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九號院健康服務 id:JHY-Healthcare
圖片來源：楊震（2017）
新冠疫情中，醫院內感染一直受到高度關注。
疫情初期，醫院內感染是確定病毒人傳人的關鍵證據；疫情相持期，醫院內感染則往往是聚集性疫情爆發的導火線。近期哈醫大醫院、哈爾濱市第二醫院的聚集性病例，已經造成多人感染。
院內感染凸顯了醫院的“矛盾性”：治療疾病，還是傳播疾病。普通人對此感受越來越深，每當要去醫院就診，感染病毒的擔心就會隨之而來。
但現實中，即便在疫情期間，醫院內感染並沒有大規模爆發；況且醫務人員的日常工作就是在患者與健康人群中反覆穿梭，同樣很少出現交叉感染；普通人在沒有自我保護的情況出入醫院，通常也不會感染疾病。
試想，如果醫院內感染肆無忌憚，那麼現代這種動輒幾百萬門診量的大規模醫院可能根本無法存在。事實上，早期的醫院就是因為感染造成的超高死亡率，而被稱為“屠宰場”。
那是一段辛酸的歷史。你大概已經多次聽到《三體》中的經典句子：弱小和無知不是生存的障礙，傲慢才是。而那段歷史，也許是人類醫療史上最傲慢的時期。
1 患者的噩夢
九號院之前的文章（參見文末延伸閱讀）曾經提到過，醫院最早起源於傳染病的收容和康復機構。當時的醫院主要發揮社會隔離功能，與今天作為疾病治療中心、醫學科研中心的醫院相比，有著天壤之別。
醫院的蛻變發生在19世紀初期，物理檢查、病理解剖和統計學三門技術的引入是引發變革的底層動力。
醫生通過屍體解剖，可以將屍體上所見的病理變化和主要臨床表現結合起來；運用統計學對醫院的大量患者進行疾病分類，則可以建立典型性疾病的概貌。這讓大型醫院具備了積累臨床經驗，並開展臨床研究的能力。
19世紀40年代，麻醉技術開始應用在手術當中。外科醫生終於可以不再侷限於原來的小修小補，而在更大更深的手術治療中大展身手。但患者的噩夢卻就此開始。
全無“無菌”概念的手術，圖片來源：楊震（2107）
氯仿麻醉的發明者詹姆斯·辛普森爵士1867年在《醫院制度》（Hospitalism）雜誌上發表的文章中，披露了一組截肢手術死亡率的統計數據：英國41%，法國巴黎60%，瑞士蘇黎世46%，德國等其他歐洲國家則在34%上下。
“躺在英國醫院外科手術臺上的病人，死亡的幾率要高於滑鐵盧戰場上的英國士兵。”辛普森爵士警告。當時的手術室，是名副其實的“鬼門關”。
19世紀70年代成為外科醫生的崔弗斯爵士曾描述過他在倫敦醫院手術室的經歷：
“我在接待室中和那女人見面並進行解說。我相信我已用最親切及充滿信心的口吻為她說明了全部手術的細節。當我說完後，就問她是否願意籤同意書以進行手術。她回答道：‘同意是沒什麼問題！問題是，誰來付葬禮的錢？’”
儘管感染死亡率超高，但當時尚未認識到細菌的存在，醫學界無法正確解釋頻發的感染，只能模模糊糊的將其歸咎於空氣中的毒沼氣。再加上當時也沒有無菌技術，患者術後能否逃過感染基本只能靠運氣。
2 產科的公敵
事實證明，在人類強大的求知慾面前，無知的確並不可怕。
產褥熱引起產婦死亡的問題一直困擾著醫院裡的產科，直到19世紀上半葉依舊沒有得到解決。1844年，年輕的塞麥爾維斯加入維也納綜合醫院產科。在產科觀察到的現象，讓塞麥爾維斯對所謂的毒沼氣說產生了懷疑。
現象一：產科包括醫生和醫學生接生的第一分區和由產婆接生的第二分區，第一分區死於產褥熱的人數遠高於第二分區。
現象二：醫院內產褥熱廣泛流行，但醫院外沒有明顯流行的趨勢。
現象三：死亡率與季節或氣候不相關，可以排除流行病所致。
現象四：生產中，如果子宮或者子宮宮頸存在損傷，感染的幾率高。
現象五：關閉病房一段時間後重啟，患產褥熱的人數會短暫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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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觀察到了這些現象，但塞麥爾維斯仍然沒有找到原因。在此期間，塞麥爾維斯的老朋友，病理學權威科雷契卡因為在解剖屍體時不慎割傷自己，而引發傷口感染致死。
