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文化压抑，中国的儒学之衰

由于东林党的倡导，从明末开始产生了一个反对阳明学说的浪潮，不只是东林党人，在反对在明朝中长期流行的阳明心学中，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耳熟能详的人物都希望能建立一个新的方向。虽然是这些反对者各执一词，但从文化角度看，明末清初的对儒学的讨论可谓是百家争鸣。

王阳明

其中有一些人士，希望扭转阳明学派的潮流。他们认为，只有回到程朱理学才是正确的方向，他们说，过去孔孟是维持人心的权威，现在，应当以程朱作为孔孟的继承人，强调从孔孟到程朱的道统继承。并发起了“回到程朱”的运动，这显然不是思想的自由自发，而是划一。

朱熹

满清对自由论学缺乏包容，不希望出现宋明两代那样的哲学风气，但对中国“臣罪当诛，天子圣明”式的驭人之术心生向往。

康熙

清朝定鼎中原，康熙命令李光地重编《朱子大全》以及《理性精义》，同时，朱子在孔庙的排位也上升到了仅次于孔门七十二贤，这些都代表清帝赞同“回到程朱”运动，朱子的四书五经注解的权威被进一步肯定。

其中，清代的张伯行强调阐释该派的思想，并规范和劝诫，而不再发扬新说。他编制了类书《学规类编》，清代儒学家从其中获取做学术和现实生活指南的资料，结果是不容有新的自由论学的余地，唯一可做的只是遵循传统的思想和道德规范，至此程朱理学在中国的历史地位达到顶峰。

于是，就产生了一代循规蹈矩的人。学者平庸和缺乏原创力，甚至是孔乙己式的学者。清代中期，儒学变质为格言编写、谚语和陈腔滥调的技术，从陈宏谋的《五种遗规》中可见一斑。

哪怕是颇具盛名的考据学派，和清初的儒学相比，显然从经世致用，转向了消极避世。中国儒学就此走向了衰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国终于在洋人的坚船利炮中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