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鑿齒(317年～383年)，字彥威，東晉著名文學家，襄陽人。世代為荊楚豪族，東漢襄陽侯習鬱之後人。慣以小說手法寫史。主要著作有《漢晉春秋》、《襄陽耆舊記》。襄陽隆中地名杜撰者，有言“亮家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
再來看看比野史作家習鑿齒早近100年的一位歷史人物所著文中，是如何記載有關諸葛亮躬耕地的。
李興，（生卒不詳）字雋石，今天四川彭山人，是西晉官員李密之子。他的父親李密（224年—287年）年輕的時候，曾擔任蜀漢尚書郎，老師是蜀漢著名學者譙周，李密還幾次出使過吳國，因為辯才而受到了吳國的誇讚。
魏滅蜀後，徵西將軍鄧艾敬慕李密的才能，請他擔任主簿。李密以奉養年邁祖母為由，謝絕了鄧艾的聘請。

後來，晉武帝司馬炎立太子，慕李密之名，下詔徵密為太子洗馬（官名）。這時，李密的祖母已九十六歲。於是他向晉武帝上表，陳述家裡情況，說明自己無法應詔的原因。這就是後來著名的《陳情表》。
李密在祖母去世服期滿後出仕。有一次，司空張華問李密安樂公（劉禪）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李密回答說：“安樂公可次齊桓，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
於是，司空張華又問李密，你原來的上司諸葛亮怎麼規勸人的教導那麼瑣碎？李密回答道：“大人原來過去舜、禹、皋陶這幾位聖人在一起，聰明人跟聰明人在一起談話不費勁，所以簡潔高雅。但諸葛亮跟他談話的人不對等，所以要把話講透講明白不然別人聽不懂，所以顯得很囉嗦。”
雖然，諸葛亮已經去世多年，蜀漢也不復存在，但從中可以看出，李密對諸葛亮依舊是充滿了尊敬的。

後來，他的兒子李興瞻仰諸葛亮的故居，撰寫《諸葛亮故宅銘》（又名《祭諸葛丞相文》）。
太安二年（公元３０３年），義陽蠻張昌在安陸一帶聚眾起義，北進南陽盆地，西晉朝廷命劉弘率官軍前往鎮壓。
永興元年（公元３０４年）劉弘奉詔從幽州奔方城（今河南方城縣），然後進至宛縣（今南陽市中心城區）、新野（今河南新野縣），經過反覆較量，終於擊敗了張昌，以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的身份駐節宛。正在此時，李興受羅尚之遣到宛劉弘處求救，弘留其任參軍。也就在這期間，李興為劉弘撰寫了《祭諸葛丞相文》
地圖中阿頭山，隆山，博望坡，為保證古地圖的嚴謹性、完整性，區別與古地圖原圖地名，臺學者由左向右橫向標註。這三個地名在襄陽南陽兩縣古地圖中均有準確標註。希望個別襄陽人不要再故意找茬、狡辯！
李興在《諸葛亮故宅銘》裡寫道:
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穀風發而騶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驤；摯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之摘寶，釋臥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祗，豈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陳，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秘要！昔在顛、夭，有名無跡，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臧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夷吾反坫，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衝。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扆蒞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皋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嘆！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歿，貴有遺格。惟子之勳，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殊塗；今我來思，覿爾故墟。漢高歸魂於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罔兩以彷彿，冀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酈道元《水經注》書中，大字後邊中字作注，中字後邊小字作注，注來注去難免糝雜些引用語、推測、臆想。“亮語劉禪雲：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即此宅也。車騎沛國劉季和之鎮襄陽也，與犍為人李安，共觀此宅，命安作《宅銘》雲：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後六十餘年，永平之五年，習鑿齒又為其宅銘焉”。
這一段注語中就有多處錯誤：大量證據證明劉備“三顧草廬”並非此宅；劉弘永興中是“鎮南將軍”，是“鎮宛”非“鎮襄陽”；而“車騎”頭銜是永興三年的事；六十年後無“永平”年號。因此，“即此宅也”也非現在隆中風景區之“諸葛亮故居”，不能說明什麼。
我們來看看古代真正的史學家對野史作家、小說作者習鑿齒的評價吧：
關於東晉習鑿齒在《漢晉春秋》、《襄陽志》的矛盾論述，裴松之在《三國志·蜀書·董允傳注》中，引用了《襄陽記》的記載後，又說到與《漢晉春秋》說法不同：“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以此疑習氏之言為不審也。”唐·房玄齡等在《晉書 列傳第五十二》亦有評價習鑿齒的話：“習氏、徐公俱雲筆削，彰善瘴惡，以為懲勸。夫蹈忠履正，貞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彥威（習鑿齒）跡淪寇壤，逡巡於偽國。野民（指徐廣）運遭革命，流連於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再來看看現代史學家對習鑿齒的評價：
《習鑿齒及其雜傳創作考論》（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遼寧大學文學院）。
節選兩段落：
"…正是因為習鑿齒這種著重於人物個性風貌的為傳指向以及“不實”甚至是虛妄的傳述,使這些郡國之書其有了小說品格,表現出普遍的小說化傾向。正如《宋兩朝藝文志·傳記序》所言:“傳記之作,近世尤甚,……然根據膚淺,好尚偏駁,…收摭益細而通之於小說”。
……
"而如習鑿齒《襄陽耆舊記》等郡國之書的這種小說化傾向,在整個漢魏六朝雜傳中亦實具有普遍性,這對唐代傳奇小說的興起與繁榮實有著十分重要影響。"
……
經社科院學術立項考證：習鑿齒寫東西是用小說手法，許多東西看似寫史，實為憑空臆造小說。所以《漢晉春秋》也最多歸類於文學範疇。由他原創炮製的“亮家於南陽鄧縣，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一句話，是派生出後世“躬耕於襄陽隆中”根源。既然僅為文學臆造，此句更不能作為史證。
由此可見，習鑿齒真的的一個野史作家，甚至他的作品不能算作史書範疇。就這樣一個野史作家，杜撰出襄陽隆中，製造歷史爭端，難道不是遺害後人？難道不應該受到世人譴責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