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大清國的首富與首善，胡雪巖的崛起與失敗都十分迅速，而其個人評價，則留給歷史眾說紛紜。與胡雪巖個人的宿命相比，我們這個民族似乎也在承受一種宿命：輿論和媒體哄抬“大善人”們時，很少質疑他們行善的銀子來路如何、行善的細節尤其是結果如何，聽風就是雨，於是總是被忽悠，行善便成為一種最為有效的公關利器，這實在是慈善二字的悲哀。
只要與人分享點滴，即便是盜泉之水，便似乎具備了自我漂白的功能，如此，則天下之水還能有幾滴未被盜泉所汙？
1883年的冬天，來得比以往更為冷些。
一座巨大的冰山，在這個冬天迅即融化，把嚴寒傳遍了整個大清國。
這座冰山，名叫“胡雪巖”。
自從進入了“改革”的快車道後，大清國就不再缺少有關富豪們的新聞，且大多數都是正面報道。他們的名頭也因此傳遍這個國家的每個犄角旮旯，成為人們崇拜的偶像。
胡雪巖就是這些偶像中的偶像。
在時人和後人的心目中，他的形象就是大清“首富”——其實無論在官場還是商場，比他更富裕的人多了去了，但他們因為低調而不為人矚目；他也儼然成為大清“首善”——隨著他那家著名的“公關公司”兼藥店“胡慶餘堂”的家喻戶曉，他的名字也成為“大善人”的代稱。
然而，就在1883年的冬天，胡雪巖輕輕地走了，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只留下遍地狼藉。 如果這場生絲大戰真的拖垮了“胡財神”的資金鍊，那隻能說明，胡雪巖的財富，或許遠遠沒有時人和後人所想象的那麼高。
宋代陸游曾有詩云：“人生如春蠶，作繭自纏裹。”胡雪巖讀書不多，或許沒讀過這句詩，但他卻正是被“繭”困死的。
胡雪巖的“作繭自縛”，被後世的人們普遍描繪為一場悲壯的民族商業保衛戰。據說，胡雪巖痛下本金2000萬兩，爭購併囤積生絲，一是為了解救被洋人們欺壓的蠶農，二是要為民族工商業爭口氣，最後，卻因為卑鄙的洋人與同樣卑鄙的官府相勾結，導致胡雪巖這位商業民族英雄的夢想被徹底粉碎了。
《申報》將這種擠兌的原因，歸咎於胡雪巖處置失當，導致內部資金短缺的問題暴露於世。1883年12月3日的《申報》說：“阜康雪記，巨號也，名埠皆設立莊口，專作匯兌。前日因有解出銀數十萬兩，而本埠近日市面甚緊，一時無從調補，其經事人競避往寧波，以致合市皆知，不能彌縫，遂也停歇。”而此時的胡雪巖，既不在上海，也不在杭州，而是在寧波設法說服當地的債權人寬容時限。
無論如何，此時“風聲四播，取存款者雲集潮湧，支持不經日而肆閉”。（《異辭錄》）到了這種時候，就算胡雪巖富可敵國，其許多資產也難以及時變現。身為兩江總督的左宗棠竭力出手相助，但已經無法控制氾濫的市場恐慌局面。更多的在阜康錢莊存了鉅款的高級幹部們，此時急紅了眼，要求中央干預。中央於是發文：“現在阜康商號閉歇，虧欠公款及各處存款為數甚鉅，該商號江西候補道胡光墉著先革職，即著左宗棠飭提該員嚴行追究，勒令將虧欠各地公私款項趕緊逐一清理，倘敢延緩不交，即行從嚴治罪”（《光緒實錄》）。
多重打擊之下，阜康錢莊各地分號紛紛關閉，“京城、上海、鎮江、寧波、杭州、福州、湖南、湖北等地所在的阜康各字號同時全行閉歇”（《光緒政要》戶部奏摺），而清查的結果令政府大驚失色：僅北京分號查出的虧欠公私款項，就高達1200萬兩，胡雪巖居然是個“空心大老倌”。
於是，中央下令抄家。當杭州知府吳世榮率領錢塘、仁和兩縣令，帶兵前往胡雪巖的豪宅抄家時，發現其“所有家產，前已變抵公私各款，現人亡財盡，無產可封”。一代巨賈，至此“身敗名裂，莫為援手，賓客絕跡，姬妾雲散，前後判若兩人”。到了這種地步，戶部居然還要將胡雪巖當年因“西征借款”而花費的“行用補水”（公關開支）10萬兩，從胡雪巖的“備抵產業內迅速變價，照數措齊”。這令左宗棠十分尷尬，因為根據大清國的財務制度，這筆開支可以光明正大地作為正項報銷，實際上也已經左宗棠簽字，處理完畢的。左宗棠自然要幫胡雪巖、也幫自己頂一頂，但並無效果。不久，左宗棠因病離任，曾國荃代理兩江總督，也幫胡雪巖說話，但中央依然不鬆口，要求從胡雪巖備抵產業的變賣價款中扣出，這令胡雪巖至死還虧欠著公款。待到左宗棠病逝（1885年7月），戶部尚書閻敬銘乾脆要求中央將胡雪巖“拿交刑部治罪，以正國法”，並將其家屬“押追著落，掃數完繳”。逮捕胡雪巖的命令尚未執行，胡雪巖就在鬱悶中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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