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們而言，將是一場生死大考。”一家中小型助貸機構負責人王強（化名）如此感慨。
儘管去年金融監管趨嚴，他所在的助貸機構仍交出一份不錯的業績答卷：全年業務營收同比增速逾30%。
然而，隨著疫情發展，目前平臺接連遭遇貸款逾期率跳漲，合作銀行收緊助貸資金投放門檻，新增貸款用戶不敢放貸等經營窘境。
“一季度我們業務規模同比下滑逾15%，更讓我們擔心的是，逾期率跳漲12個百分點，一旦它們變成壞賬，可能吞噬過去數年所積累的大部分利潤。”王強直言。多家合作銀行一見平臺逾期率跳漲，紛紛調整助貸合作模式——從原先談妥的利潤分成，重新改成助貸機構提供壞賬兌付擔保，令平臺資金壓力驟增。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多方瞭解到，多數助貸平臺都不同程度遭遇上述經營挑戰，相比大型助貸平臺憑藉資金實力與以往經營業績，繼續贏得銀行等資金方的青睞；不少中小助貸機構日子則相當難過，優質客源獲取難，資金方收緊資金門檻，逾期率居高不下。
畢竟，任何一個問題處理不好，就會導致平臺助貸業務徹底“崩潰”。
“如今海外資本市場也關注到疫情令助貸機構潛在逾期率與壞賬率雙雙抬高，若我們逾期率無法快速下降，年內海外資本市場借殼上市的目標估計也無從落地。”王強直言。
銀行資金方的撤資挑戰
得益於消費金融市場持續增長，不少涉及助貸業務的海外上市消費金融平臺均交出一份不錯的業績答卷。
比如維信金科去年業務收入達到38.64億元，同比增長41.2%，淨利潤達到6479萬元，實現扭虧為盈。樂信去年營收額達到106億，同比增長39.6%，實現淨利潤23億，同比增長16%。去年剛轉型助貸業務的信也科技（原拍拍貸）總營收達59.63億，同比增長31.2%。淨利潤為23.75億元，同比小幅降低4%。
“但隨著疫情發展，助貸業務逐年高速成長的軌跡可能將被打破。”王強直言，一方面，疫情發展導致借款逾期率跳漲，令助貸平臺揹負較大的壞賬增加壓力，進而吞噬大量利潤。另一方面疫情導致居民足不出戶，相應的消費信貸需求驟降，令平臺成交量縮水。
他初步估算，一季度他們助貸業務的規模同比縮水約15%，逾期率卻直線上升12個百分點。
樂信CEO肖文傑也感受到疫情所帶來的經營壓力。他表示，受疫情管控措施影響，公司位於武漢的一個運營中心延遲復工，令公司貸後管理產能受限，但隨著企業復工復產，目前業務已恢復到正常水平的逾90%。此外，樂信積極調整了獲客策略及資產管理策略，令一季度借款撮合金額高於320億，同比增幅反而超過60%。因此公司暫時沒有修改今年1700-1800億元業務量的發展目標。
不過，中小助貸平臺未必有如此迅速的“應變能力”。
王強告訴記者，由於逾期率直線上升，合作銀行已壓縮約30%助貸資金投放規模。這背後，是銀行等資金方擔心逾期率上漲，可能令壞賬率隨之突破助貸壞賬率不得超過1.5%的約定。
“其間個別中小銀行向我們暗示，他們可以不撤資，前提是助貸機構需改變此前的利潤分成模式，轉而採取壞賬兜底擔保模式，即助貸機構先在銀行存入一筆風險準備金，若壞賬率超過1.5%，超出的部分由銀行從風險準備金直接扣除。”他透露。
這意味著，銀行將疫情期間出現的大部分逾期壞賬風險悉數轉嫁給助貸機構，一旦答應銀行條件，助貸機構資本回報率驟然下跌4-5個百分點，對年內海外資本市場借殼上市相當不利。
一家城商行消費金融部門業務主管則向記者解釋說，目前銀行是否從助貸機構撤資，除了關注助貸機構逾期率與壞賬率等運營指標，還很大程度取決於銀行對助貸機構以往歷史業績，以及在2008年次貸危機期間風控應對策略是否認可。
