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愛德（Edwin A. Winckler）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退休高級研究員
4月16日，在印度東北部特里普拉邦首府阿加爾塔拉，一處加油站在封鎖期張貼出“不戴口罩，不給加油”的告示。新華社發
4月18日，在智利南部奇廉市的一個貧民社區，居民領取抗疫物資。 新華社發
4月14日，斯洛文尼亞在首都盧布爾雅那和第二大城市馬裡博爾市分別舉行中國捐贈防疫物資交接儀式，這批物資包括口罩、防護服、護目鏡、紅外體溫計等。圖為工作人員在搬運防疫物資。新華社發
【光明國際論壇筆會】
摘要
擺脫危機的過程可能是W型的：在連續的經濟復甦和新疫情之間長期振盪，結果逐步建立一種“新異常”。
最近的威脅越來越“非傳統”，如恐怖主義和疫情，傳統的軍隊不能很好地防禦。甚至一些美國軍隊的長期堅定支持者現在也呼籲徹底重新分配資源，從傳統能力轉向非傳統能力。
大多數西方專家希望加強全球團結，但多數人預計民族主義會增強。儘管如此，當前的疫情正在引發公共衛生應對的一些全球化，因為一些國家率先採用新的“最佳實踐”，而其他國家最終也會效仿這些做法。
觀念全球化可能會繼續。儘管存在一些安全限制，但全球各地個人之間的直接交流仍可能促進更多的相互認同，尤其是通過分享應對疫情的經歷。
本文借鑑了西方專家最近對疫情如何在經濟、安全和認同三個方面改變世界的分析。主要是提出問題而不是回答問題。儘管如此，還是有一些初步結論，包括各領域專家達成的一些結論。關於變化的基線。疫情的發生和應對的政治都強烈反映了先前存在的境況，使它們變得更明顯，特別是全球範圍內富人與窮人間的不平等。就變化的程度而言，疫情持續時間越長，影響就越大，反應越激烈，變化的程度就越大。然而，沒人知道持續的時間，因此也就沒有人能預測變化的程度。就變化的方向而言，疫情及其應對更有可能加速現有趨勢，而不是逆轉它們，但這一結論的真實性取決於人們對已有趨勢的描述。例如，疫情前世界是處在一種特定的全球化還是已經開始去全球化了？
經濟
在經濟方面，核心內容是商品和資本的跨國流動，也包括人員、思想和情感的跨國流動。經濟全球化意味著涉及跨國流動的國民經濟活動所佔比例的增加，經濟去全球化則意味著上述比例的減少，一些經濟活動迴歸國家內部。多數觀察人士預計，從中期看，這場疫情至少會導致某種程度的經濟去全球化，一些作者預計，從長期來看，全球化將強勢迴歸。疫情時間越長，國家化反應越劇烈，去全球化程度可能會越嚴重。
至於持續時間，是否會像所有人希望的那樣，出現一場短暫的疫情，導致短暫的V型衰退？還是較長時間的疫情和復甦，像2008年金融危機那樣，呈現U型？或是健康和經濟都像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那樣急劇下滑，呈L型，或者更糟（魯裡埃爾·魯比尼，Nouriel Roubini，2020/3/24）？隨著疫情的蔓延，專家們的預測更加悲觀。4月份時，形勢變得“更糟”。擺脫危機的過程可能是W型的：在連續的經濟復甦和新疫情之間長期振盪，結果逐步建立一種“新異常”。
一個實際的問題涉及對相關經濟病症的準確診斷。主要問題是不是由生產中斷引起的，可以通過調動人力來恢復嗎？或者主要問題是需求不足，像在大多數衰退中那樣，可以通過政府支出的“刺激計劃”來彌補？或者主要的危險是重要經濟機構崩潰的可能性，需要政府的“救助”，就像21世紀第一個10年後期的“大衰退”那樣？或者主要問題是疫情廣泛地破壞了普通人的就業和資產，需要在發生自然災害時那樣，通過政府補貼的緊急救濟解困？（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2020/4/1）當前的疫情造成了所有這些問題，加重了經濟損害，使政策應對措施變得混亂。
