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aya教授是世界著名的東南亞研究學者，先後在馬來西亞、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尼西亞、荷蘭工作，自1994年起在夏威夷大學任教，於2000年獲得了John Simon Guggenheim獎。她的代表作包括《馬來西亞史》、《東南亞近代史》、《燃燒的子宮：重新定位東南亞歷史中的女性（1500-1800年）》等。Andaya教授目前的研究課題關注1511-1900年間東南亞地區的宗教互動。她在本次講座中分享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解釋了20世紀前基督教在東南亞華人中發展相對緩慢，而在20世紀上半葉卻得到迅速擴張的原因。
關於基督教在中國傳播情況的研究已經汗牛充棟，相比之下卻少有學者關注基督教在海外華人社群中的影響。而在16至19世紀，東南亞華人社群恰恰是基督教傳教士試圖打開中國大門的試煉場。Andaya教授對17世紀西屬菲律賓、19世紀英屬海峽殖民地和20世紀30年代英屬馬來亞與荷屬東印度群島進行了對比研究，主張只有具備成熟的歷史條件，外來宗教才能在該地區得到實質的發展。該研究旨在對宗教交流中的全球互聯進行梳理，並將東南亞地區的宗教互動置於全球史框架內進行分析。
上圖是耶穌會士馬里尼神父（Giovanni Filippe de Marini SJ）1665年從東方回到羅馬後所作書中的一幅版畫。畫面上的IHS是耶穌基督的象徵，在希臘語中是耶穌名字IHΣΟΥΣ的縮寫。匍匐在主的恩澤裡的是來自越南北圻、交趾、柬埔寨、暹羅和日本的信徒，這幅畫傳遞出耶穌會士期望基督教在東方遍地開花的願景。有趣的是，傳教士用以傳教的書本是用中文寫成的。Andaya教授藉由這一現象引出了後續的討論。
17世紀的馬尼拉
當西班牙人在1570年開始其對馬尼拉的佔領時，當地僅有約150個華人。而到1600年，當地的華人人口則增長到了大約20000人，其中大部分都是1567年隆慶開關後從泉州與漳州漂洋過海而來。華人在西班牙人的要求下聚居在馬尼拉要塞邊上的帕裡安（Parian），並在1565至1815年間橫跨太平洋的馬尼拉大帆船貿易中扮演著重要的中介者角色。來自中國的絲綢、瓷器、漆繪與雕刻工藝品經由馬尼拉被運往大洋彼岸的墨西哥，而來自福建的商人們則從中賺取了美洲白銀。
1565-1815年間的馬尼拉大帆船貿易（Map created by Jesse Nett）
耶穌會士早在1552年便將傳教網絡拓展到了中國，但其他基督教派卻尋路無門，其中就包含了西班牙的多明我會。因此，1587年來到馬尼拉的西班牙多明我會傳教士將馬尼拉看作一個向中國傳教的跳板，並首先嚐試在當地的華人社群中進行演練。
當時，從福建南下前往馬尼拉的除了商人與手工藝者外還有一部分文人學者。據記載，一位名為胡安·科博（Juan Cobo）的多明我會傳教士正是在福建文人的幫助下獲取了福建的相關知識，並用文言文著成了《萬能真神實錄》。該書將上帝塑造為萬物的創造者，並記錄了傳教士如何將基督教教義與自然科學糅合在一起。《萬能真神實錄》僅有一份副本留存至今，現珍藏在西班牙馬德里的國家圖書館。此外，當地華人與西班牙傳教士之間的互動還表現在其他方面：例如，1593年一位華人印刷了用西班牙語和他加祿語寫成的《基督教教義》（Doctrina Christiana）。另外，科博在其宣教的材料中創造性地融入了一些動物故事。在這些故事中，他將自然規律與上帝的創造性糅合在一起，不同動物在食物鏈中的關係被體現為上帝造物的神奇體現。
萬能真神實錄
基督教教義（Doctrina Christiana，1593）
來自福建的華人多以閩南語為母語。多明我會的傳教士們相信方言能夠幫助他們吸納更多的華人信徒，從而搭建一條通往中國的傳教之路，因此開始積極地學習閩南語。在當地華人的影響下，傳教士們在1605年印刷的一版《基督教教義》中使用了大量閩南方言，包括明代福建方言中的特有字符。此外，馬尼拉華人掌握了高超的雕刻技藝，並協助製作了大量宗教雕像，得到了傳教士們的認可。這些雕像成為了市場上炙手可熱的商品，當時馬尼拉教堂中的許多宗教工藝品都出自華人之手，例如下方的聖母瑪利亞的雕塑和用象牙雕琢的沉睡的耶穌。
