019年2月1日，美國正式宣佈啟動退出《中導條約》程序。2018年12月19日，特朗普突然在推特上又宣佈美國將從敘利亞撤軍的決定，並在突訪伊拉克空軍基地時再次重申撤軍決定。［17］2018年，特朗普還多次提議並討論退出北約的可能性，迫使美國眾議院於2019年1月18日快速通過美國支持北約的法案。［18］2020年5月22日，特朗普又宣佈退出《開放天空條約》。
這些非常規動作引起國內外的普遍質疑。由於特朗普是非建制派代表人物，缺乏一個領導人應具備的安全決策知識和決策技能，加之個性使然，他只喜歡使用迎合其胃口的那些人，不論其是否有政治經驗和決策能力，只要忠誠即可，這也造成白宮決策核心小圈子安全決策知識和決策技能的匱乏，其政府戰略決策的非理性行為也在所難免。
（三）發動戰略威脅有很強的隨意性
特朗普上臺之後在經濟上和軍事上不斷髮動戰略威脅，並隨意增加威脅強度。在提升產業和加強貿易措施方面，特朗普政府隨意性地發起一系列對外貿易威脅。其上臺伊始的第一個行政命令即是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並尋求與盟友間重新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協定。2018年3月1日，特朗普政府宣佈對進口鋼鐵和鋁分別徵收25%和10%的關稅，強行實施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不到一個月，美國又宣佈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徵收500億美元關稅，並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併購。［19］4月初，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依據“301調查”結果，建議對涉及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術、機器人和機械等行業，包含大約1300個獨立關稅項目上的中國產品額外徵收25%的關稅，上述清單直接針對“中國製造2025”計劃中受益的領域。隨後，特朗普要求美國貿易辦公室依據“301調查”，額外對10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關稅。［20］9月24日，美國又針對中國的2000億美元進口商品徵收10%的關稅。［21］特朗普政府還在與中國達成共識後又多次反悔，以不斷提升要價。2019年5月5日，特朗普在推特上又突然連續發文宣稱，要對中國2000億美元的輸美商品加徵關稅，從10%增加到25%。5月8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佈，“將從5月10日開始把價值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的關稅從10%提高到25%”。［22］8月1日，特朗普又宣佈對從中國進口的3000億美元貨物和產品徵收10％的關稅。8月15日，美國政府正式宣佈自2019年9月1日起實施。在8月23日中國宣佈對750億美元原產於美國的進口商品採取關稅反制措施後，特朗普連續發佈12條推特表示，將調高5500億美元的進口中國商品關稅幅度。12月13日，在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達成一致之時，［23］又傳出美國正考慮對已免除的歐洲產品徵收最高100%的關稅。［24］2020年5月，在兩國2020年1月達成第一階段協議後，特朗普政府又對華為實施新一輪制裁。5月22日，美國商務部將共計33家中國公司及機構列入“實體清單”。美方措施導致中美經貿摩擦持續升級，極大損害中國、美國以及其他各國利益，也嚴重威脅多邊貿易體制和自由貿易原則。
針對朝鮮、伊朗兩國，特朗普政府採取了軍事上極限施壓，以高壓促談判的方式，通過對兩國進行極限施壓的方式迫使對方讓步。
對待朝鮮，特朗普宣稱，一個擁有核武器的朝鮮可能會導致世界上最具毀滅性的武器在亞太地區擴散，這對全球構成威脅。美國政府促使周邊國家和美國進一步加強安全紐帶，並採取更多措施保護自己、盟國和戰略伙伴。基於這一觀念，特朗普政府隨意性地不斷加大軍事威懾強度，炫耀比朝鮮有更強大的核武器，一時使朝鮮半島上空陰雲密佈。美國總統特朗普和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於2018年6月12日在新加坡舉行“金特會”後，朝核危機已大為緩解。2019年2月27~28日在越南舉辦的第二次“金特會”未能達成任何協議。在這段時間裡，特朗普多次稱讚金正恩，甚至在白宮走廊掛滿與金正恩的合影進行炫耀，又讓人覺得匪夷所思。
