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發不出來或許不是你的錯:可能是編輯找不到評審人

費盡心思寫好的paper,投稿之後就杳無音信了?這種狀況估計會喚起很多科研人的“慘痛回憶”。目前,多數的論文評審工作落到了少數學者的身上,這不僅讓評審人不堪重負,降低了評審效率,也不利於學術公平。一些網站、期刊和個人正在積極改變同行評審的現狀。


論文發不出來或許不是你的錯:可能是編輯找不到評審人

圖片來源:Malte Mueller/Getty


今年早些時候,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風溼病學家米歇爾•卡倫伯格(Michelle Kahlenberg)遇到了一些困難。為了給免疫學期刊上的一篇論文找到兩位審稿人,她先後聯繫了 25 位研究人員,這刷新了她編輯生涯中的紀錄。


許多學者和期刊都在努力推動對同行評議的認可和激勵。“我所接觸的所有活躍的審稿人都具有該領域的專業知識,”卡倫伯格說道。她個人認識一些審稿人,並根據他們的建議邀請了一些其他專家來進行評審。 然而,很多人委婉地表示了拒絕。大多數人都說他們太忙了。


同行評議被認為是學術界質量檢驗的黃金標準。在論文發表之前,通常需要兩到三位不參與研究的專家進行獨立評審。這一過程要求審稿人幾乎完全出於自己的信念來參與。卡倫伯格表示,要想為一篇論文找到合適的審稿人,她平均需要聯繫 6 到 10 位研究人員。


卡倫伯格的經歷並不是個例。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的社會神經學家傑伊•範•巴維爾(Jay Van Bavel)表示:“我每年會收到 100 到 200 次論文評審的邀請,我有幾個同事都被大量的論文評審工作壓得喘不過氣來。我還認識一些人,他們幾乎拒絕了所有的評審要求。”


但關於審稿人疲勞工作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部分原因是大多數學術出版商對同行評議過程背後的數據諱莫如深——這可能是因為出版商或期刊沒有明確的動機提供這些數據。這樣做甚至還可能招來對於期刊的審查。


現在,一場新的運動旨在改進這一現狀:許多學術人員和期刊正在不斷推動認可和鼓勵同行評議;審稿人也在新的在線平臺上記錄他們的審稿進程,這為人們瞭解審稿過程打開了一個新的數據來源;而一些新的研究首次關注了同行評議中的微妙狀況,其中一些揭示了令人擔憂的趨勢。


這些變化是否會對像卡倫伯格這樣的編輯有所幫助還有待觀察。與此同時,論文評審主要還是學者出自於個人熱愛的無償勞動,為了幫助新的研究在自己的學科裡更早的曝光,並且保證整個系統的正常運轉。


少數學者評審了多數的論文


1831 年,劍橋大學教授威廉•惠威爾(William Whewell)說服了倫敦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 of London)——世界上第一家科學出版商——委託對論文稿件進行公開報告,這開創了我們今天所知的同行評議。但直到最近,獨立的論文質量評審才成為一種基本要求;備受矚目的《自然》(Nature)雜誌在 1973 年才強制規定了同行評議。


然而,學術期刊審稿過程背後的機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個謎,這點並不令人驚訝。而最近發佈的一系列報告正試圖回答其中的一些問題。


Publons 是一個能讓研究人員在線記錄同行評議活動的網站,它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全世界的學者們每年花在論文評審上的時間約為 7000 萬小時。大部分的工作都落在了發達國家的學者身上,因為他們和期刊編輯更加熟悉,並且其中大多數人也居住在西方國家。然而事實上,發展中國家的研究人員更願意接受論文評審工作,提交評審意見的速度也更快。


學術出版商和期刊也開始提高論文評審的透明度,這可能是對同行評議周(Peer Review Week)的回應。同行評議周是每年 9 月舉行的一項活動,旨在慶祝同行評議過程如何幫助維持科學記錄。例如,著名的生物醫學雜誌《eLife》向研究人員提供了其 2012 至 2017 年的稿件提交數據,基於這一數據的的研究發現,女性和非西方國家學者在同行評審、期刊編輯和資深作者方面的代表性不足。該研究於 8 月發表在預印本網站 bioRxiv 上。


9 月,英國物理學會(Institute of Physics)下屬的 IOP 出版社(IOP Publishing)也發佈了一份報告,分析了其下屬期刊的同行評議。報告發現,美國的物理學家承擔了不成比例的同行評議:30% 的受邀審稿人來自美國,但只有 10% 的投稿來自美國的作者。相比之下,中國的學者只受邀評審了 7% 的論文,貢獻的論文數量卻達到了四分之一。


論文發不出來或許不是你的錯:可能是編輯找不到評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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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工作吃力不討好?


紐約大學的社會神經學家範·巴維爾表示,期刊評審任務的分佈不均是一個嚴重問題,他說:“我在聖誕節做評審,在元旦前夜做評審,一年到頭幾乎每隔一天都要做一次論文評審。而且我不是一個人—— 不斷增加的論文負擔全落在了一小群評審員身上。”


範·巴維爾認為,付出大量工作的評審人員應該得到人們的認可。公開承認他們的工作或許就是一種方式。當 Publons 於 2013 年推出時,它的目標是為學術界人士提供一個平臺,幫助論文評審人員提升聲望。該網站目前擁有超過 47 萬的註冊用戶和 270 萬份評審報告,這兩個數字都在去年中翻了三倍。同時該網站也有年度同行評議獎(Peer Review Awards)。


英國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的工程師艾哈邁德•扎卡里亞•哈菲茲•穆罕默德(Ahmed Zakaria Hafez Mohamed)今年被 Publons 評為工程領域最優秀的 1% 評審員,排名是基於被添加到平臺上的參與出版前同行評議的數量。穆罕默德去年審閱了 89 篇論文,他說:“同行評議不僅僅是審核論文,也是提高我們自身知識的一個途徑。”為了趕上最後期限,他通常要在週末加班完成評審工作。


BI 挪威商學院(BI Norwegian Business School)的傳播學和文化學研究員克里斯托弗•盧茨(Christoph Lutz)表示,穆罕默德的獲獎“讓同行評議這種經常被忽視的、幕後的和自願的工作變得更加引人注目”。盧茨今年也被 Publons 評為最佳評審員,他說:“這是一個很好的信號,表明我作為一個同行評審員的工作是被重視的。”


評審人員應當獲得報酬嗎?


