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軍入關後對漢人執行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 的同化奴役政策，此時湧現許多富有民族尊嚴的仁人志士，一腔熱血鑑真情。在歷史上，同有個朝代也如明朝有過類似的處境，那就是宋，同樣在少數民族政權的吞併下出現了大批的殉節者。作為沿襲儒家文化的宋明兩朝，在殉節者方面會不會有什麼關聯或者出入？
一些答案提到了明末殉國的數據，但目前還沒有答案說明宋朝的數據。其實針對南宋士大夫去向的定量研究也不是沒有。歷史學家陳得芝先生髮表的文章《論宋元之際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動向》中，對宋理宗、度宗兩朝的328名進士，這應該相對符合“士大夫”的標準，樣本容量也比較大了，入元后的去向做了統計，結果如下：
自宋蒙戰爭爆發以後殉節者（包括戰死和自殺）71人，佔21.65%；
入元隱遁不仕者174人，佔53.05%；
歸降和出仕元朝者83人，佔25.3%。
從這個統計可以看出，宋朝士大夫在亡國時選擇殉國者雖然有一定數量，但並不高，這還是包括了元軍下江南之前的殉國者數據，題主說的好像普遍“選擇投海自殺”一樣，並非事實。
文天祥
南宋士大夫中，最有名的兩個殉國者一個是文天祥，一個是陸秀夫，後者確實是選擇投海，前者雖拒絕投降，但也不是要非死不可，比如他曾說：“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也就是做道士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後來留夢炎等提醒忽必烈，文天祥若被釋放可能會“復號召江南”，才使文天祥遇害。而文天祥本人顯然對當時的宋朝士大夫是極其不滿意的：朝廷養士三百年，無死節者。如心先生差強人意，不知今果死否？哀哉，哀哉！
宋末三傑 陸秀夫
這是在福建抗元的文天祥於1277年正月拒絕宋降將李珏、王積翁勸降的書信，其中提到的“死節”代表“如心先生”就是跟他一樣是狀元出身的陳文龍，他在興化失守被俘後絕食而死。當然，“無死節者”的說法確實誇張，但也能反映當時殉節士大夫的數量是很少的，所以才令文天祥如此寒心。另外，殉國固然是一種氣節的標準，但拒絕出仕元朝、以遺民自居的士大夫也不能說不如那些殉國的人有氣節。寫《鐵函心史》、畫蘭不畫土、“一心中國夢”的鄭思肖，不也被公認為是很有氣節的人物麼！
南宋
總之，不可對宋末士風過高估計。宋度宗朝的史臣黃震在論述時之大弊時其中一條便是“士大夫無恥”（其餘三個是民窮、兵弱、財乏）。一些在宋末攻擊權臣而名噪一時的士人投降元朝，就更為人們所不齒，以致有“開慶六君子、至元三搭頭”之譏--“六君子”指因攻擊丁大全而被謫的潮頭頭，“三搭頭”就是蒙古“婆焦”髮型，諷刺黃鏞、曾唯兩位“君子”剃髮降元之事。像題主所說“宋朝士大夫選擇投海自殺”這種似是而非的印象，是經不起史實推敲的。
蒙古入主中原
提到宋金對比，比宋明對比更有意義，這點倒是不錯。金是怎樣一個情況呢？我們看元代文人虞集的一番話：
女真入中州，是為金國，幾百年。國朝發跡大漠，取之。士大夫死以十百數。自古國亡，慷慨殺身之士，未有若此其多者也。
——《道園學古錄》卷五，《田氏先友翰墨序》
虞集是出身江西的宋人後裔，沒必要為金朝貼金。雖然沒有明確數字，但可以肯定金末殉節者的人數是絕對不會少於南宋的，當然有其客觀原因，成吉思汗、窩闊臺時代的野蠻程度是遠在忽必烈時代之上的。
清軍入關
就明朝而言，降清的士大夫固然不少，但因為剃髮令等因素，殉國者的數量亦頗可觀，拒絕出仕而以遺民終老的就更多了。這方面的專門研究也不是沒有，1997年臺灣學者何冠彪出了本《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在第二章《明末士大夫的殉國人數》中提到清朝所修《勝朝殉節諸臣錄》所載明末殉國人數為三千八百八十三人，並得出了“明季殉國人數為歷朝之冠”的結論。士大夫有多少人殉國雖然無法明確統計，但肯定是不在少數的。不過作者又強調，相比明朝士大夫總人數，殉國者所佔的百分率“實在微乎其微”，絕大部分士大夫選擇棄死求生乃至出仕清廷，這跟宋末士大夫沒有本質區別。
剃髮
歸根結底，人類的求生本能在大多數情況下還是能戰勝後天所灌輸的信念的，但是猶豫下一個王朝的種種制度會改變很多殉節者的選擇，在發與頭之間，或是恥辱與榮譽，都是改變這群儒學士大夫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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