對待伊朗，美國謀求在政治上加強夥伴關係圈，孤立伊朗。特朗普政府聲稱要與合作伙伴一道，斷絕伊朗政權尋求核武器的途徑，消除伊朗的有害影響（malign influence）和伊朗在該地區的惡性活動（malign activities）。2018年5月，特朗普以伊朗核協議不能徹底消除伊朗威脅和核開發為由單方面宣佈退出伊朗核協議，［25］還以是否追隨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並制裁伊朗為標準，對與伊朗保持貿易關係的國家進行制裁。2019年4月6日，據《華爾街時報》報道，特朗普宣佈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s Corps）為“外國恐怖組織”（Foreign Terror Group），將一個主權國家的武裝力量列為“恐怖組織”歷史上還是首次。［26］4月8日，特朗普正式宣佈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為“恐怖組織”的決定。伊朗則對等將“美國中央司令部及其駐西亞軍隊認定為恐怖組織”。［27］4月22日，美國又宣佈從5月2日起將不再給予進口伊朗石油以豁免。6月24日，特朗普下令對伊朗最高宗教領袖哈梅內伊實施“嚴厲金融制裁”。9月20日，美國以“伊朗襲擊”沙特石油設施為由宣佈對伊朗央行等實體實施制裁。11月4日，美國在“伊朗人質事件”紀念日宣佈對包括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之子在內的9名伊朗人實施制裁。11月22日，美國財政部又發佈將對伊朗通訊與信息技術部長穆罕默德·賈瓦德·阿扎裡-賈赫魯米實施制裁。12月29日，美國突然轟炸敘利亞和伊拉克的伊朗系基地，在這次行動中，伊朗海外情報和特種作戰部隊“聖城旅”總司令蘇萊曼尼被定點清除。［28］作為對這次行動的回應，伊朗議會通過將美軍列為“恐怖組織”的動議。2020年1月7日，伊朗對美國駐伊拉克的軍事基地進行了導彈襲擊。［29］在刺殺蘇萊曼尼不久，美國又用同樣的方式斬首阿拉伯半島基地組織負責人卡西姆·裡米。3月6日，伊朗又一高級將領賽義達·扎伊那布遭暗殺。中東局勢將面臨更大的安全風險。
特朗普在內政和外交上顯得有些隨心所欲，其政府隨意性地發動貿易關稅威脅和使用戰爭邊緣威脅政策，突顯其國家安全戰略的不確定性，以及對世界和平與穩定的破壞性。
二、特朗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不確定性的動因
從總體上看，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是確定性與不確定的統一。從確定性層面看，其戰略以美國國家利益為中心、以地區制衡為主要手段、以中國、俄羅斯、朝鮮、伊朗、古巴等意識形態不同的國家為主要對象，以實現世界霸權為終極目標；從不確定性層面看，其戰略因為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而有所不同。確定性是恆定的，不確定性則千差萬別。特朗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既有確定性一面，也有不確定性一面，筆者在此主要探討其戰略的不確定性問題。特朗普的零政治經驗、內閣成員頻繁更迭、戰略安全思維的博弈性以及民主黨對特朗普施加的違法調查壓力等是導致其不確定性的主要原因。
（一）特朗普的零政治經驗
特朗普沒有從政經驗，不熟悉美國政治運轉機制，在處理美國內外問題上顯得力不從心。特朗普通過平均每天發表10篇左右的推文來證明自己的“清白”“冤屈”和“勝利”，成為名副其實的“推特總統”。特朗普將大量的時間用在發表推文上也是其政治經驗不足的表現。一位有從政經驗的政治人物就不會過度發推文，而應腳踏實地去解決問題。參議院少數派領袖舒默曾就此多次警告特朗普遠離推特，美國不能承受一個失敗的“推特總統”。［30］特朗普在移民問題上強行要求修“隔離牆”，在貿易問題上進行關稅威脅，在朝核和伊核問題上極限施壓，其戰略蘊含著很大的風險和不穩定性，這也決定了其內外政策都難以成功實施。美國移民問題不可能因修“隔離牆”而得到解決，關稅威脅也難以解決美國貿易赤字，對外極限施壓使美國對外關係緊張。這些手段不僅不能使美國再次偉大，反而會使其推進國家安全戰略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如修“隔離牆”的爭論使美國四分之一政府部門關門超過一個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如何能在政府關門中得以實施？關稅威脅不僅損害中美關係，也使美國與其盟國的關係受到很大影響。美國政府如何能在其與世界主要國家的戰略關係受到很大影響的情況下推進其國家安全戰略？目前來看，特朗普的零政治經驗已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實施的絆腳石。
（二）內閣成員頻繁更換
特朗普的執政風格與美國政治體制格格不入，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決策和實施因此存在很大隱患。美國政治體制講程序、重能力，不懼怕社會批評，而特朗普要求忠誠，打擊政治對手，用人不避親，這招致其與“主流建制派”進一步分裂。特朗普對不忠誠者，甚至觀點異議者進行堅決打擊，要求政界“在政治上接受其領導，在行動上遵從其意志，在結論上貼近其需求和判斷”。［31］因此，特朗普與政府高官之間存在嚴重矛盾，甚至不惜與高官罵架。伍德沃德的《恐懼：特朗普在白宮》、邁克·沃爾夫的《火與怒：深入特朗普的白宮》，以及被特朗普解職的美國前聯邦調查局（FBI）局長科米的回憶錄中詳盡記錄了大量有關特朗普與政府官員衝突、任人唯親、採用小集團決策模式維護其權威，甚至將情報部門政治化的各種案例。