許多作者指出，經濟全球化帶來了許多明顯的好處，但也產生了許多隱藏的風險，現在的疫情暴露了這些風險。經濟全球化被認為是安全的，因為在任何時候只有一些國家的經濟會陷入衰退，最終會被其他仍然繁榮的經濟體拉出泥潭。然而，當前的疫情正在同時摧毀所有經濟體。與此同時，使全球貿易和旅行成為可能的全球交通基礎設施，也使疫情在全球蔓延成為可能，它既幫助又阻礙了抗擊疫情的努力。為了降低成本，企業將生產轉移到低工資國家，而且有賴於在這些國家的生產能“及時”交付零部件和供應品。生產集中在少數幾個國家，增加了這些國家的經濟影響力。一些作者將由此產生的風險歸咎於企業和政府未能認識到這些風險，並採取行動避免，而不是全球化本身。
未來如何降低這些風險？國際貿易的主流理論仍然認為，人們不應該故意去全球化，因為貿易使全球福利最大化。一些人認為，即使可取，去全球化也不可能實現：生產鏈過於糾纏，生產者和消費者也過於糾纏其中（法雷爾和紐曼，Farrell & Newman，2019/12/10，foreignaffairs.org）。一些作者主張更多的“冗餘”，創造多個供應來源。另一些人提倡選擇性的“迴流”，讓關鍵產品的生產迴歸。一些作者長期以來一直主張，美國要儘可能多地讓生產迴歸，以恢復製造業就業並保護國家安全（特朗普的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
安全
在安全方面，核心內容仍然是基於當前軍事能力和對未來聯盟考量的民族國家之間的地緣政治關係。地緣政治全球化意味著把管理特定安全威脅（如世界大戰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權力從國家委託給聯合國安理會等國際機構。地緣政治去全球化意味著將特定安全威脅的管理從國際機構下放到更低的級別：區域或國家，甚至次國家。
當前的疫情無疑是一種全球威脅，包括對各國安全的威脅，包括對軍事安全的威脅。只要各國對有關的國際機構有信心，它們原則上就應賦予該機構更多的責任和資源，以此應對全球威脅。在各國對有關國際機構缺乏信心的情況下，它們實際上可能作出向國家一級召回責任和資源的反應。對當前疫情的實際反應主要是國家或次國家。隨著中國對國際組織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中國對國際組織的使用越來越多，而美國對國際組織的使用卻越來越少。沒有國家的支持，國際機構本身就無法運作，因此它們越來越聽命於崛起的大國，這讓正在衰落的大國非常失望。
在地緣政治上，疫情和應對可能影響到短期的軍事準備、中期的地緣政治衝突和長期的大國興衰。在短期，疫情可能會使軍事人員患病，從而削弱戰備，應對措施是將他們轉移到協助醫務人員或警察等文職任務。到目前為止，軍方自己否認有很多損害，並聲稱即使有一點損害，也仍然可以有效地發揮作用。然而，隨著疫情的惡化，損害可能在地緣政治上變得重要。在中期，疫情和應對措施似乎可能加劇國際緊張局勢，甚至可能導致一些軍事對抗，但不會產生實際的軍事衝突。
從長遠來看，一些分析人士認為，這次疫情進一步質疑了1945年後美國對“國家安全”的整體定義：傳統的軍事防禦是抵禦其他大國傳統軍事威脅，特別是任何競爭超級大國的威脅（安德魯·巴塞維奇，Andrew Basevich，2020/3/26，tomdispatch.com）。最近的威脅越來越“非傳統”，如恐怖主義和疫情，傳統的軍隊不能很好地防禦。甚至一些美國軍隊的長期堅定支持者現在也呼籲徹底重新分配資源，從傳統能力轉向非傳統能力（馬克斯·布特，Max Boot，2020/3/31，foreignpolicy.com）。
