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说“平民教育”从孔子开始?

伝儱


“平民教育”,是从孔夫子先生开始的。

因为孔夫子先生在他教学的时候提出了“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

因为在当时教育只能是一些朝廷官员,以及一些有名有势的人,他们的子女才有教育的权利,才有和别人去交流的权利。

直到在孔夫子开始讲学的时候,由于孔夫子的学问博大精深,并且来的人非常众多,不仅有上等官员,名家子弟,而且还有平民百姓。

当时他就想着,如果把平民百姓给拒之门外那么自己圣学之道的传播,可能就会受到很大的阻碍。

而且当时有那么多的平民百姓,非常的好学,他不忍心将他们拒之门外。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在办学讲学的过程中,有一个山野农夫,也想着要去听学。

在当时,很多人都看不起这个山野农夫,而且孔夫子先生也觉得这位山野农夫,有点难以管理,于是将他置之门外。

但是后面他又想了,既然我已经教导了很多平民百姓,怎么容不下这样一位想要学习的莽夫了。

于是他亲自去农夫的家里,向他道歉。

后面那个农夫,也就成了他的弟子,而且跟他的时间,是他三千弟子,七十二贤士里面,时间最长的弟子。

这位农夫,就是子路。

并且也就是由于孔夫子先生的教学,以及他博大的胸襟,在此之后,平民教育也就传向了鲁国各地,并且传向了华夏的其他国家。

所以说,孔夫子是“平民教育”的开始。



腊肉哥


谢谢来请!平民教育,从孔子开始就是,用于百姓学习机会,使用教程更好更多的贫困人也要学习文学,撑握文学,学而知也,知也求也,不学就不知,不能成长一个盲人,生于天下者,必有学而思,来至于民,取代于民。


田恒金542


孔子是“私学”的创始人。搞的是贵族式精英教育,“平民教育”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不是嘉会爱抬杠,要扫大家的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论语•为政》),恰是夫子最重要的治学态度。闕者,缺也,有怀疑、有危险的地方,一定要慎言慎行而留待察考。

嘉会认为,为人处世,境界、心态和执行力最重要,而多读多思夫子之书,能心胸天下、积极有为、修身齐德。黑格尔读过夫子书,斥为老生常谈、道德说教,嘉会怀疑他那个传教士翻译的洋本本绝对是垃圾。

孔子搞的是“贵族教育”,与“平民教育”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但其著述、行事却充满着“仁”的光辉,以至我们忘了孔学其实是当时贵族治国平天下的大学问


所谓“私学”,或称“私塾”,是与官学相对而言的。民间教育可谓由来已久,主要形式就是师徒口耳相授,孔子本身就师从多人,只是“无常师”而已。但直到孔子才把师徒制搞到了学校的规模,司马迁说“弟子盖三千人,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七人”(《史记•孔子世家》)。接着说“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意思还不止三千。


出版于1958年的杨伯俊先生的《论语译注》,迄今仍是享誉中外的扛鼎之作。杨先生说“孔子弟子不过七十多人”,嘉会倒是认同司马迁的说法。孔子授徒近四十年,如颜回、曾参父子两代都师从孔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澹台灭明“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算上与亲传弟子同时的再传弟子,三千恐怕只少不多。


杨伯俊先生认为“学费又非常低廉,只是十条干肉”,其实《论语•述而》“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中的“十条干肉(束脩)”,只是古代士、大夫通行的见面礼,是不能视为学费的。

祀加(增)于举(朔望的盛宴)。天子举以太牢(牛、羊、豕各一),祀以会(三太牢)。诸侯举以特(一)牛,祀以太牢。卿举以少牢(羊、豕各一),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特牲(一猪),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国语•楚语下》)


猪是春秋时大夫的宴饗和士族的祭牲,是士大夫以上的专享,嘉会曾经考证过,包括汉初的集市还主要是狗屠、供应狗肉的,十条干肉的见面礼在春秋那种奴隶社会,也不是普通平民能轻易拿得出来的。高祖刘邦过鲁,祀孔以太牢,是以诸侯之礼待孔夫子的,故天下儒生归汉!孔子本身是上卿的地位,对弟子也有严格的要求,成为孔门弟子还是有门槛的。

“平民教育”的说法不符实。从夫子的教学目的、弟子构成、弟子去向来看,无不证实这一点。


孔子是个理想主义者,但又很务实、严谨,五十而知天命,他开门收徒也是实现政治抱负的手段。孔门师徒实际是个政治派别


《史记•孔子世家》说,楚昭王率师救陈,军于城父,礼聘孔子,陈、蔡大夫围困孔子师徒,子贡告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令尹子西谏阻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