特朗普政府決策圈最初主要由白宮總統顧問班農、總統高級顧問米勒及總統顧問康威等“反建制派”人物組成。自上任以來，特朗普對包括親信在內的政府機構深懷疑慮和不滿，頻繁更換政界領導人，已有二十多名白宮中高級官員離職。其中包括第一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弗林、白宮辦公廳主任普里伯斯、白宮新聞秘書斯潘塞、白宮首席戰略師班農、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科恩、第二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馬斯特、聯邦調查局長科米、國務卿蒂勒森、司法部副部長羅森斯坦等。［32］2018年11月7日，特朗普解僱了司法部長塞申斯，12月23日，特朗普又通過推特宣佈辭退國防部長馬蒂斯。2019年3月8日，空軍部長希瑟·威爾遜宣佈辭職，4月7日，國土安全部部長尼爾森辭職。6月18日，代理國防部長沙納漢不再尋求國防部長確認程序，並將辭去國防部副部長一職。8月15日，國家情報總監科茨和副總監戈登辭職，時任國家反恐中心主任馬圭爾出任代理國家情報總監。9月10日，特朗普推特宣佈解僱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9月18日，特朗普宣佈羅伯特·奧布萊恩繼任國家安全顧問。10月17日，特朗普又突然宣佈能源部長裡克·佩裡將離任，12月1日，佩里正式宣佈辭職。繼任者是原能源部副部長布魯耶特。11月24日，特朗普推特宣佈美國海軍部長斯賓塞被解職。12月12日起，美國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助理國防部長薛瑞福、人事戰備副部長斯圖爾特等多名高官連續宣佈辭職，很多職位都是臨時頂替。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2020年以來，特朗普已解職多名督察官員，包括國防部代理督察長格倫·費恩、國家情報系統督察長邁克爾·阿特金森、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首席副督察長克里斯蒂·格里姆、國務院督察長斯蒂夫·利尼克等。至今特朗普政府仍有大量職位空缺，其政府機構的運轉並不暢通。特朗普用人的不確定性將導致國家安全戰略評估與協調的不足，也會增加國家安全戰略決策和執行的不可預測性。
（三）戰略安全思維的博弈性
美國國內有不少人懷有深厚的冷戰情結，習慣用現實主義的博弈式競爭思維來看待和處理國際政治，特朗普成了這一安全思維的代表人物。特朗普政府生硬推出過度強調博弈競爭性的國家安全戰略，打破了國際社會相對穩定的競爭狀態。其隨意挑起事端，增加了其政府國家安全戰略的不確定性。
2017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和俄羅斯視為戰略競爭對手，認為當今世界是一個競爭世界，“美國面臨的競爭和對抗不是一時的趨勢或一時的問題，它們是交織在一起的長期挑戰”，需要美國“持續關注和承諾”等。2019年6月1日出臺的美國《印太戰略報告》將中國稱為“修正主義國家”（revisionist power）。［33］這些都是冷戰時期的常用語。今天，國家利益與國際社會利益高度交織，國家在追求自身利益優先的同時不得不考慮國際社會的整體利益，實現國家利益與國際社會整體利益間的平衡。然而，特朗普政府極力強調“美國優先”，追求美國霸權利益最大化與絕對化，將美國利益凌駕於國際社會的整體利益之上，這將危及全球治理和國際秩序的價值基礎和體制機制。其政府將“大國戰略競爭”視為首要關切，崇尚和迷信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將國家戰略安全建立在軍事實力的基礎之上，認為軍事力量是謀求其戰略安全的重要工具，因而追求打造無人能敵的軍事力量。將軍事實力奉為圭臬的做法折射出其權力慾望的冷戰觀念。［34］這些帶有強烈的博弈競爭性戰略安全思維將嚴重損害國際安全，也會影響美國戰略安全戰略目標的實現和美國安全，同時也會催生國際社會的恐懼感，進而引發國際社會的動盪和不安。其政府試圖在後冷戰時代模仿當年的里根，推進強硬的競爭戰略，與相互依存的和平發展時代相悖。正是其戰略安全思維的博弈競爭性導致美國與其盟國的衝突不斷，與中國的貿易紛爭久拖不決。可以說，特朗普政府時期的美國已成為製造世界動盪之源。
（四）民主黨對特朗普不斷施加的違法追究壓力
在競選總統失敗後，民主黨就著手設立一個專門對付特朗普的“作戰室”，以便對特朗普政府施加壓力。［35］特朗普上臺後也因此一直被民主黨施加的各種違法犯罪調查所困擾，包括“通俄門”、妨礙司法、逃稅門、“通烏門”和彈劾等，這些調查壓力使特朗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的決策和執行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一是“通俄門”調查。自“通俄門”調查以來，特朗普深感不安。從2017年1月開始，特朗普競選團隊安全政策顧問和其執政後首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弗林、競選團隊外交政策顧問喬治·帕帕多普洛斯、競選團隊經理馬納福特及其副手蓋茨、特朗普前私人律師科恩、其密友和顧問斯通以及與特朗普競選團隊成員交往密切的荷蘭籍律師茲萬等多位重要人物認罪或被起訴，競選總統的核心團隊成員相繼認罪使特朗普在政治上處於不利局面。民主黨在2018年中期選舉中贏得國會眾議院多數席位後，一些民主黨議員堅決支持彈劾特朗普，民調也顯示大部分民主黨支持者希望特朗普被彈劾。［36］眾議院多數派領袖佩洛希對此並不支持，她認為這並不值得，因為彈劾可能導致國家分裂。