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雲人物採訪記》最後一篇的採訪對象是希臘抵抗運動的領導人亞歷山大·帕納古里斯。就算之前對奧里亞娜·法拉奇的愛情生活一無所知，你也能馬上從這篇訪談文字中察覺到一種異樣。之前篇章裡建立起的那個主動出擊，咄咄逼人印象的法拉奇在此完全被顛覆了。她敘述的口吻如此抒情，以至於我們會不習慣她用如此溫情的句子開頭：“那一天，他的臉就像是被釘了十次十字架的耶穌的臉一樣：他看起來比他34歲的年齡要老些。蒼白的雙頰上深深地刻著幾道皺紋，烏黑的頭髮間露出了幾縷銀絲，他的眼睛像是兩潭憂鬱的水。”
他們第一次相見的那一天是1973年8月23日，法拉奇44歲。她原本是要去採訪德國總理勃蘭特，為此她已經準備了八個月，但偶爾聽到同事說要去採訪剛從監獄釋放的帕納古里斯時，毅然改變了計劃行程，轉身直奔希臘。這是法拉奇採訪任何政治巨頭時也不會發生的事情，她竟然在見他之前，感到了侷促不安，她在後來的回憶中用了這樣的句子“我記得很清楚：我咬著指甲，不知該如何是好”，彷彿剛剛陷入了熱戀的女孩一樣的情懷。
她對他們的第一次相見印象深刻：“炎熱的下午，汗水使我的衣服緊緊貼在身上。花園裡、涼臺上和別墅的每個角落都擠滿了人，還有記者、喧囂聲和擁擠不堪的場面。”她在擁擠的人群中一眼看到了那個人“他掛著他那張像基督的臉坐在一片混亂中間”，但是“他一看見我就像只貓那樣跳了起來，跑過來擁抱我，似乎他早就認識我”。我總懷疑這個相遇的場景是虛構出來的，在她的回憶中，原本平常的場景，也會因為一次次地回顧變得意味深長起來。愛情是虛構的動力，一對愛人再平常的相遇也會被賦予一種一見鍾情的神秘色彩。我們喜歡宿命般的相遇，命中註定的愛人在互相對視的那一刻，已經具有了心有靈犀的神奇力量。再偉大的記者在面對愛情到來的時候也會淪陷其中。
法拉奇與帕納古里斯的採訪註定是最不客觀的一篇。她似乎放棄了所有的進攻和技巧，變成了一個溫柔靜默和乖巧的聆聽者。我們很難相信，這個讓基辛格、布托、卡扎菲憤怒、尷尬、暴跳如雷的記者竟然放棄了追問的機會，用這樣幼稚的句子發問“阿萊科斯，不要說這些了”、“阿萊科斯，你不怕被殺嗎？”、“阿萊科斯，我不會問你這件事的”、“你哭了，阿萊科斯？”、“如果你不想再談，就不要繼續說了，談這些夠了”……阿萊科斯是朋友們對帕納古里斯的稱呼，法拉奇在採訪中，幾乎放棄了任何發問的機會，這是任何受過基礎訓練的記者都不會犯下的大忌，她甚至主動要求阿萊科斯不要過多談論自己的痛苦。這怎麼會是法拉奇，怎麼會是面對任何暴君、獨裁者都面不改色拋出自己問題，緊追不捨的的法拉奇？簡直判若兩人。但是事實就是如此，她愛上了這個“奇怪的小眼睛，一張大得出奇的嘴，短下巴頦兒，還有那些不滿在嘴唇上、顴骨上使他變得極醜的傷疤”的美男子——你沒看錯，我也沒寫錯，在法拉奇眼中，帕納古里斯就是個美男子：“這種美是荒唐的、自相矛盾的，與他美好的心靈無關。不，也許我永遠理解不了他。從第一次見面後，我就認定他是一口充滿矛盾、出其不意、利己主義、慷慨、不合邏輯的的神秘的深井。同時，他也是產生不測事件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我注意到了法拉奇還用了一個句子形容帕納古里斯“他就像一個領袖那樣講話”。換句話說，他的自信建立在別人對他的臣服上。這個男人多年的牢獄之災，已經將生死置之度外。也許，對他而言，愛情只是他全部政治生涯的一個點綴。就像法拉奇最後問他作為一個人意味著什麼的時候。他的回答是“意味著有勇氣，有尊嚴。意味著相信人類。意味著去愛”，但是“不允許讓愛成為避風港。意味著鬥爭和勝利”。佔據他全部生活的是不斷地革命和鬥爭，愛，對他而言不是避風港。任何優秀的人在被政治迷惑之後都會產生負面的影響，政治腐朽人的靈魂和頭腦，比如他們習慣了專橫和不可一世。他們需要別人言聽計從，俯首臣服，畢恭畢敬。他們會經常發怒，只是他們想當然認為，他們這個世界付出了太多，世界欠他們一個公平。這才是悲劇的開始，政治人物的魅力不是因為愛情，因為愛情不是建立在臣服之上。
在他們短短几年的關係中，法拉奇更像一個母親，而不是愛人。她需要分擔他的一切，但換來的不是溫暖的愛意，而是無休無止的付出。她無怨無悔地幫助著這個和情人散步時口袋裡也會揣著炸彈的男人，她冒著生命危險把他轉移到意大利，一個更為安全的地方，讓他繼續革命，她陪他一次次進出雅典，幫他競選議員籌款，有幾次差點被對手追擊得車毀人亡。她欣賞他的激情和口才，她忍受著他的任性和固執，她和他一起承擔無處不在的危險……她一直說阿萊科斯是唐·吉訶德，而她就是他忠實的僕人桑丘·潘沙。
相愛兩年後，法拉奇懷孕了，為此她還專門寫了一本書《為未出生孩子的信》，以少有溫暖和喜悅，抒發了她懷孕後的情感，展現出了她性格中柔情似水的一面。然而，當帕納古里斯得知這一消息後，不但沒有喜悅的神情，反而以嘶啞和結巴的聲音問法拉奇打胎的費用如何分攤，並建議兩人各出一半！這不是法拉奇渴望的愛情，但是她一如既往地支持著這個為政治獻身的男人。
1976年5月1日晚上，帕納古里斯因為一場神秘的車禍去世，法拉奇終生仍對其念念不忘。她稱他為自由和正義的鬥士：“因為他所尋找的東西，也是每一個值得生下來的人應該尋找的東西，是不存在的。被稱為自由，被稱為正義的東西都是一場夢。哭泣也好，詛咒也好，忍受也好，我們只能追隨這個夢，並對自己說，當一樣東西不存在時，就要創造它。”他也許是個自由的鬥士，但從來不是一個合格的愛人。我們也許始終搞不懂，法拉奇是因為愛情愛上他，還是因為他所堅持的理想。
也許僅僅是因為愛情，我寧願這樣想，再偉大的記者也逃不過愛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