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凿齿(317年～383年)，字彦威，东晋著名文学家，襄阳人。世代为荆楚豪族，东汉襄阳侯习郁之后人。惯以小说手法写史。主要著作有《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襄阳隆中地名杜撰者，有言“亮家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再来看看比野史作家习凿齿早近100年的一位历史人物所著文中，是如何记载有关诸葛亮躬耕地的。
李兴，（生卒不详）字隽石，今天四川彭山人，是西晋官员李密之子。他的父亲李密（224年—287年）年轻的时候，曾担任蜀汉尚书郎，老师是蜀汉著名学者谯周，李密还几次出使过吴国，因为辩才而受到了吴国的夸赞。
魏灭蜀后，征西将军邓艾敬慕李密的才能，请他担任主簿。李密以奉养年迈祖母为由，谢绝了邓艾的聘请。

后来，晋武帝司马炎立太子，慕李密之名，下诏征密为太子洗马（官名）。这时，李密的祖母已九十六岁。于是他向晋武帝上表，陈述家里情况，说明自己无法应诏的原因。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陈情表》。
李密在祖母去世服期满后出仕。有一次，司空张华问李密安乐公（刘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李密回答说：“安乐公可次齐桓，齐桓得管仲而霸，用竖刁而虫流。安乐公得诸葛亮而抗魏，任黄皓而丧国，是知成败一也。”
于是，司空张华又问李密，你原来的上司诸葛亮怎么规劝人的教导那么琐碎？李密回答道：“大人原来过去舜、禹、皋陶这几位圣人在一起，聪明人跟聪明人在一起谈话不费劲，所以简洁高雅。但诸葛亮跟他谈话的人不对等，所以要把话讲透讲明白不然别人听不懂，所以显得很啰嗦。”
虽然，诸葛亮已经去世多年，蜀汉也不复存在，但从中可以看出，李密对诸葛亮依旧是充满了尊敬的。

后来，他的儿子李兴瞻仰诸葛亮的故居，撰写《诸葛亮故宅铭》（又名《祭诸葛丞相文》）。
太安二年（公元３０３年），义阳蛮张昌在安陆一带聚众起义，北进南阳盆地，西晋朝廷命刘弘率官军前往镇压。
永兴元年（公元３０４年）刘弘奉诏从幽州奔方城（今河南方城县），然后进至宛县（今南阳市中心城区）、新野（今河南新野县），经过反复较量，终于击败了张昌，以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的身份驻节宛。正在此时，李兴受罗尚之遣到宛刘弘处求救，弘留其任参军。也就在这期间，李兴为刘弘撰写了《祭诸葛丞相文》
地图中阿头山，隆山，博望坡，为保证古地图的严谨性、完整性，区别与古地图原图地名，台学者由左向右横向标注。这三个地名在襄阳南阳两县古地图中均有准确标注。希望个别襄阳人不要再故意找茬、狡辩！
李兴在《诸葛亮故宅铭》里写道:
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盖神物应机，大器无方，通人靡滞，大德不常。故谷风发而驺虞啸，云雷升而潜鳞骧；挚解褐於三聘，尼得招而褰裳，管豹变於受命，贡感激以回庄，异徐生之摘宝，释卧龙於深藏，伟刘氏之倾盖，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则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汉鼎，跨带我边荒，抗衡我北面，驰骋我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独含天灵。岂神之祗，岂人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异世通梦，恨不同生。推子八陈，不在孙、吴，木牛之奇，则非般模，神弩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齐甃，又何秘要！昔在颠、夭，有名无迹，孰若吾侪，良筹妙画？臧文既没，以言见称，又未若子，言行并徵。夷吾反坫，乐毅不终，奚比於尔，明哲守冲。临终受寄，让过许由，负扆莅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郑，教美於鲁，蜀民知耻，河、渭安堵。匪皋则伊，宁彼管、晏，岂徒圣宣，慷慨屡叹！昔尔之隐，卜惟此宅，仁智所处，能无规廓。日居月诸，时殒其夕，谁能不殁，贵有遗格。惟子之勋，移风来世，咏歌馀典，懦夫将厉。遐哉邈矣，厥规卓矣，凡若吾子，难可究已。畴昔之乖，万里殊涂；今我来思，觌尔故墟。汉高归魂於丰、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罔两以仿佛，冀影响之有馀。魂而有灵，岂其识诸！”
郦道元《水经注》书中，大字后边中字作注，中字后边小字作注，注来注去难免糁杂些引用语、推测、臆想。“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车骑沛国刘季和之镇襄阳也，与犍为人李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云：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后六十馀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
这一段注语中就有多处错误：大量证据证明刘备“三顾草庐”并非此宅；刘弘永兴中是“镇南将军”，是“镇宛”非“镇襄阳”；而“车骑”头衔是永兴三年的事；六十年后无“永平”年号。因此，“即此宅也”也非现在隆中风景区之“诸葛亮故居”，不能说明什么。
我们来看看古代真正的史学家对野史作家、小说作者习凿齿的评价吧：
关于东晋习凿齿在《汉晋春秋》、《襄阳志》的矛盾论述，裴松之在《三国志·蜀书·董允传注》中，引用了《襄阳记》的记载后，又说到与《汉晋春秋》说法不同：“此二书俱出习氏而不同若此……以此疑习氏之言为不审也。”唐·房玄龄等在《晋书 列传第五十二》亦有评价习凿齿的话：“习氏、徐公俱云笔削，彰善瘴恶，以为惩劝。夫蹈忠履正，贞士之心，背义图荣，君子不取。而彦威（习凿齿）迹沦寇壤，逡巡于伪国。野民（指徐广）运遭革命，流连于旧朝，行不违言，广得之矣”。
再来看看现代史学家对习凿齿的评价：
《习凿齿及其杂传创作考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辽宁大学文学院）。
节选两段落：
"…正是因为习凿齿这种着重于人物个性风貌的为传指向以及“不实”甚至是虚妄的传述,使这些郡国之书其有了小说品格,表现出普遍的小说化倾向。正如《宋两朝艺文志·传记序》所言:“传记之作,近世尤甚,……然根据肤浅,好尚偏驳,…收摭益细而通之于小说”。
……
"而如习凿齿《襄阳耆旧记》等郡国之书的这种小说化倾向,在整个汉魏六朝杂传中亦实具有普遍性,这对唐代传奇小说的兴起与繁荣实有着十分重要影响。"
……
经社科院学术立项考证：习凿齿写东西是用小说手法，许多东西看似写史，实为凭空臆造小说。所以《汉晋春秋》也最多归类于文学范畴。由他原创炮制的“亮家于南阳邓县，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一句话，是派生出后世“躬耕于襄阳隆中”根源。既然仅为文学臆造，此句更不能作为史证。
由此可见，习凿齿真的的一个野史作家，甚至他的作品不能算作史书范畴。就这样一个野史作家，杜撰出襄阳隆中，制造历史争端，难道不是遗害后人？难道不应该受到世人谴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