［37］然而實際上彈劾可能並不一定有利於在野黨，就像1998年共和黨彈劾克林頓一樣，尤其是“通俄門”調查至今並沒有找到確實證據，但無論如何這給特朗普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特朗普對調查“通俄門”痛恨不已，並多次在推特上公開對此進行批評和痛罵，怒稱“通俄門”調查是“蓄意的政治迫害”，並辭退支持“通俄門”調查的所有官員，啟用反對“通俄門”調查者。詹姆斯·科米因為堅持“通俄門”調查而成為被辭退的受害者，司法部長塞申斯因迴避“通俄門”調查而遭開除，公然批評穆勒團隊的惠塔克曾短暫成為代理司法部長。2019年3月22日，穆勒向司法部部長巴爾提交了《“通俄門”調查報告》，巴爾致信國會特朗普沒有“通俄”，身背沉重“通俄門”壓力的特朗普終於長舒了一口氣，連續發佈推特譴責“通俄門”調查和民主黨，並再次聲明自己的清白。實際上“通俄門”調查還沒有完全結束，在美國眾議院多次呼籲司法部公開最終調查報告的決議後，當前美國正圍繞著是否對外完整公開《“通俄門”調查報告》處於激烈爭論之中。4月17日，美國司法部公佈了刪節版的“通俄門”調查報告。由於該調查報告沒有發現特朗普“通俄”證據，民主黨表示將繼續就特朗普是否妨礙司法進行深入調查。
二是妨礙司法調查。2017年5月，在穆勒被任命為“通俄門”調查特別檢察官後，民主黨針對特朗普的違法犯罪調查窮追不捨。2017年6月7日，民主黨得州議員格林（Al Green）和加州議員謝爾曼（Brad Sherman）表示，特朗普在“通俄門”調查過程中妨礙司法公正，第二天，科米被傳喚到參議院作證，“通俄門”調查範圍也因此擴大。7月12日，謝爾曼以“重罪和行為不端”為由正式向眾議院提交了彈劾特朗普議案，指控特朗普威脅和解僱詹姆斯·科米妨礙司法公正。［38］2019年3月4日，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納德勒正式宣佈將調查“特朗普、白宮、特朗普競選團隊是否存在妨礙司法、貪腐以及權力濫用”等問題，司法委員會將向包括特朗普的兒子和女婿在內的相關人員索取文件，以尋找特朗普及其助手妨礙司法公正的證據，［39］針對特朗普的調查再次擴大。4月21日，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監督和政府改革委員會、眾議院情報委員會負責人都表示要進一步推進特朗普妨礙司法調查。［40］在《“通俄門”調查報告》提交後，由於該報告並沒有就特朗普是否妨礙司法得出結論，該報告可能存在妨礙司法的證據，民主黨因此對此緊抓不放，這也是眾議院呼籲完整公開《“通俄門”調查報告》的主要原因。白宮要求前白宮首席法律顧問麥加恩公開澄清特朗普沒有妨礙司法公正的請求已被其拒絕。［41］特朗普是否妨礙司法的調查正緊鑼密鼓地進行。
三是對特朗普逃稅的調查。早在2016年總統競選期間，有信息披露了特朗普房地產開發公司將銷售款偽裝成貸款的方式避稅。2018年10月2日，《紐約時報》刊文報道了關於特朗普家族財務狀況的調查情況，認為特朗普家族通過成立空殼公司操縱房租價格、轉移資金、超低價的變相贈與等手段逃稅4.13億多美元，特朗普起了關鍵的幫助作用。［42］2019年4月3日，在“通俄門”調查還沒有完全結束之際，民主黨再次發起對特朗普的逃稅調查，眾議院籌款委員會向稅務機構提出申請，要求獲得2013年到2018年特朗普的納稅申報記錄，特朗普以正在接受審計為由拒絕公開納稅申報表。［43］5月20日，美華盛頓特區法院法官梅塔下令，限期特朗普聘用的馬薩斯（Mazars）公司公開特朗普財務記錄，特朗普一直面臨民主黨的財務審查和“逃稅門”的巨大壓力。
四是“通烏門”調查與彈劾調查。從特朗普當選總統開始，民主黨一直有人表示要彈劾特朗普，“通烏門”成為彈劾導火索。“通烏門”調查起始於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公開的匿名舉報信，舉報者檢舉特朗普利用職權尋求烏克蘭干涉美國2020年大選。特朗普2019年7月在電話中以軍事援助為誘餌試圖向烏克蘭領導人施壓，要求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調查其競爭對手拜登的兒子在烏克蘭的行為，以有利於幫助他連任總統。這引發了美國眾議院針對特朗普的“通烏門”調查，並因此進一步引發9月24日國會針對特朗普的彈劾調查。9月26日，美國代理國家情報總監馬奎爾出席聽證會。2019年11月13日，針對特朗普彈劾案的首場公開聽證會向全美電視直播。12月3日，眾議院情報委員會正式公佈了彈劾特朗普總統的調查報告，並已經送眾議院司法委員會。［44］12月5日，佩洛西表示將要求眾議院司法委員會起草彈劾特朗普的條款，［45］12月10日，佩洛西正式宣佈了針對特朗普的兩項彈劾條款：濫用總統職權和妨礙國會調查。12月13日，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正式投票通過了彈劾條款，［46］12月18日，彈劾條款獲眾議院正式通過。民主黨把控的眾議院並沒有急於提交，而是在尋求增加新的證據或者關鍵證人。12月29日，特朗普突然在推特上轉發OAN爆料佩洛西之子保羅·佩洛西利用母親之便獲取鉅額不當利益，佩洛西也轉入“烏克蘭醜聞”。在經過了近一個月延遲後，2020年1月15日，佩洛西簽署了彈劾案並提交參議院，2月5日，參議院通過決議宣佈特朗普無罪，特朗普終於可以喘口氣了。不過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結束前，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鬥爭仍將持續。