一些期刊走得更遠:與其給評論者公開的榮譽,為什麼不給他們合適的報酬呢? 幾年前,《公共經濟學雜誌》(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測試了三種提高評審效率的方法,分別是:提供給研究人員每次 100 美元的評審獎勵,設定更短的評審期限,以及告知評審人員他們的評審週期將會公開發布。實驗發現,更短的期限和現金獎勵都會加快評審週期,但後者需要提醒評審人員他們的獎勵情況。由於終身教授的財務狀況通常更加穩定,所以相比於現金獎勵,他們對公佈自己的評審週期的反應更加積極。有些期刊,例如《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會定期向評價者支付稿酬,以獲得及時的評論。


然而,去年 9 月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非金錢獎勵——比如在期刊上添加評審人員的名字,同時附上感謝或頒發評審員證書——可能並不有效,而且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打消評審人員參與同行評議的積極性。研究的共同作者、比利時根特大學的社會學家馬可·西伯(Marco Seeber)表示:“我們傾向於認為某些獎勵能刺激所有的行為,但同行評議是一種特殊的行為,同時也受到道德承諾和心理享受的驅動。”


加拿大多倫多西奈山醫院(Mount Sinai Hospital)的癌症研究員埃萊夫塞里奧斯·戴曼迪斯(Eleftherios Diamandis)在2015年寫給《自然》雜誌的信中指出,退休學者可能是擁有廣博知識和足夠空閒時間的潛在評審人員。他指出,小額現金獎勵可能會讓他們更願意參與。盧茨對此表示贊同:“我認為向高質量的同行評議人員支付費用應該成為常態,而不是特例。”


然而,並不是所有的研究人員都看好這個想法。德國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和捷克共和國科學院(Academy of Science of the Czech Republic)的物理學家蒂博·德里安(Thibault Derrien)認為向評審人員支付報酬會引發倫理問題。他說:“研究人員被要求保持公正客觀,而付費行為會讓這個本已脆弱的過程變得更加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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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獲取如何改變同行評審?


至少從經濟角度來看,對審稿人支付費用並不是不合理的,因為傳統學術出版商的利潤率是出了名的高。關於學術出版行業的新紀錄片《學術生意》(The Business of Scholarship)指出,頂尖的盈利性出版商擁有 35% 至 40% 的利潤率,通常比蘋果 、臉書和谷歌等公司還要高。近年來,一些國家已經採取措施,切斷了與主要出版商的聯繫;研究基金的資助方也計劃引導學術界走向開放獲取。開放獲取是一項旨在解決傳統出版商和研究人員之間權力失衡的運動,目的是讓所有學術內容在網上免費獲得。


開放獲取模式對同行評審具有啟示意義。許多開放獲取的期刊,比如 PLOS One,都強調發表任何具有科學活力的論文,而傳統的期刊更喜歡創新或有影響力的文章。

儘管許多人認為這種轉變有利於科學,但它增加了對審稿人的需求,因為有更多的論文需要審閱。生物心理學家、荷蘭腦診所研究所主任馬丁•阿恩斯(Martijn Arns)指出,這反過來又降低了同行評議的質量,因為最有資質的評審人員可能會忙於其他的評審工作。


在過去的幾年裡,開放獲取期刊的出版商試圖通過調整他們的審稿流程來簡化審稿機制。一些研究人員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議。阿恩,一位開放獲取的支持者,提出了一個雙重體系:知名度較高的的文章可能會有更加廣泛的讀者群,應該在發表前得到嚴格的同行評議;而社會影響較小的研究,比如那些突出某一特定方法或證實之前發現的研究,可以在發表後進行評議。阿恩表示這將能大大減輕審稿人的負擔,不過他也指出很難預測一篇論文適合哪一個類別。


範·巴維爾提出了另一種選擇。他說,出版商應該從他們的“罪惡收入”中拿出 200 美元來支付審稿人的的訂閱費用、開放期刊運作費用或會員費用。

他指出,這種制度已經存在於圖書出版商之中。例如,範·巴維爾曾經因為加入一家開放獲取期刊的編輯委員會而獲得 1500 美元的報酬;巧合的是,當時他在同一家期刊上發表了一篇論文,所以他用這筆錢支付了文章的處理費用。他說,這種方法“似乎是一種很好的方式,可以回饋給那些努力工作以保持期刊平穩運行的編輯或審稿人”。


在《醫學互聯網研究雜誌》(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上,研究人員可以通過評審、編輯或向為雜誌撰寫論文來收集“積分”,而向該雜誌提交論文的作者被要求提供相當於他們論文處理費的積分。心理科學進步學會(Society for the Improvement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的期刊《心理學》(Psychology)給評審員提供了一種選擇:為論文評審員支付一小筆費用,或者選擇將費用轉到為囊中羞澀的科學家設立的“豁免基金”或他們所在機構的開放獲取基金。


範•巴維爾表示:“我希望看到一個系統,讓人們可以自薦參加評審任務。這將使編輯能夠找到潛在的評審人員,並幫助那些可能不被關注的人得到參與文章評審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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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Undark 學術投稿人編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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