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觉醒来，油价负了。
2020年，负油价，负利率，负增长，疫情世界大流行，美股连续熔断……我们这代人见证了太多奇迹（悲剧）。
当今世界已沦为“鹅厂”，养着一群“黑天鹅”。
新冠疫情突袭人间，打乱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期，推翻了所有经济学家对今年的经济预测。经济学家的数学模型没能捕捉到新冠疫情这只“黑天鹅”。
这恰恰印证了“黑天鹅”的特性以及世界的属性——不确定性。
仅过去几个月，世界上很多人、很多家庭、很多企业、很多城市和国家的命运被强行改写。
我不确定2020年是不是人类当代史的转折点。很多人担心，每天睁开眼就有“不确定性”闪袭而来。
我们该如何应对？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深入不确定性的本质，探索人类是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存续下来的。
本文逻辑：
一、恐惧的基因：自然的不确定性
二、均衡的失败：市场的不确定性
三、致命的自负：人类的不确定性
01
恐惧的基因
自然的不确定性
这次新冠疫情世界大流行，再次触及现代人最底层的恐惧基因，唤起了我们最为原始的认知：如何应对大自然的不确定性？
病毒对人类的威胁其实一直都存在。人类对传染病知之甚少，目前多数传染病源自动物，但是我们并不知道，病毒是在什么条件下变异并传染给人类的。传染性病毒是典型的“黑天鹅”，人类史上如黑死病、SARS等诸多传染病都是来无影去无踪的。
当人类“打盹”时，新冠疫情突袭人间。这次，我们显然没有准备好，没有足够的检测试剂盒，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缺乏有效的全球化治理及人类协作（国际秩序崩盘之际）。
当人类反应过来时，病毒也开始变异，不急于杀死宿主，以无症状的方式纠缠，施以缓兵之计等待“援军”。接下来，就看你的“援军”快，还是人类的疫苗、特效药快。
恐惧源自不确定性，缓解恐惧的最初的办法是解释不确定性，尽管有些解释是胡编乱造。
人类对大自然的不确定性提出真正挑战的是政治的出现。
当时，国家的主要任务是赈灾，国家机器保持高度警备状态，官僚与地方士绅构成一个稳定的赈灾体系，同时维持一定的粮食储备。
根据气象水温规律，中国摸索出一套基于二十四节气的农业计划，将自然的不确定性转化为相对确定的规律，并加以用之。如谷雨，“雨生百谷”，此节气降水多，适合春耕插秧。
或许，更科学的逻辑是，为了维持稳定的粮食供给，构建了一套由农业计划、集权政治、宗教统治环环相扣的国家机器。
千万年过来，人类先祖们靠政治力量存活了下来。
如何评价政治力量对自然力的对抗？
我想，人类能够延续至今，至少说明了政治力量的历史价值。
面对威胁与恐惧，人类先祖们选择投入政治强人、宗教领袖及国家机器的怀抱，以牺牲自由来换取卑微的生存。
人类试图用政治权力的最高智慧化解自然力的不确定性，但边际效用递减反复击溃这种固若金汤的社会组织。
由于生产力的千年停滞，在与魔鬼的边际赛跑中，人类反复被病毒屠戮。14世纪中期的黑死病掳走了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天花肆虐人间几百年。
为了维护统治及抵御不确定性，政治力量宁愿维持这种低效无能的制度。越是灾难降临，民众越依赖于政治力量的庇护。
02
均衡的失败
市场的不确定性
西班牙大流感警告人类自然力的威胁一直都在。当人类放慢技术创新的脚步之时，当各国自相残杀之际，病毒便赶上脚步迅速偷袭。
当今世界进入技术周期底部、金融周期顶部以及国际秩序崩溃边缘，新冠疫情突袭我们，顺手刺破了全球资产泡沫，击穿了油价，正在击溃全球化秩序，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人类用自由市场之力抗击自然之力的不确定性，但市场的不确定性又反噬人类。当前，自然之力的不确定性，还与市场的不确定性深度纠缠，令世人焦虑不安。
03
致命的自负
人类的不确定性
市场的不确定性，本质是人的行为的不确定性。
人性，总是依赖安全，又追逐自由！
自自由市场兴起以来，人类所面临的市场不确定性似乎有增无减。当今世界，我们面临金融的脆弱性、经济全球化的脆弱性。
人类的恐惧根本上是信仰的恐惧。你相信自由市场吗？亦或是，你相信权威政府吗？
自大萧条以来，经济学没能形成一套令人信服的理论，没能建立一套有效的市场制度。这让人内心的恐惧无立锥的“避难所”。
市场，是一系列不确定性契约的集合。有限责任制度、杠杆交易制度、期货制度、股票交易制度等市场制度激励个人行为的同时也在释放风险，诱发不确定性。不管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都忽略了制度建设。
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指出，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人的行为非理性，人们必须在危机爆发之前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以约束人们在危机时受恐惧驱使的非理性行为。【11】（《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道格拉斯·诺斯在不确定性的制度中，反身性、叙述谬误、幸存者偏差等信息不对称，以及人类的非理性，将扩大风险敞口，直至失控。
负油价与倒牛奶、负利率本质是一样的，供给端的极端过剩补贴需求端。这是人为创造的不确定性制度（失控的央行制度、石油寡头垄断）的恶果。
事实上，当今多数经济危机，均是人为创造的“不确定性”制度的后果。财政赤字货币化融资、失控的央行、土地垄断、高杠杆交易、负利率政策。
我们如何应对不确定性
面对全球化的脆弱性，我们应该退回到民族国家、经济主权界限之内吗？
在全球化时代，封闭的民族国家属于确定性的低效制度，开放的民族国家属于不确定性的低效制度。唯有从民族国家转变为全球化契约国家，才能在全球化风险与收益中找到平衡。
以制度的方式，将不确定性拉回到风险级别。正如沃尔克法则将混业金融拉回到风险（相对）可控级别。
所谓“在不确定性中找到确定性”（《本事》，基兰·弗拉纳根），其实是找到我们心中的信仰（信念）——技术、市场、人文主义、全球化契约国家及科学治理。
危机来临，人类身上的风险基因容易击溃心中的信仰，人们很自然地像先祖一样寻求政治强人及国家机器的庇护。
所以，有勇气的人才配得上信仰。一个没有勇气与责任品质的民族，无法拥有强大的自由市场与尖端的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