三、特朗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不確定性的影響
特朗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的不確定性將嚴重損害美國的聲譽和削弱其軟實力，影響其國家安全戰略的推進與執行，並破壞現有國際規則和國際局勢的穩定。
（一）對美國聲譽的損害和軟實力的削弱
美國是一個號稱“自由、開放、自信”的國度。“二戰”結束以後以其經濟、軍事和政治影響力在全球獨佔鰲頭，匯聚了世界上最優秀的人才，各種不同的人群通過合法和非法的途徑來到美國學習、創業和謀生，世界上不少國家一直在追隨和效仿美國。特朗普執政後，其種種做法嚴重損害了美國在全球的聲譽，並大大削弱了其軟實力。一系列禁令、挑起貿易爭端、在防務費用上對盟國施壓等使“心胸狹小、自私、傲慢、缺乏自信、不負責任”的美國形象開始生長，美國的聲譽因此受損，其再難以形成對世界，包括其盟國在內的巨大號召力。儘管美國在“二戰”後至今推行的霸權政策對美國的形象有很大影響，然而在世界上承擔的國際責任還是有利於美國負責任國家形象的塑造，“仁慈的霸權”（benign hegemony）也是人們對美國霸權的默認和禮貌稱呼，但今天特朗普政府已經使美國從一個“可信賴”的國家變成了一個不可靠的國家。因為誰也不清楚美國政府會在什麼時候突然發出威脅，也不知道會在什麼時候突然制裁某個國家。無論是法國、德國、土耳其、日本等美國的盟國，還是中國和俄羅斯等美國認定的戰略競爭對手，或是伊朗和朝鮮等被美國認定的“流氓國家”，以及印度等美國的戰略伙伴，都成為特朗普政府威脅和制裁的對象。世界甚至因此有可能會出現學者害怕到美國交流、企業害怕到美國投資、國家害怕和特朗普政府打交道的現象。
（二）對國家安全戰略執行力的影響
特朗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的不確定性將嚴重影響其國家安全戰略的執行力。戰略重點不夠明確會使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執行起來像“盲人摸象”，這樣我們就能理解特朗普政府為什麼在國家安全戰略的執行上變化如此之快。戰略決策充滿非理性和突然性會使美國政府官員在推進其國家安全戰略時無所適從，這就是馬蒂斯辭職的主要原因。特朗普突然宣佈從敘利亞撤軍使美國在中東的戰略和政策蒙上陰影，而國防部長馬蒂斯辭職則會使美國中東戰略的執行雪上加霜。從國際上來看，美國執行國家安全戰略的不確定性會引起其他國家對美國責任承諾的懷疑，這些國家不太可能會和美國一起貫徹執行純屬美國意圖的戰略，這也是法、德兩國為什麼提出要發展歐盟獨立防務的原因所在。特朗普政府正使美國變成真正“孤獨的超級大國”。
（三）對國際規則和國際穩定局勢的破壞
特朗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的不確定性將破壞現有國際規則和國際局勢的穩定。特朗普執政後製造了一系列史無前例的非常規“退群”事件。2017年1月，美國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6月退出《巴黎氣候協定》，10月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2月退出《移民問題全球公約》，2018年5月退出《伊朗核協議》，6月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宣佈退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10月特朗普表態美國將退出《中導條約》，2019年8月2日，美國正式單方面宣佈退出該條約。8月19日，美國宣佈試射一枚常規陸基巡航導彈，引起國際社會的劇烈反映。2019年4月，又表示將退出聯合國《武器貿易條約》，甚至威脅退出世界貿易組織（WTO）、聯合國和北約。由於美國多次行使否決權阻止WTO仲裁機構新法官的產生，12月11日，WTO仲裁機構因兩名法官任期結束而停止運行。2020年5月18日，特朗普又威脅退出世界衛生組織（WHO），5月29日，正式對外宣佈美國將終止與WHO的關係。美國在重大國際協議上表現出背信棄義，這不僅削弱了美國的軟實力，更為嚴重的是隨意破壞國際規則。特朗普政府頻繁“退群”使美國從制定規則、維護規則的引領國家變成帶頭破壞規則的國家。
特朗普政府對世界既有規則的破壞是一個危險的先例和信號。如果其他國家效仿美國，世界將重回“叢林狀態”的無序時代，這也是包括美國的主要盟國在內的世界大多數國家反對特朗普“退群”的主要原因。人類吸取兩次世界大戰的深刻教訓形成的戰後規則和秩序受到“退群”的巨大挑戰。假如世界變成一個沒有秩序、不遵守規則的世界，美國也不可能獨善其身，也會受到無序世界的懲罰。歷史已經反覆證明世界各國都曾經是無序世界的受害者，包括美國自身也曾在“二戰”參戰前慘遭日本的突然襲擊。因此，特朗普政府“退群”有可能建構美國在世界的新身份，即美國是世界麻煩的製造者、國際規則的破壞者和世界秩序的攪局者，而不再是世界秩序的維護者和建設者。實際上，“退群”也難以維護“美國優先”的國家利益，而是兩敗俱傷。國際社會的確是在特朗普宣佈“退群”後受到了損害，但美國自身也難以逃脫“退群”的懲罰。2019~2020年美國經濟放緩信號就是對特朗普政府破壞國際規則和國際局勢的“回應”，美國深受新冠疫情之害跟其不斷“退群”也有很大的關聯性。
