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建永教授如是說：
工農相結合，從實踐再提升
毛澤東早年就提出和工農相結合是知識分子的一種責任和使命。我一直存記於心。
十四歲的時候，隨父母回故鄉，當知青，一干就是七年半。懂得了農民的疾苦、農村的破敗和農業的落後。十五歲的時候，提著膽子，給《紅旗》雜誌編輯部寫信，為農民呼籲，為農村獻策。沒想到編輯部居然兩次都認真回信了。要知道，那個時候《紅旗》雜誌的社會地位等同中央啊，這對我鼓舞很大。
在農村，從六分工幹到十分工，成為全勞力。在艱難的環境中，自學了馬列哲學、文學，學習了寫作和寫詩，儘管只是入門，但是，所想所寫都有一個農村背景和農民身影。
後來自己所從事的專業和“三農”沒有關係，文藝學和美學都屬於“高精尖”的學問，只在思想和精神軌道上行走。趨近退休之際，鄉村情結喚醒我的鄉村記憶，為鄉村乾點什麼，成為我的新理想。
記得托爾斯泰、梁漱溟、晏陽初、陶行知等大家，都對鄉村有自己的貢獻，我們為什麼只有一條走到城市去的道路？新時代，鄉村才是大有作為的地方。不過，這種有所為和文革不同，不是被強迫的、被蔑視的參與，一定是本人自願，有這份愛好和興趣，還要有一定的知識儲備和能力訓練。
近幾年來，跑了三十六萬公里，考察了四百多村莊，主編了一套（八本）中國鄉村旅遊研究叢書，自己還出版了一套《行走的樹》（兩卷）本的隨筆，為鄉親們和熱愛旅遊的人們做了百十場講座。為湘西州、張家界、懷化等地做了數十個項目。
特別是近幾年，和雪峰山兄弟們一起奮鬥，把一個深度貧困地區的旅遊扶貧工作做得風生水起。
深度實踐，便知道哪些可為，哪些要緩為，哪些不可為。知道一個時代需要潛心做事的人，而不能浮在表面。
鄉村是我的第二個生命場所，鄉親鄉親，近鄉則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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