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华民族特别注重历史，所以作为炎黄子孙，我们都有很深的寻根情结：祖先从哪里来？根又在哪里？要回答这个问题，只有依据一种特殊的历史文献，这就是家谱。 家谱，又称族谱、家乘、宗谱等，她体现的是一个家族血脉的生命史，记载了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
元代著名学者柳贯就曾说过：“大抵家之有乘，犹国之有史，郡邑之有志也。史不修，则国之治乱兴亡，不可得而见，志不纂，则郡、邑之政治得失，人才出处不可得而见。然郡、邑之与国、家一理也。”把家谱与国史、方志相提并论，说明家谱在历史传承中的重要性。
中国家谱历史悠远，产生于上古时期，完善于封建时代，数千年来，在不同时代，家谱显示了不同的内涵，家谱文献成为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家谱的源起
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历来有殷商起源说、周代起源说、秦汉起源说、宋代起源说等四种观点。其各自都能自圆其说，各有其理。但是，汉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唯三代上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 这里的谱牒，就是古代记述氏族世系的书籍。一个氏族，无论是母系氏族，还是父系氏族，都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同一姓氏人群，也就是一家人。“三代上矣”，就是夏、商、周三朝以前，也就是炎、黄、尧、舜、禹时期，甚至是更久远的时期。司马迁写《史记》时，对这些上古历史时期的“年纪不可考”，就“取之谱牒旧闻”，到家谱的记载中去查找。
《史记》中诸如《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就是司马迁在仔细研究参照了他能看到的上古的谱牒后写的。其完整、系统而具体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等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王室由始祖而下的本支历代世系。同时,司马迁还根据春秋时期各国国君的家谱，编成《十二诸侯年表》。除此之外，我们现在尚能看到的还有《五帝德》、《世本》、《帝系》等一些关于上古三皇五帝的谱系，但这些也都是经过后世学者整理的本子。而那些最原始的文献由于年代久远，早已失传，这不能不说是种遗憾！
不过，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一些地下文物的出土，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缺失的历史。比如在甲骨文中就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陈梦家先生在《殷墟卜辞综述》中认为甲骨卜辞可分三类，其中一类，就是“表谱刻辞”。这些刻辞包含了干支表、祭祀谱及家谱。
祭祀谱是当时的人们为求祷或祭祀列祖列宗而形成的。这些祭祀谱，原意是为祭祀用的，它们有的求祷于自己的祖先，有的记载受祭各先祖的名字，有的则排列各先祖的受祭日期，从而形成了一连串的世系。这些祭祀谱上往往还有祈祷用辞、祭牲数目、祭祀日期等内容。因而，它们与专门记述家族世系的家谱有所不同。然而由于它们记载的均为同一家族的人物，并按每一代排列，有条不紊，与家谱的性质又有些相同。由此可看出，这些祭祀谱是家谱的早期形式，是比较原始的家谱。它所记载的家族世系资料，为以后专门家谱的编纂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来源。
由祭祀谱到真正意义上的家谱，在甲骨刻辞中，据学者的研究和释读出的共有三件。这三件可以确认为是目前能见到的，用文字书写最古老的家谱：