特朗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的不確定性也會破壞現有國際局勢的穩定。冷戰結束以後的國際局勢在既有規則和秩序的影響下總體相對穩定，因為有了這些規則和以這些規則為基礎的秩序，國家間的交往成本會大大降低，國際社會對各國的行為有遵守規則和順應秩序的預期。特朗普政府推進國家安全戰略的不確定性會使國際社會對其對外戰略決策和行為缺乏預期，為了應對其不可預測性，各國也會運用不確定性戰略，結果會造成國際局勢的動盪和惡化。事實正是如此，如2018年12月19日特朗普在推特上突然宣佈從敘利亞撤軍給中東地區造成新的不穩定，宣佈撤軍決策時敘利亞已出現土耳其兵臨城下的緊張局勢，美國的盟友因沒有得到任何撤軍通知也不知所措，這也逼得博爾頓和蓬佩奧兵分兩路急於趕到中東忙於安撫。2019年3月21日，特朗普又突然通過媒體對外宣佈，美國承認以色列在第三次中東戰爭開始佔領至今的敘利亞戈蘭高地享有主權，中東安全局勢再度緊張。4月8日美國又宣佈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為“恐怖組織”，美伊關係進一步惡化。11月18日，蓬佩奧公開宣佈美國認為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建立的定居點不違反國際法。2020年1月2日，美國精準暗殺伊朗海外軍隊與情報高官。伊朗自美國退出伊核協議後正式宣佈終止履行其第五階段協議，伊核協議瀕臨崩潰，中東局勢又增加新的變數。特朗普政府已成為地區動盪之源。
四、前景展望與應對之策
特朗普執政已三年多，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不確定性是否會有所減緩？中國應該如何應對其給中國與世界帶來的影響？
（一）前景展望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不確定性與特朗普的政治經驗和治理能力不足、政府領導人頻繁更換、民主黨不斷施加的違法追究壓力以及戰略安全思維的博弈性有關。這些因素在特朗普時期仍將存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不確定性還將持續。不僅如此，今後其國家安全戰略的推進還將受到國內外兩大因素的影響和制約。
在國內，特朗普政府推進國家安全戰略的進程將受到兩黨掣肘。自特朗普上任以來，以特朗普為代表的共和黨與佩洛西為代表的民主黨之間的政治較量就沒有停止。中期選舉後，美國國內政治已發生重大變化。中期選舉前，由於共和黨控制著國會兩院，特朗普政府也基本能得到國會兩院的支持。中期選舉後，雖然共和黨繼續控制著參議院，但民主黨已贏得眾議院多數，終結了共和黨同時控制參眾兩院的局面，這也給特朗普政府帶來一大難題，其國家安全戰略的實施能否得到參眾兩院的同時支持？美國民主、共和兩黨有眾多的政見分歧，這將嚴重阻礙特朗普按其意圖推進國家安全戰略。如在修建美墨“隔離牆”問題上，兩黨劍拔弩張，特朗普在推特上不斷髮文將邊境安全問題怪罪於民主黨，因為民主黨不支持特朗普想要的“修牆”預算，特朗普多次威脅如果民主黨不支持“修牆”預算撥款，就讓美國政府關門，結果造成聯邦政府部分機構歷史性地關門35天。2019年1月25日，特朗普與民主黨雖達成短暫開門三週的協議，但在“修牆”問題上仍沒有達成一致。2月4日，白宮表示特朗普為了獲得“修牆”資金將宣佈美國進入國家緊急狀態（National Emergency），2月15日，特朗普正式對外宣佈了這一決定，試圖繞過國會獲取“修牆”經費。2月28日和3月14日，眾議院和參議院分別通過議案阻止其緊急狀態令。3月15日，特朗普否決參議院的決議案。4月5日，眾議院已提起聯邦民事訴訟，尋求阻止特朗普繞過國會獲取修建邊境隔離牆資金。表面上看，“修牆”爭議是特朗普為代表的共和黨與眾議院多數派領袖佩洛希、參議院少數派領袖舒默為代表的民主黨之間的爭論，［47］而根本上是美國國內已經分裂為兩種不同力量之間的對抗，即嚴重撕裂的“平民主義和精英主義”對決。［48］3月4日，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就“妨礙司法”“公共腐敗”“濫用權力”等議題擴大對特朗普的調查。5月9日，美國多家非政府組織向民主黨眾議員特萊布遞交了超1000萬人簽名的“彈劾特朗普請願信”。9月12日，美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投票正式通過了啟動彈劾特朗普總統的相關調查程序，並舉辦“彈劾總統聽證會”。9月24日，佩洛西宣佈正式啟動對特朗普的彈劾程序。10月31號，眾議院以232票贊成、196票反對的表決結果，通過了彈劾特朗普的調查程序決議案。［49］12月10日彈劾條款公佈。12月17日，白宮網站公佈了特朗普回懟彈劾調查的公開信，認為彈劾是騙局，“通俄門”等調查是政治迫害。［50］第二天，眾議院依然通過了彈劾條款。2020年2月5日，參議院否決了眾議院彈劾條款。從涇渭分明的兩黨投票情況來看，彈劾實際上是美國黨爭的結果，甚至在2月4日出現了特朗普拒絕與佩洛西握手，佩洛西當面撕碎特朗普國情諮文的局面。
彈劾沒能讓特朗普辭職，但會使特朗普聲譽受損並影響其個人情緒，從而帶來其內外政策的突然變化。為了轉移國內注意力，特朗普有可能在外交政策上製造緊張狀態，這將進一步增加美國政府推進國家安全戰略的不確定性。如2019年12月3日，特朗普突然宣佈中美達成協議可以放在2020年大選後。12月8日，他突然以朝鮮實施“重大試驗”為由警告朝鮮將面臨“失去一切”的風險，這必將會影響東亞安全局勢。與此同時，又傳出美國要對歐洲更多商品徵收100%的關稅。2020年1月2日，美國利用無人機定點清除伊朗海外情報和特種作戰部隊“聖城旅”總司令蘇萊曼尼和“人民動員”組織領導人穆罕迪斯。1月5日，特朗普發推特又威脅已鎖定了52處伊朗目標。這些行動跟特朗普受到彈劾壓力試圖轉移國內視線不無關係。