更重要的是，這場疫情進一步對1945年後美國“自由國際主義”的全球戰略提出了質疑（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 Walt，2020/3/9，foreignpolicy.com）。他們的理想是，在自由市場和自願聯盟等自由制度下，自主行為者能夠“自下而上”產生最佳結果。現實情況是，要取得可接受的結果，需要美國“自上而下”的干預。蘇聯的解體讓美國變得越來越單邊主義，特朗普走向了自殺式的極端，嚴重削弱了美國的國際聯盟。在疫情之前，國際主義者就已經認為特朗普的單邊主義為中國創造了新的機會（坎貝爾和拉特納Campbell & Ratner，2018/2/13，foreignaffairs.org）。疫情強化了這一論點（賴特和坎貝爾，Wright&Campbell 2020/3/4，foreignaffairs.org）。更廣泛地說，國際主義者認為，這場疫情證實了美國需要聯盟，世界需要美國的領導：美國無法獨自對這場疫情做出充分反應，沒有美國的領導，發達國家無法充分協調，而發展中國家仍然需要美國的援助。因此，美國未來外交政策的一個主要優先事項必須是重建美國的聯盟（謝克和黃，Shirk&Huang，2020/3/24，thinkglobalhhealth.org）。
認同
本文中，“認同”意味著行為者如何定義自己和自己的忠誠。相關的概念包括個人的經驗和情感、集體的價值觀和規範以及國家的意識形態和文明的文化。在全球一級，核心內容是民族國家之間的鬥爭，誰的價值和對“現實”的定義將在國際組織和世界公眾中佔上風。認同全球化意味著朝著共同理解的方向趨同，這可能源於共同的經歷，也可能部分是由全球霸權強加的。認同去全球化意味著相互敵視的分歧，這種分歧可能源於不同的經歷，也可能部分是由敵對勢力之間的意識形態鬥爭所激發的。當前的疫情和應對措施當然是廣泛共享的經驗，但它們既可能引發相互同情也可能引發相互指責。大多數西方專家希望加強全球團結，但多數人預計民族主義會增強。儘管如此，當前的疫情正在引發公共衛生應對的一些全球化，因為一些國家率先採用新的“最佳實踐”，而其他國家最終也會效仿這些做法。
一個主要的實際問題當然是疫情將如何影響美國和中國的相對實力。他們的反應會加速所謂的中國崛起和美國衰落嗎？許多西方專家說“可能”，少數人說“肯定不會”。不管怎樣，這場疫情已使“軟”實力對“硬”地緣政治的結果越來越重要。中國對疫情的最終積極應對所取得的明顯成功可能永久性地增強中國的軟實力，這是中國積極尋求的一個機會。美國最初反應的災難性失敗——不可原諒地拖延、智力混亂、行政管理混亂、可恥地政治化，甚至令人厭惡地腐敗——可能會永久性地削弱美國的軟實力。
相反，如果中國的傷亡遠大於已知，抑或中國經歷一場疫情的迴歸，中國仍有可能失去一些軟實力。中國的信息戰略是傳播公民和外國人可信的說法。美國目前還沒有一個合理的信息戰略。可以說，兩國都需要讓自己的聲音與當前全球共同價值主張更好地保持一致。
疫情和應對措施會改變全球話語的條件嗎？例如，改變“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意思和它們的比例？一些作者藉助這種寬泛的文明對比來解釋各國對疫情反應的具體差異。然而，兩個類別裡的國家的應對措施卻大相徑庭。另一些人正確地堅持認為，更直接的解釋是物質資源和體制安排、最近的經驗和當前政治方面的具體差異。然而，文明價值觀可能會影響具體的反應。例如，英美人的個人主義阻礙了英美兩國領導人對公眾澄清：在疫情的情況下公共健康與個人健康有何不同？一些英美作者開始澄清，民主強加的集體紀律如何能夠將對個人權利的侵犯最小化。由於英美價值觀是戰後自由國際主義的基礎，這種澄清可能會改變未來的全球話語。
然而，觀念全球化可能會繼續。儘管存在一些安全限制，但全球各地個人之間的直接交流仍可能促進更多的相互認同，尤其是通過分享疫情和應對的悲情經歷。這場疫情已經促使科學家之間開展了密切的跨國合作，以分析其原因並創造治療方法，這是任何疫情後世界的必要基礎。
作者：韋愛德（Edwin A. Winckler），譯者錢鎮，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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