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柒斤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的一場大疫，奪走了許多無辜者的生命，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建安“七子”中的五位，這也間接導致文學史上聲名顯赫的“建安文學”步入低谷。
建安是漢獻帝劉協的第三個年號，從196年至220年。建安文學獨具特色，詩詞成果斐然，其表率作家主要是“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和“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從建安十四年到建安二十二年的八年，是建安文學最繁榮的階段。南朝文學理論家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篇總結道：“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意思說，曹丕、曹植在文壇上大顯身手；王粲、徐幹、應瑒、劉楨等人，也爭先恐後地驅馳於文壇。他們都愛好風月美景，邀遊於清池幽苑，在詩歌中敘述恩寵榮耀的遭遇，描繪著宴集暢飲的盛況；激昂慷慨地抒發他們的志氣，光明磊落地施展才情。他們在述懷敘事上，絕不追求細密的技巧；在遣辭寫景上，只以清楚明白為貴。這些都是建安文學家們所共有的特色。
建安“七子”中，王粲文學成就最高，被譽為“七子之冠冕”。他以詩賦見長，其創作的詩賦數量幾乎等於建安其他“六子”的總和。《初征》《登樓賦》《槐賦》《七哀詩》等是其作品的精華，也是建安時代抒情小賦和詩詞代表作。然而，才華橫溢的王粲卻死於瘟疫。《三國志·魏書·王衛二劉傅傳》曰：“（王粲）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徵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
緣何“道病卒”？原來，建安二十一年冬，曹操整軍備戰，治兵而徵孫權，十一月攻佔譙縣。第二年三月，戰事穩定後，曹操領軍還鄴。途中，王粲染病而死。《三國志·魏書·劉司馬梁張溫賈傳》也記載了此次軍中疫情：“建安二十二年，（司馬朗）與夏侯惇臧霸等徵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醫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宋代著名類書《太平御覽》引曹植《說疫氣》描述了這場瘟疫的毀滅程度：“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室室有號泣之哀。”其實，建安“七子”中，除孔融、阮瑀外，王粲和其餘“四子”均死於這場瘟疫。
曹丕登上“九五之尊”後，時常懷念昔日與建安“七子”詩賦唱和、互相贈答的情景，十分傷感。《三國志·魏書·王衛二劉傅傳》謂：“文帝《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懼逝……”這場瘟疫，奪走建安“七子”中五位的生命，加上孔融、楊修、丁儀等被殺，後曹帝忙於政務，曹植備受曹丕猜忌、已遭軟禁，這意味著“建安文學”的表率人物“三曹”“七子”已然解體，“建安文學”也逐漸步入低谷，風光不再，令人惋惜。試想，如果沒有這場瘟疫，“建安文學”或許在文學史還能夠更加繁榮，更加璀璨。
原創：趙柒斤
本文來源：福建日報2020年04月13日 星期一 第10版：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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