聖母瑪利亞（Mater Dolorosa）
沉睡的耶穌（Sleeping Jesus）
在傳教士的努力下，確實有部分華人皈依了基督教，因為皈依能夠帶來一些切實的好處。例如，華人基督徒在1596年被允許離開馬尼拉；1626年西班牙免除了華人的額外勞役，且在皈依後的十年裡無需向西班牙人交稅。但這些措施的效果十分有限，無處不在的歧視、賦稅以及繁瑣的皈依儀式讓大多數華人對基督教望而卻步。西班牙殖民當局允許皈依了基督教的華人與當地人通婚，他們的後裔成為了後來菲律賓社會的梅斯蒂索（Mestizos）群體。到1662年，當地兩萬多華人中只有約15%皈依了基督教。因為西班牙的種族歧視政策，馬尼拉華人在17世紀初發動了數次起義，矛頭直指當地基督教會，並且把傳教士和教堂內的藝術品作為打擊和毀壞的目標。
總體來說，儘管西班牙人在17世紀初的馬尼拉努力傳教，但因歷史條件尚不成熟，獲得的效果並不理想。甚至根據畢農多（Binondo）教堂19世紀80年代的記載，當地的華人居民中也只有約4%皈依了基督教。菲律賓華人基督徒的數量直到20世紀初美國佔領時期才有了顯著的增長。
19世紀早期的馬六甲與新加坡
接著，Andaya教授將視角轉向19世紀早期的英屬海峽殖民地。當時，馬六甲和新加坡居住著大量華人，馬六甲居民中約有四分之一是華人或峇峇（Baba，指華人與馬來人的後裔），而在新加坡居民中華人佔比約為31%，大多數來自福建或潮汕地區。1815年，以英國人威廉·米憐（Willian Milne）為代表的第一批傳教士帶著他們的妻子和華人助手抵達馬六甲。米憐的助手梁發（Liang Ah Fa）幫助翻譯及印刷了許多傳教材料，併成為了當地第一位華人牧師。
威廉·米憐與妻子
梁發
米憐是馬六甲地區傳教活動的總負責人，與科博相似，他堅信基督教能通過馬六甲傳向東南亞各地並最終到達中國。不同的是，米恩看到了教育的重要作用，他認為教育能夠幫助華人更好地理解並接受基督教的教義，因此他在馬六甲建立了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他希望新一代華人能夠在此接受教育並皈依基督教，並最終成為神職人員投身於他們的傳教大業。米憐通過書院印刷了很多書籍，如聖經和他創作的小說《張遠兩友相論》。這些書籍成為了他在馬六甲以外進行傳教活動的重要工具。
《中文版新約全書》（1817年）、《張遠兩友相論》（1819）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傳教士是裡雅各（James Legge）。他於1840年被英國新教公理宗的倫敦傳道會派駐馬六甲主持英華書院。裡雅各對於中國儒學和傳統文化保持著敬畏之心，且認為在中國古代經典裡同樣蘊含著基督教的精神。1843年，他解散了馬六甲的英華書院並前往香港，並在當地創立了新的英華書院。兩年後，他帶著三名中國男生回到了英國。在其中一名男生的協助下，裡雅各在新加坡建立了一座新教堂。
裡雅各與他帶回英國的三個學生
當時新加坡的情況與17世紀的馬尼拉相似，當地華人很少以放棄自身傳統文化為代價投身於一個全新的宗教信仰。許多上英華學校的孩子都希望能夠學習商務英語，以方便他們從商並繼承家業，但基督教對他們來說並沒有很大的吸引力。儘管新加坡教會發行了諸多中文傳教書籍，華人基督徒的數量依然沒有快速增長。中華傳統文化仍深深地紮根於海外華人社群，而皈依意味著信仰體系的全面重塑，很多華人不願輕易切斷自己的文化及精神血脈。另一方面，以基督教為旗號的太平天國運動客觀上造成國內民生凋敝，中國國內的反基督教情緒也蔓延到了海外。此外，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被迫開放口岸，傳教士們得以前往香港等地傳教。Andaya教授強調，歷史環境讓19世紀英國人在海峽殖民地的傳教活動遭遇了跟西班牙人相似的困境。
宋尚節（John Sung）在新加坡和荷屬東印度群島的傳教活動