一件最早见于容庚等编的《殷契卜辞》中；还有一件最初见于董作宾的《殷虚文字乙编》；最后一件最初收录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中。第一和第二件的文字不多，价值相对差一些。最后一件则为一大片牛肩胛骨，是一个极为完整的、典型的家族世系。整片甲骨共十三行文字，陈梦家先生在其《殷虚卜辞综述》中曾对其做过释文，认为其是商代儿氏家族十一代人的完整家谱，其上共写了有十三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的十一人，兄弟关系的两人。李学勤先生则认为这个甲骨片为武丁时代所刻。武丁是商代第十世二十三任国王，距今大约有三千二百多年。
通过这件甲骨文家谱，可以得知远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我国就已有了记录家族世系人物的家谱了。此外，这三件甲骨上的人名，都不在商代王室的谱系之中，由此亦可看出，早在商朝，不仅王室，就是其他的一些显贵家族，也已有了本家族文字记载的家谱了。
另外，在现存的商朝末年的青铜器中，也有一些专门记载家族世系的资料。
不过，甲骨文和金文中世系的记载，仅仅只能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使用文字记载的家谱形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文字并不是唯一或最早的用于记事的方式。在文字没有产生之前，人类的祖先就普遍采用结绳和口述的形式来记述家世，这就形成了两种更为古老，更为原始的家谱形态。这些原始形态的家谱，在一些文明程度比较低的民族中，曾一直沿用或残存到近代，成为民族家谱中两种很重要的组成形式。
甲骨文刻辞的儿氏家谱
二、家谱的历史轨迹
家谱的发展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汉代之前的家谱发轫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各地的家谱发源与萌芽，其发展是相当缓慢的，由于这一时期国家采取的是宗法封建制度，为了分辨亲疏、区分统系，维护封建帝皇的绝对统治地位，家谱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家谱的真正兴盛则是在魏晋隋唐时期，这是家谱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门阀制度和九品中正制畅行时期。这一时期内，家谱直接进入政治生活之中,成为选拔官员、士族联姻的依据，其地位和价值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此，国家专门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各类谱牒的编修及保管工作。 当时一些官员都编写自己的家谱，这些家谱称为私谱，需送到谱局由谱官对其进行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谱籍 。
自从曹魏政权确立了九品中正制的选人标准后，门第成为做官和社会地位的决定条件，其作用相当突出。不少高门大族除通过把持朝政来显示自己的门第外，还竞相建立家谱，通过先祖的地位来炫耀和夸示自己的门阀。 在这样的门阀制度逐渐建立过程中，谱牒起了特殊的作用。
门阀制度的确立和盛行，使得“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族”，在政府选拔官员的过程中，不以人才优劣为品评标准，纯以家世门第之高下为依据。也正因为如此，主持选举的官员在选择“人才”时，就必然要了解其家谱，而这些人要想被选上，更必须对自已的家谱了如指掌。
选官如此，婚姻也是如此。门阀势力形成后，世家大族为保持其高门大族的地位和特权，在婚姻对象的选择上也讲究门当户对，严禁士庶通婚。 这样一些高门望族如太原王氏、清河张氏、博陵崔氏等可以历世通婚，而不与稍逊他们的另外一些家族联姻。
由于家谱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工具，成为豪门贵族维护自己特权和利益的护身符，故而使得家谱的伪造之风在这段历史时期内十分盛行。当时的统治者对冒充士籍这种事的处罚是相当严苛的，或罚重款，或判重刑。梁武帝还曾专门派人对家谱进行过大规模的辨伪，可见当时伪造家谱之风的严重性。正是这种不良的风气开了后世编修家谱者攀附名人、妄相托附的先河。