“目前我們採取的是調倉策略，即從中小助貸平臺壓縮助貸規模，將資金轉向行業頭部平臺，因為後者更有資金實力（兜底），相應的風控模型也更成熟完善，更有底氣扛過疫情衝擊波。”前述銀行人士介紹。
在王強看來，隨著銀行壓縮助貸規模，也讓平臺錯失不少業務機會。比如隨著企業復工復產，越來越多務工人員需借款進城租房尋找工作，但他們無法滿足這些業務需求。
“令人唏噓的是，我們風控部門對此比較滿意，因為他們不知道很多中小企業何時恢復元氣，擔心企業降薪導致務工人員難以按時還款。”他對此頗為無奈。目前，他們只能聚焦對存量借款人適度提高借款額維持業務擴張，但此舉不足以實現平臺年內業務規模同比增速35%的經營目標。
中小平臺困局自救方案
面對經營壓力，不少助貸機構開始藉助拓展新消費場景尋找新的業務增長點。
“近期我們一直與在線教育、生鮮超市等平臺溝通，能否將我們線上智能信貸服務嵌入到這些場景。”王強告訴記者，但他發現，這些場景的獲客導流並不低。
若算上場景方收取的合作費用，單個客戶平均獲客成本超過700元/人，且這些消費場景不少優質客戶都擁有信用卡，未必願承擔較高利率向助貸機構借款消費。
他坦言，自己必須迎難而上，因為能否獲得優質消費場景，同樣會影響合作銀行與信託公司的助貸資金投放力度。
目前，越來越多銀行與信託公司都在評估不同消費場景的不同信貸資產質量，將資金向流量大、信貸資產質量相對不錯的消費場景傾斜。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注意到，目前不少成熟消費場景已被大型助貸機構捷足先登。比如維信金科向中國逾230個城市150多萬中國電信客戶提供手機購買分期服務，去年業務量達到8.73億元人民幣；樂信則通過接入大量超市、便利店、娛樂休閒、餐飲美食等線下門店消費場景，去年實現線下交易量205.6億。
“市場先發優勢的確幫助他們大幅降低獲客成本，令助貸產品利率更具競爭力。”王強直言，受制消費場景缺乏與銀行信託助貸資金融資成本較貴，中小助貸機構的運營成本比大型平臺高出2-3個百分點，令他們在獲取優質客源與業務佈局方面更顯劣勢。
令他更頭疼的是，當前催收受阻導致回款緩慢，進一步放大中小助貸平臺的生存困境。
“現在我們只能通過機器人智能呼叫進行催收，收效並不高。因為很多借款人直接以受疫情衝擊為由要求延期半年還款，或減免還款額。”他告訴記者。其中一些借款人聽了反催收聯盟的唆使，抱著僥倖心理“賭一回”，因為他們聽說疫情期間個人還款逾期不上徵信，也就變得“有恃無恐”。
“現在我們只能儘可能壓低借款人的借款額度，以規避新的道德風險出現。”他直言。此舉卻令助貸平臺更加入不敷出，缺乏足夠利潤填補潛在的壞賬風險。
值得注意的是，相關部門也注意到這個問題。近期出臺的《關於對中小微企業貸款實施臨時性延期還本付息的通知》顯示，銀行等金融機構應完善反欺詐模型運用，推進信息共享聯防。一旦發現弄虛作假等違法違規行為，應立即停止融資支持，並通過上報徵信、訴訟等懲戒措施，有效防控道德風險。
“現在我們只能一方面與其他助貸機構合作，建立互聯網反欺詐聯盟以遏制惡意不還款現象蔓延，一方面仍以還款逾期將納入個人徵信記錄施壓，督促他們按時還款。”王強指出，只有回款額持續增加（逾期率走低），才能令平臺助貸業務避免遭遇滑鐵盧。
文章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陳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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