在國外，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戰略不受歡迎。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前後反覆強調“美國優先”，以確保美國國家利益的實現。然而“美國優先”意味著其他國家靠後，無論是其盟國還是非盟國都必須優先保證美國利益，如果美國利益得不到保護，特朗普政府將會採取單邊行動。這就是為什麼特朗普政府會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做出一系列反常規行動的原因之一。這些反常規的單邊主義行動受到了國際社會的一致反對。即使是美國的鐵桿盟友——英國也認為，特朗普政府的單邊主義損害英國利益，英國要和志同道合的國家一起推進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主義，將中國作為系統性對手不符合英國利益。［51］在2018年和2019年召開的G7會議上，特朗普因此成為真正的“孤立主義者”。2019年12月3~4日在倫敦舉行北約成立70週年活動會議上，特朗普再次被孤立，結果導致特朗普突然宣佈取消即將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並提前回國。特朗普上臺後使穩定的美歐關係變得不怎麼穩定，美俄關係降到冰點，中美關係更加緊張，中東和拉美局勢更加動盪不安。世界因特朗普政府國家安全戰略的不確定性而變得更加不確定。
特朗普總統個性和偏好也是美國對外戰略的不確定性之原因所在。［52］他繞開媒體發推文吹噓自己的政績，以爭取選民。這些因素使美國與世界仍將承受特朗普政治秀之痛。目前已臨近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民意調查時特朗普有持續落後於民主黨候選人的情況。特朗普的支持率一直低於50%，［53］新冠疫情發生後由於應對不力，其支持率又進一步下降。［54］從特朗普推文可以看出，在國內疫情如此嚴重時，其仍不忘國內政治爭奪，甚至曾經極力掩蓋疫情。讓他沒有想到的是，新冠疫情讓美國股市10天內四次熔斷，石油期貨出現負值，美國社會開始驚慌。他從最開始肯定中國控制疫情到後來“甩鍋中國”，使中美關係又面臨新的考驗。期間還“甩鍋世界衛生組織”“甩鍋民主黨”“甩鍋州政府”。因此，特朗普為了贏得國內選舉也有可能進一步採取損害中美關係和破壞國際秩序穩定的“神經式”行動以轉移國內視線，其國家安全戰略的不確定性依然存在。特朗普時期美國已從國際秩序和國際規則的建設者和維護者變成國際秩序的破壞者，特朗普或許成為美國和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的終結者。即使特朗普謀求競選連任失敗，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不確定及其給世界帶來的不穩定性也許會有所減弱，但不會消失，中國對此應該有充分的應對準備。
（二）應對之策
一是中國不挑戰美國領導的世界體系和結盟體系，以儘可能穩定中美關係。中美關係是當前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是世界穩定的基礎，特朗普政府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是要在中美關係上挑事、惹事，其關鍵是擔心中國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中國雖然表示不怕事，但其表達的核心是不挑事、不惹事，體現在中美關係中就是不挑戰美國在世界體系中的領導地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不挑戰美國的結盟體系。美國在世界上的結盟體系客觀上看可以出現所謂的霸權穩定。美國作為霸權國家在東亞、中東和歐洲等世界各地都有其結盟體系，這是美國稱霸世界的基礎。中國在崛起過程中不斷髮展與世界各國的戰略伙伴關係，其夥伴關係戰略並不以美國為對手，更不以美國為敵。不挑戰美國領導的世界體系和結盟體系有利於削弱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不確定性對中國和世界的不利影響。
二是加強中美戰略合作關係，減少中美戰略對抗關係。當前中美關係是一個集戰略競爭、戰略合作和戰略對抗於一身的混合體，當特朗普政府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後，中國是否也應該將美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這是當前處理中美關係的關鍵。如果中國將美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意味著中美兩國互為戰略競爭對手成為現實，兩國走向戰略對抗的可能性增加。如要緩解中美戰略競爭關係中的對抗因素，中國不宜將美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即中國不同意、不接受美國給中國戰略競爭對手的身份定位，不充當美國的競爭對手，繼續堅持以協調、合作、穩定為基調中美關係，繼續謀求建立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進而使中美關係發展機制化從而化解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不確定性風險。事實上，四十年來中國對美保持一以貫之的戰略定力與常性，恰恰是在每一輪殘酷的中美博弈中化險為夷的根本原因。［55］