隋唐时期，中国家谱进入持续发展阶段，可以说是继魏晋南北朝后第二个发展高峰期。 这一时期的门阀制度虽然随着科举考试的确立和推行而逐渐瓦解，但统治者的提倡和官修家谱的盛行却使家谱在此期间内呈现一些新的特点。 据《新唐书·艺文志》“谱牒类”著录，谱系之书共有二千多卷，其中唐代编纂者将近半数。 因此南宋时著名史学家郑樵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
唐代家谱盛行的原因是唐代政治斗争的需要。南朝末年，士族地主的势力开始衰落，庶族地主的政治权势则不断上升。到隋唐之际，均田制、科举制和隋末农民起义削弱和打击了士族地主的势力，但他们并未就此消沉下去，仍盘踞着政治舞台，与庶族地主你争我夺，进行着时消时长的拉锯战。李唐王朝本身就是依靠关陇士族、山东士族、江南士族和一部分庶族地主的力量而建立的。 为了有效地调整各地主集团间的矛盾，调节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唐王朝推行了许多政策和措施，其中编修家谱就是措施之一。正如瞿林东先生在《唐代谱学简论》中所说：“唐代家谱是唐代政治的附属品和折光镜，它从属于政治，又曲折地反映着政治；它由于政治上的某种迫切需要而发展起来，又随着此种需要的迫切性的逐步消失而衰落下去。”
到了唐末五代时期，由于连年征战，人们不能靠着显赫家世来升官发财，而是靠着军功来升迁，因此门阀制度逐渐消亡，家谱的发展也进入了低糜时期。到了第三阶段即宋代初期，家谱的编纂工作基本上处于一片荒芜。
在宋政权逐步稳定以后，人们才开始考虑兴修家谱。但在宋朝初期，由于门阀制度消亡，人们通婚也不依据门阀，家谱的政治功能便不再起作用。于是，政府除了编修皇室内部的家谱即玉牒之外，便不再编写私人家谱。而到宋代中期，
统治者为了维持政权稳定和巩固封建统治，加强宗族凝聚力，提高尊宗敬祖的思想，宋朝的统治者们大力倡导民间各家族自行编纂家谱，当时的许多文人名士都编写自己的家谱，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欧阳修和苏轼，他们不但编纂自己家族的家谱，而且还创造了各自的修谱原则和规范体例。因此在政府大力提倡和修谱原则规范的指导下，民间兴修家谱在宋朝盛极一时。虽然时隔久远，当时所兴修的家谱能保存至今的少之又少，但在许多宋人文集及相关论述中都有题及当时编修家谱的盛况。
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明清时期，家谱制度进入了鼎盛时期，不仅政府大力提倡编修家谱，各个家族也十分重视家谱的编纂，许多家谱一修再修，续修家谱的现象十分普遍。如今我们所能看见的家谱，大多来自于明清时期。直到近代民国年间，修谱之风依然盛行。
三、家谱的价值
家谱事业伴随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编纂了数以万计记载我们伟大祖国、记录我们祖先的家谱。这些家谱，在他们所属的时代，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都起到了卓著的影响。
现今，虽然家谱已少有人去编纂了。但是，作为历史材料，其仍有相当大的价值，大致有如下几点：
首先，对于古代人物研究，具有相当权威的资料价值。 我们对古代人物的查考，主要是通过正史中的传记，古代的文集、笔记和方志等。一些不太有名的人物，在这些资料中就很难找到，就算有也是寥寥数语。这就很难满足人们对于人物研究的需求了。家谱则不同，家谱的特点是记录家族人物，在世系录中于每人之下均注明属于何支、名、字、行第、生卒年月、妻室等，尤其对功名、官阶等记载较详，艺文中还收录了有关行状、传记、墓志等资料，重要人物还专门写有传记。这些资料，其中虽然会有溢美之词，但大多数内容是可靠的。
现代的家谱研究正逐渐形成一个热门。学者们利用家谱资料，纠正了过去历史人物研究中的很多疑点。如通过泉州《林李宗谱》，学者考证出明代思想家李贽原姓林，名载贽，他父、祖都信奉伊斯兰教，本人也有阿拉伯或波斯血统。
第二，对于人口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家谱中的世系，是家谱中最基本的部分，对于族人的出生和死亡，都有详细记载，比官方记载要详细而可靠得多。通过家谱我们可以了解到本家族各个时期的人口数量、结构、增减原因、社会构成、职业、文化状况、婚姻状况等等。
第三，对于人口迁移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任何一部家谱都要记录族源和迁徙情况，由何处而来、迁居原因、经何处而至此地等等。
