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樣的歷史，不一樣的解讀。
每個封建王朝都有自己的歷史，並且設置相應的史官著述。從《漢書》、《後漢書》到《三國志》、《資治通鑑》，無不記載著中華文明發展的歷史，即便是在春秋戰國的混亂時期，各諸侯國的歷史都不曾間斷過。但到了明代時期，史學的發展和編撰陷入低潮，皇帝的起居錄、時政記、日曆和會要繁多，但均未成書，倒是野史大行其道、興盛發達，這是為什麼呢？
歷史是由統治者書寫的，而統治者往往注重的是統治力量而非歷史的真實。明太祖朱元璋出身於貧民階層，並非生而富貴，憑藉一己之力問鼎天下。當上皇帝后，朱元璋首先要給自己一個“合理”的出身，以正天下視聽。而為穩固家天下的統治，朱元璋大肆殺戮功臣，讓一起為他拼命打天下的功臣有一種“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哀，更為後人所不齒，這段歷史絕對不能大白於天下。
朱元璋
作為一代帝王，朱元璋並沒有那些聖明帝王仁厚的胸懷，因其卑微的出身和狹隘的思想緣故，朱元璋認為想要維持自己的統治，勢必要革那些曾經壓在自己頭上作威作福階級的命，因此屢興大獄迫害江南士族。甚至將數以萬計的江南士族遷到他的老家鳳陽，讓他們喪失了反抗的經濟基礎。這種歷史細節能計入歷史嗎？顯然不能。
而永樂皇帝以勤王為名奪去了政權，但又要為自己的正統地位掩飾和正名，包括自己的親生母親都要改名換姓，更不要說那些不堪寫入正史的真實細節了。所以，他必須讓歷史符合自己的意願，甚至不惜篡改歷史細節、抹殺歷史的真實。而那些記錄歷史的史官為屈從統治者，勢必要按照他們的意志記錄歷史。在明代興起的“詔獄”也事實上剝奪了民間言論自由，遭受迫害的士人十之八九都冤死獄中，但在正史上基本不會記載。
朱棣
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堵塞民眾的言論不是明智之選，或者說民間的聲音從來沒有中斷過。這種情況與魏晉時期司馬家族迫害名士的情形有些相似，那些不願意合作的士人們便以各種理由隱遁。而明朝人便產生了另外一種發洩方式：荒誕、怪異的野史便應運而生了，其中不乏曲筆、附會、寄託和含沙射影的成分。
明朝的文學家、史學家王世貞曾經批判野史著述有三弊：一曰挾郗而多誣；二曰輕聽而多舛；三曰好怪而多誕。但也肯定了“野史人臆而善失真，然其紀是非、削忌諱，不可廢也”。這種論斷影響了後世對明代野史的態度，後世對明史的研究也借鑑、引用了大量的野史，從中找出“附會”的蛛絲馬跡，以盡最大可能復原歷史本來的面目。比如《國榷》、《明史》等史書很多內容都是從野史這座寶庫裡而來的。
王世貞
明代的野史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類：一是作者誇功，二是攻擊怨敵，三是殉情諱飾，四是追求怪異。因此難免出現荒誕怪異的記述，而由於統治階級極力掩飾和打壓的緣故，導致明代的史學與前朝難以爭勝。
實際上，明代野史的形成與明代小說的崛起也息息相關，比如明代的官場小說、言情小說、志怪小說等等，許多都來源於歷史，只不過被作者曲筆而已。所以說明代的野史是正史強有力的補充，反應了那個特殊朝代的特殊政治生態環境。比如馮夢龍的“三言二拍”白話體小說，很多內容反應的便是真實的歷史，只不過是將歷史放進了市井當中，記錄了“庶民的勝利”。
三言簡介
有的“野史”成了民間故事，有的成了傳說，有的成了“醒世箴言”，但明朝人卻認為那不是歷史，但冠以“野史”二字，足以說明了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