三是通過不同的多邊機制參與和引領國際新秩序的構建。當今世界舊秩序還沒有解體，新秩序也沒有形成，處在一個新舊秩序的轉換時期。由於舊秩序的主要設計者和領導者——美國不斷地退出或威脅退出一系列國際組織和條約，已多次聲明不願意繼續領導，而當前又沒有一個國家有能力擔當領導者，不斷崛起的中國被推到了新舊秩序轉換的風口浪尖。雖然中國多次聲明要作為世界秩序的維護者，但國際上將中國視為超級大國和世界秩序挑戰者的勢力不可忽視。［56］在這一背景下，中國需要通過不同的多邊機制參與和引領國際新秩序的構建，既可考慮與英法德美俄日印等建立一個大多邊協調討論機制，也可與法德英等建立一個小多邊協調討論機制，還可與日韓等建立一個東亞協調討論機制等，以儘可能減少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不確定性給世界秩序造成的損害。
四是用社會性共生彌補契約性國際制度的不足。當今世界已經形成為以契約關係為基礎的國際制度關係，即各國受國際制度約束的國際關係。然而契約性國際制度關係的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權威性不足，且制度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包括制度內和制度外的問題。當一些國家，尤其是設計制度的霸權國家不顧國際制度的約束有意破壞或退出國際制度時更是如此，國際社會因為“破壞或退出國際制度行為”而出現很大的不穩定性，社會性共生觀念和實踐有利於彌補這一缺陷。當制度不能解決問題時，社會性共生可以發揮作用，從而實現社會性共生與制度的互補。在特朗普上臺後，美國政府國家安全戰略的不確定性給聯合國、WTO、WHO等國際制度體系帶來很大的安全風險，WTO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調節國家間貿易關係的功能。社會性共生理念與實踐，如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一帶一路”倡議等共生實踐將有利於降低特朗普政府“退出風險”的影響。
五、結語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任何變化都會給世界帶來很大的影響，因為美國是世界霸權國家，掌控撬動世界的很多“槓桿”，牽一髮而動全身，這也是美國為何能輕易攪動世界的原因。特朗普上臺後以“讓美國再次偉大”和“美國優先”為口號對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進行了重大調整，然而其戰略重點、意圖和目標並不太清晰，其政府推進國家安全戰略的方法也具有很大的隨意性，美國開始變得特立獨行並對其他國家和一些國際組織“惡語相向”，加上其執政能力不足、性格特點和美國政黨政治的影響，美國和世界的關係因此變得撲朔迷離起來：美俄關係沒有任何緩解跡象，美歐關係尤其微妙，美中關係似乎有些“劍拔弩張”。不僅如此，美國與不少國際組織的關係也變得空前緊張，世界正在因為特朗普政府的頻繁“退出行為”而變得更加具有不確定性，似乎要退回到大國爭奪地緣政治優勢的“叢林狀態”，世界正承受著特朗普帶來的衝擊之痛。新冠疫情又加劇了這一爭奪趨勢。秩序轉換陣痛、“特朗普衝擊”和新冠疫情成為影響當今世界局勢的三大變量，未來世界是美國單極霸權持續，還是中美兩極戰略競爭，還是多極爭奪？是“冷戰”“新冷戰”“準冷戰”“熱戰”，還是競爭性和平？大國是協調合作，還是衝突對抗？關鍵在於大國的戰略選擇，尤其是中美的戰略選擇，最主要的是美國的戰略選擇，美國是要充當世界的攪局者，還是世界的穩定器？因此，當前世界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讓美國成為世界和平與穩定的維護者，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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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更好的服務數字中國建設，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加強數字經濟建設過程中的理論交流、實踐交流。來自中國數字經濟以及“一帶一路”建設領域的專家學者們成立了數字經濟智庫，為數字中國的建設添磚加瓦。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擔任名譽院長，知名青年學者黃日涵、儲殷等領銜。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論壇是數字經濟智庫旗下的專門平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