此外，家族定居后又有那个分系迁出、迁移的原因、数量、迁居何处、迁居后与当地人民的关系以及与本房的联系等，都有记载。这些记载，是侨居海外或迁居他乡的人认祖归宗最好的依据。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血脉不断的最好见证。
第四，对于封建时代宗族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料。 宗族制度是封建宗法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封建统治的基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家谱中对于封建宗族制度的介绍和体现是非常全面的。
家谱中记载了有关宗族的构成、祠堂的组织、结构、职能、数量、经营方式和收入用途等。家谱中的族约、宗规、家训，是用封建的伦理道德来约束族人的思想观念。祠规、家礼规定了各种祭祀、婚丧礼仪。这些资料，在其他类型文献中是很难这么集中体现的，而我们通过家谱就可以比较方便的查找了。
此外，家谱资料还对地方史、家庭结构与功能、妇女地位、优生学、民俗学等问题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提供了大量丰富可信的资料。
实际上，对于家谱的价值，古人早就给予了很高的重视。如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孝标注《世说新语》、魏收著《魏书》、欧阳修撰《新唐书》等，就曾大量地使用了家谱资料。宋人郑樵、清人章学诚、梁启超等史学家也都对家谱的价值作过介绍和评价。
四、家谱的不足之处
中国家谱产生于中国宗法社会，发展于封建社会，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存在一些弊端。主要有如下二点：
一、攀附假托。
所谓攀附假托，就是指家谱中攀附帝王、名人为本族之远祖，认他人为祖宗。这是中国家谱的一个常见的通病。多数家谱在其“序言”，“姓氏源流”或“先世考”中都存在此种弊端。这一点，古今许多学者都曾指出过。历史学家罗尔纲先生说过：“中国族谱有一个不良的作风，每个家族都要说是古代帝王或古代名人之后。”比如宋代的洪适在《洪氏宗谱》的序中就说：“洪氏之先，共工氏之后也。”把存在于神话中的人物共工认为是洪氏祖宗，这是很荒谬的。
清人王山康在《海安王氏族谱序》中就说过：“世之修谱者，厥弊有二：一家无人能执笔，借助于他人，以至颠倒错乱，不可指数；一攀附显荣，借为光宠，以至认他人为远祖，断凫续鹤，遗人讥笑，此二者所在多有殊可嗢噱。”家谱作为史料，其缺点之一即在于此。
二、书善隐恶。
所谓书善不书恶，通俗地说，就是只记载祖先好的一面，而删削不良的一面。这一传统自周代金文家谱开始，历代家谱遵守无违。
如《洪氏家乘·谱例》说：“谱记一家之事，善者书而恶者削，虽所以严删次之法，实亦为亲者讳也。”明代《率东程氏重修家谱·凡例》也明白地规定：“谱史例也，史则善恶具载，谱则载善不载恶。为亲者讳也。”
无论是从家谱体例本身而言，或是就家谱的学术价值来讲，书善不书恶都是一个缺点。
还有些家谱，粗制滥造，所记人物和事迹，往往有穿凿附会之处。更有一些家族因无人能作谱，而请他人代笔，更使家谱颠倒错乱。
正如正史、方志的弊端不能掩盖它们的价值一样，家谱的弊端也不能否定它的价值。武新立先生在《中国的家谱及其学术价值》一文中指出：“家谱存在的主要问题往往是冒认始祖和隐匿族人恶迹，这在家谱的全部内容中，只占很小部分。家谱的立体部分，如世系、多数人物资料、族规家法、族产、艺文以及碑刻遗墨、御赐诗文、坟场等，是可信的。 就是关于一族之始祖，也需分析，并非全都是无稽之谈。家谱是有价值的资料，顾颉刚说它‘材料至丰富，且甚翔实。’当属确论。 ”
五、结语
中国的家谱从商、周时期肇始到民国年间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今天，上下数千年，几乎和中华民族史一样漫长。家谱的发展也从最初简单的世系记录发展到体例精当、内容翔实的家族史料汇编，从寥寥几语发展到洋洋几十万言，最终成为能和正史、方志比肩的史料，为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镶嵌了一颗耀眼的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