相比之下，20世紀30年代是一個截然不同的歷史時刻。這一時期，東亞地區的基督教復興運動，美國五旬節派（Pentecostalism）的崛起，清王朝的覆滅等因素共同作用，為華人宗教領袖宋尚節在東南亞的傳教活動搭建了一個極為特殊的歷史舞臺。1907至1910年間的平壤復興運動讓基督教在朝鮮半島得到了廣泛的傳播。Andaya教授認為，學者們需要將這次復興運動放到更為廣闊的全球視野中進行考察：1906年，美國洛杉磯的阿蘇薩街運動推動了五旬節派在美國的發展。五旬節派強調傳教活動的參與性和表演性，對當地社會中經濟狀況較差的群體具有特別的吸引力。在五旬節派傳教活動走向世界的過程中，正在發生劇烈變遷的中國成為了一個傳教士眼中重要的目的地。西方傳教士將1911年清王朝的覆滅看作是一個傳教的黃金時機。然而，各地華人將傳教士看作殖民勢力的一員，普遍對他們抱有敵意。與此同時，華人自發的傳教活動卻提高了基督教在中國的影響力，且推動了教堂在各地的興建。
宋尚節（John Sung）
1901年，宋尚節出生於福建莆田，父親是當地一所衛理公會教堂牧師，其家庭受到了當時基督教復興運動的深刻影響。宋尚節從年幼時期起就積極參與佈道活動，在當地小有名氣。青年時期，宋尚節在傳教士的資助下赴美求學，在俄亥俄州立大學取得了化學博士學位，後前往紐約協和神學院攻讀神學。在此期間，他被基督教基要派和現代派之間的辯論所吸引，並受到福音音樂的影響，逐漸創立出一套新穎的傳教方式。20世紀20年代，美國著名女傳教士於爾丁·尤特莉（Uldine Utley）利用歌唱與演繹的方法傳教，給宋尚節留下了深刻印象。值得注意的是，宋尚節的美國留學經歷並未讓他產生對西方傳教士的親近感。相反，他認為只有當西方傳教士離開後，中國本土的教堂才能夠進一步發展。
伯特利佈道團（Bethel Worldwide Evangelistic Band）
宋尚節於1927年回國，很快組建了伯特利佈道團（Bethel Worldwide Evangelistic Band），不久後便聲名遠播至東南亞地區。這一時期，東南亞華人正經歷著重重困難：在英屬馬來亞和荷屬東印度群島，當地排華浪潮激發了華人日漸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但華人也成為原住民民族主義情緒的發洩對象；全球經濟大蕭條讓諸多礦山和種植園倒閉，殖民地對勞動力的需求也隨之下降；殖民政府對華人移民嚴加控制，許多人面臨著被驅逐出境的窘境。這些因素綜合作用，使得當地華人教會損失了大批信徒，入不敷出、每況愈下，急需一道能拯救他們的曙光。宋尚節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被邀請到東南亞地區進行傳教的。
宋尚節在東南亞的傳教路線
宋尚節的傳教更近似一種"劇場式"的佈道，他能夠以生動的表演和互動來闡釋晦澀的教義。例如，他讓觀眾揹負一個小棺材，在棺材內放入象徵原罪的石塊，每承認一項罪過就放入一塊石頭直至觀眾無法站立；之後，他緩慢地將石頭取出，用這一過程體現靈魂的淨化與重生。此外，宋尚節還能使用馬來語或閩南方言演唱歌曲。他這種戲劇化的傳教方式流露著來自美國五旬節派和福音音樂的影響。當地媒體紛紛報道宋尚節的傳教活動，將他在當地掀起的熱潮稱作奇蹟，認為他的佈道給遭受苦難的華人群體提供了一個治癒的港灣。
宋尚節在中爪哇，1939
宋尚節的佈道一定程度上彌合了東南亞華人間因方言不同而存在的裂隙。在他佈道的"劇場"中，來自不同方言區的華人都能共享同一種神聖的情緒，一種共有的"華人"身份。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宋尚節的宗教宣講與當地華人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得到了有機地結合。此外，他強調皈依基督教與保留文化傳統並不衝突，並鼓勵華人教堂接納更多的中華民俗傳統。這一主張在英屬馬來亞與荷屬東印度群島受到了華社的熱烈歡迎。
宋尚節離開新加坡時的報道
基於上述三個案例，Andaya教授對基督教在東南亞地區華人群體中的傳播進行了進一步的比較與梳理。她指出，基督徒依然是東南亞華人中的一個少數群體，分析他們信仰的轉變必須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中進行，歷史學家在研究中也要特別重視人們在宗教互動中所處的歷史環境。她認為，對東南亞華人基督教史的研究能夠給我們帶來很多啟示，我們有必要將影響宗教與社會變革的各種因素進行綜合考量，尤其是將它們放置到全球化和比較的視野中進行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