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王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后世考证恐怕是司马迁引用了齐鲁间鄙儒的自吹材料,子西作为攘吴复楚、争霸中原的头号功臣,连前太子建之子白公胜也敢召回,怎会是小肚鸡肠之辈呢?但对话的确可以证明孔子师徒政治实力不可小觑。


再来看孔子的教学目的,以樊迟学稼、学圃碰壁为例:

樊迟请学稼,孔子曰:“吾不如老农。”请求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不用情(实)。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孔子之学,在于礼、义、信,无不立足于为政,那是“致四方之民”的大学问,根本不是蓝翔挖机那种技术培训。

孔门弟子来自诸侯各国,有颜回那样的穷学生,但在奴隶制社会,他们最起码都属于破落士族子弟,有资格参与国家管理是没有疑问的

杨伯俊先生的《论语注释》出版于五十年代,我们要考察他的写作背景和时代局限。“孔子招收的学生,除鲁的南宫敬叔以外,如果司马牛果然是桓魋兄弟,仅他们两人出身高门,其余多出身贫贱”,这肯定是在迎合那个重阶级成分的时代,大师也是有苦衷的。

孟懿子、南宫敬叔兄弟学礼于孔子,他们是鲁囯公族孟氏,是孔子最早的弟子。颜回虽居陋巷,箪食瓢饮,死后尚有棺,而孔子的爱子伯鱼在孔子七十名满天下死时,也不过如此。杨先生说曾點、曾参夫子很穷,但曾参做过小吏,搁今天算是公务员。原宪是在孔子卒后隐居于卫国“草泽中”,所以子贡拜相后结驷连骑前往辞别,原宪故意穿戴破衣冠,讥讽子贡“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

秦商,据《左传》其父秦堇父与孔子父陬人纥同为鲁国勇士。孔子师徒赴卫,住在子路妻兄颜浊邹家。过匡,颜刻驾车,其曾与鲁将阳虎暴虐过匡人,并且因夫子与阳虎一样魁梧,所以匡人围攻孔子。司马子牛的哥哥是宋司马恒魋,就是砍大树扬言要杀孔子的那个货,所以以司马为氏。高柴字子羔,他是齐国高氏之别族,这个《孔氏家语》有说。高瞿年三十八无子,其母要为其再娶妻室。公治长无罪被囚,家里没地位怎么可能成孔子的乘龙快婿呢?南宫括,孔子把侄女嫁给他,也绝非门户不高之辈。孔子过蒲,赶上蒲人反叛,包围了夫子的车队。弟子陈国人公良孺,用自家五辆兵车沿途保护着游学队伍,立即挺剑挥众力战,吓得蒲人放大家出城。

孔门弟子以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鲁为界,大体分为前后两批。前批的学生多从政,那时孔子在鲁的政治地位逐渐上升,孔子教学以时务为主,孔子的名声、德性和人脉也是弟子们从政的有力保障。所以政治精英多出在前批:子贡常使各国,在夫子逝后常相鲁卫,经商富可敌国;子路为季桓子宰、蒲大夫,不听子羔劝阻,死于卫庄公之乱;冉求为季康子宰,与樊迟曾大败齐师于郎,劝说季康子礼迎夫子归鲁……故夫子说:

天下无行,多为家臣,仕于都;唯季次(公皙哀)未尝仕。(《史记•仲尼弟子传》)

孔子去鲁,不得志于列国十五年,“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废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主要完成了《尚书》、《诗经》、《礼记》、《易经》、《春秋》的编撰,正韶武雅颂之音,以文、行、忠、信四科教授弟子。故后批学生以子游、子夏、子张、曾参最著,他们不求官,以教授夫子学问为业。子夏居西河,为魏文侯师,从而形成西河学派,为魏国兴起储备了人才。段干木、李悝出其门下。曾参作《孝经》,吴起岀其门下。

孔子最大的贡献:一是编定五经,成为继往开来的中国文化的巨人;二是创立了以仁、礼为核心的中国伦理秩序,因而铸就了中华文化的软实力


学习文献,离开孔门不行。《淮南子•要略篇》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商鞅受李悝《法经》相秦;孟子、荀卿继孔,荀子之礼被韩非、李斯变通为天下统一的理论。中国古代的两个黄金时代两汉、隋唐,其实是五经的时代。即使五胡入中国、衣冠南渡,天下统一仍不可逆转,胜出者必然是尊崇孔子而尚武的那一方。宋限定四书,中囯读书人弃武坠入科考歧路,不是夫子的错,而是君主专制对读书人的愚弄。

说孔子是中国“平民教育”的开创造是错的。他搞的不是“义务教育”,而是“精英教育”,“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弗复也”。其五经之义,其剑之气,其琴之音,并非“朽木”“粪土之墙”可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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