悲傷中的塞麥爾維斯敏銳的注意到，科雷契卡的症狀和病理變化與產褥熱幾乎一致。他推論，產褥熱是一種長在腐爛屍體中，通過醫療人員手部傳播的疾病。於是，塞麥爾維斯要求產科所有人需要用氯水徹底洗淨雙手後，再去給產婦接生。
開始按要求洗手後，奇蹟出現了。維也納綜合醫院產科第一分區產褥熱的比例，從20%下降到了1.2%，與第二分區的1.3%幾乎一樣。
毫無疑問，這個偉大的發現可以拯救成千上萬產婦的命。但最初幾乎沒有產科醫生對此感興趣，塞麥爾維斯甚至因此得罪了醫院產科的權威克萊恩教授，最終丟掉了在維也納綜合醫院的工作。
在塞麥爾維斯生命最後的歲月裡，他成了全歐洲產科醫生的“公敵”。
在當時的環境中，任何產科醫生承認塞麥爾維斯的理論，就意味著承認自己過去幾十年的實踐裡一直是殺死無數產婦的兇手。於是，所有產科醫生一口咬定不存在“（死）人傳（活）人”，產褥熱從空氣中來。
直到19世紀70年代，一個叫李斯特的人拿出鐵證。
3 掌握主動權
19世紀末，美國人因為不相信“人傳人”，讓上任不到4個月的加菲爾德總統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1881年7月，美國總統加菲爾德遭政敵射傷。到達現場的史密斯·湯森按照可能的彈道軌跡，用未經任何處理的髒手插入傷口尋找彈頭，無果。隨後，治療團總管、彈道床上專家布利斯醫生完全不信感染那一套，堅持將取出彈頭作為治療主線，嘗試了許多辦法。
中槍79天后，加菲爾德總統去世。屍檢報告顯示，他死於傷口反覆探索導致的全身感染膿腫。此時，距離李斯特在《柳葉刀》雜誌發表論文，全面介紹“外科治療防腐系統”的經驗已經過去了14年。
約瑟夫·李斯特，圖片來源：wiki
李斯特在文章中明確提出，細菌感染是病原因素；傷口癒合期感染和化膿都是不正常且沒有任何益處的事情，並指斥“可稱道的膿”簡直是胡扯。
在李斯特之前，人們不知道是細菌引起了傷口感染。但憑觀察發現，如果傷口流出濃稠白色無臭的膿液，則大概率會在不久之後癒合；但如果傷口感染，並伴隨高熱、寒戰、組織腐爛、惡臭，則這樣的患者基本上難以挽救。
後來人們知道，這兩種感染是由完全不同的細菌引發的感染。但當時人們不知道，只能期盼白色無臭的“可稱道的膿”降臨。
轉機發生在19世紀50年代，法國科學家巴斯德發現了酵母菌。1865年，李斯特讀到了巴斯德的論文。他用不同的生物組織重複巴斯德的實驗最終證實，病人術後傷口的感染由微生物引起。
巴斯德提出了過濾、高溫、化學溶液三種消滅微生物的方法，李斯特選擇了化學溶液的方法為傷口消毒，就是石炭酸。
1865年8月12日，塞麥爾維斯在維也納瘋人院默默去世後的第二天，李斯特迎來了他將嘗試滅菌技術的第一個患者——一個被馬車撞到造成脛骨骨折的11歲男孩。在使用石炭酸消毒法治療6個星期後，小男孩康復。李斯特成功了。
儘管最初同樣遭受了抵制和攻擊，但比塞麥爾維斯幸運的是，李斯特的研究已經具備充足的科學數據做支撐，而且以德國醫生為首的歐洲大陸外科醫生迅速接受了李斯特的理論。即便是在最頑固的英美醫學界，李斯特至少也擁有一半支持者。
在李斯特的滅菌理論和技術逐漸擴展的過程中，年輕的醫生受此啟發意識到，既然傷口會受到細菌的感染，那麼與傷口接觸的所有東西都應該經過滅菌處理。
無菌手術隨之誕生，最早實施無菌手術的正是此前付出慘痛代價的美國。1889年，美國第一臺無菌手術在麻省總醫院完成。
從此之後，人類終於在與醫院內感染的戰鬥中掌握了主動權，並有了包括清潔、消毒、無菌技術、隔離、合理使用抗生素、監測等越來越多控制院內感染的方法。只是時至今日，依然沒有取得最終的勝利。
每當傲慢佔據上風，疾病總會適時露出猙獰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