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為何？至公就是至私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道德經·七章》）
天與地能夠長久地存在的原因，在於它們不求自己的生存，所以反而能夠獲得更長久的生存。
老子說天地之所以能夠長久存在，是因為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天地自然而生，不為萬物，不為人。天地的“不自生”，正是天地極其自私的道理。在這裡老子所要表現的是天地的“極私”，同時也是天地的“至公”。
從萬物個體的小生命來看，生死彷彿極為不幸之事，但從天地長生的本位來說，生生死死，只是萬物表層的變相。萬物與天地本來便是一個同體的生命，萬物的生死只是表層現象的兩頭，天地能生能死的功能，並沒有隨生死的變相而消滅，它本來便是一個整體的大我，無形無相，生而不生，真若永恆似地存在著。
隻身存天下，將己身與天下融為一體，是對自身最好的安排。
北宋范仲淹曾揮毫撰寫了千古傳誦的《岳陽樓記》，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情感不輕易地隨景而遷。升官發財之日，不會得意忘形；遭厄受窮之時，也不致愁眉緊鎖。身居高職，能為民解憂；一旦流離江湖，依舊心繫萬民。在位也憂，離職也憂。如要問：似這般無日不憂，幾時才是一樂？只道“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兩句話，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為人準則，是他憂國憂民思想的高度概括。
從青年時代開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個有益於天下的人。為官數十載，他在朝廷犯顏直諫，不怕因此獲罪。他發動了慶曆新政，這一政治改革，觸及北宋的政治、經濟、軍事制度的各個方面，雖然由於守舊勢力的反對，改革失敗，但范仲淹主持的這次新政卻開創了北宋士大夫議政的風氣，傳播了改革思想，成為王安石熙寧變法的前奏。
他在地方上每到一處，便興修水利、培養人才、保土安民，政績斐然，真正做到了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生活上，他治家嚴謹，儉樸持家，衣食不華，只為溫飽，直到晚年，也沒建造一座像樣的宅第。然而，他卻樂善好施，待人親熱敦厚，樂於義助他人，當時的賢士，很多是在他的教導和薦拔下成長起來的。即使是鄉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在他離任時，百姓攔住傳旨使臣的路，要求朝廷讓范仲淹繼續留任。
文正公死後，朝野上下一致哀痛，甚至西夏、甘、涼等地的少數民族，也都聚眾舉哀，連日齋戒。凡是他從政過的地方，老百姓紛紛為他建祠畫像，數百族人來到祠堂，像死去父親一樣痛哭哀悼。
看來范仲淹的一生好像錯過了許多，如榮華富貴，如功名利祿，其實他表面錯過的都是實際收穫的，正是“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後名”。
許多大公無私之人表面上看似因為無私而失去了許多，殊不知，他們為此得到的卻更為豐裕。如果推開歷史，走進生活之中，我們同樣會發現，如果不將自己侷限在一個狹小自私的位置，獲得的將會更多。
在人生的大道上，總會遇到許多公與私之間的艱難抉擇，但我們或許不知道，生命的旅程中，有時救助別人，恰恰是自我的救贖。
至公便是至私。從另一個角度看，好比兩個結伴登山的人，突然遇到寒冷的天氣，加上飢餓疲憊，使得其中一人不支倒地。另外一個雖然也累得難以支持，但是為了救自己的朋友，拼全力終於把朋友背下了山。而也正因為他揹負一個人，使自己充分運動，才免於被凍死。如果助人者當時沒有救人之心，只一味顧及一己私利，最終二人都可能難逃凍死的厄運，細想，正是這大公無私的舉動拯救了自己。
得道的聖人如果能夠效法天地的法則立身處世，去掉自我人為的自私，把自我人為的身心，看成是外物一樣，便真正摒卻了私心。只要奮不顧身，為義所當為的需要而努力去做，那麼，雖然看似把自身的利益置於最後，其實恰好是一路領先，光耀千古，看來雖然是外忘此身而不顧自己，其實是做出了一個身存天下的最好安排。也就是道家所倡導的“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的做人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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