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城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被誉为“文史之乡”。韩城千年文化史，可以说是儒家文化的发展史，韩城灿烂的文化形态，是儒文化的结晶。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先引用了老子一段话：“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安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他认为，如果按老子的这一套去做，百姓闭目塞听，改变近世风气，几乎无法行得通。于是，他又引用了《周书》里的一段话：“农不出则乏其实，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司马迁对此评论道：“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他肯定了经营工农商虞富国富民的重要性。正因如此，韩城人也遵照《周书》之言，人各执其业，为发展当地经济作出了贡献。
汉代，韩城的冶铁业就有了长足的发展，朝廷并在韩城设置了铁官。到南北朝时，韩城的冶铁业更有大规模发展，西魏任薛善为冶监，每月役八千人，营造军器。
与此同时，北以龙门古渡、南以芝川古渡为主的航运业也发展迅速，纂修于清康熙年间的《韩城县续志》记载了龙门渡水上运煤的盛况：“每数十百艘，连尾上下，自韩而南，合阳、朝邑（已并入今大荔县）、同州（今大荔县）、潼关、华阴，自河达渭，至于长安、盩（今周至县）、鄠（今户县）之西……长年舟子一出渚北，率相庆贺，至有鸣金击鼓、披红挂帆而下者……”其航运之兴隆繁盛，可见一斑。
除了农业、煤炭开采和运输，韩城的花椒栽植很早就已成规模。清康熙《韩城县续志》载：“花椒极盛，各原野、村墅俱树之。种不一，有大红袍、有枸椒、有黄色椒。远发江淮。”
韩城的经济特色，很早就形成了南原以农为主、北原以工商为主，川道以种植菜、麻、靛蓝等经济作物为主的格局，所以纂修于明万历时的《韩城县志》就以“南敦稼穑，北尚服贾”予以高度概括。
至建国前，韩城商人的足迹遍布辽宁、宁夏、甘肃、河南、湖北、四川、苏杭等地，涌现出“隆盛”、“合和张”、“协意诚”等一批著名大商号。
据清光绪年间编修的《韩城县乡土志》载，韩城每年外贸物资占前三名者，棉花输出，折白银五万两，水烟输出，折白银五万两，煤炭输出，折白银三万两。而羊毛和羊皮由于质量高，成为出口物资。
如果没有儒家思想的支撑，韩城的经济很难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经济的繁荣，又推动了文化的发展，江山代有人才出。早在西汉时期，韩城就诞生了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司马迁；南北朝时薛麟驹家族，连续三代涌现出两位尚书、一名御史；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宋代宰相张昪（biàn）都是韩城文化史上的佼佼者。至明清，韩城的文化事业步入鼎盛期。据《韩城文物志》记载，当时除遍布乡村的私塾外，由县乡办的书院就达16个，比较著名的有龙门书院、萝石书院、少梁书院、灵芝书院、古柏书院等。乡试、会试、殿试中式者达数百人。明末解家村“一母三进士、一举一贡生”被传为美谈，卫氏一族中举人、进士者达24人，成为韩城一个姓氏中取得功名最多的家族。这个时期，韩城还出了祖孙巡抚，父子御史，兄弟侍郎，并有“朝半陕，陕半韩，韩半解、卫”之谣。而明末宰相薛国观、清乾隆状元宰相王杰更是这一时期韩城人文鼎盛的颠峰人物。
除了名人辈出，韩城市境还有15处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拥有国保级文物之多，在全国县（市）级行政建置中，居于前列。此外，还有17处省级重点文保单位、184处市级重点文保单位，未列入市级保护的就更多。这些文保单位，绝大多数为儒家色彩显明的古建筑，如文庙、娘娘庙、大禹庙、关帝庙、书院、村落等。唐代诗人杜牧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之句，而在韩城，则可以说是：“城乡四百八十庙，多少庙宇绿荫中。”
儒家文化，更普遍地渗透于韩城的民俗之中。
遍布城乡的青砖灰瓦的四合院民居，是儒家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它选址要求方位正，建造高度有定数，用途有规定，居住有次序。厅房为主体建筑，高度最高。平时供奉祖宗牌位，过红白喜事用以待客。两边厢房低于厅房，为晚辈居室和灶房。在定位上，还必须遵照“哥东弟西”的原则。门房高于厢房又低于厅房，为长辈居住之所。其大门按《易经》中八卦位置开设，位于坎、震、兑、离者为四正门，位于乾、艮、巽、坤者为四隅门。门楣上均有木雕或砖雕的题刻。题辞内容多样，寓意深刻，书法道劲，风格各异。院中厅房有木刻楹联，山墙又雕有家训。其内容多出自《论语》等儒家经典，讲求修身、处世之道。因此，韩城的四合院民居，已不仅是单纯的住所，而是融社会、政治、经济、伦理、文化为一体的综合表现形式，是独具特色的儒家文化现象。
民间祭祀传承着儒家信仰。韩城百姓，每逢农历大年正月初一，家家都要敬神。而平时生子满月，盖房上梁，生意开张，也必敬神。这里的“神”，就是天地神，所献供品，是仿古时盛食物用具“瑚”而制做的蒸食，雅名“枣祃瑚”。
《史记·封禅书》载：“今天子所兴祠，太一、后土，三年亲郊祠，建汉家封禅，五年一修封。”这里的“太一”，就是天神；“后土”，就是地神，合起来就是天地神。是儒家观念中地位最高的神。而从汉武帝开始，就把祭天地神作为一项令典，也衍化为当地百姓的一种信仰。
儒家的礼制非常严格。古时祭祀，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五簋，大夫五鼎三簋，士三鼎一簋。老百姓无权使用鼎、簋，于是便以与鼎形状相似的“瑚”盛满红枣祭祀。后来虽然以蒸食代替了实物，但在名称、形状、祭仪等方面仍然保持了原生态。为什么要用枣？因为枣甘甜，大补，又耐贮藏，一年四季均可食用，是人类食果时期的最佳食品，祭祀供品当然非它莫属。及至汉武帝建汉家封禅时，祭太一的供品，“加醴、枣、脯之属”。“醴”是甜酒，“脯”是干肉，除了酒肉，其他供品，便选了枣。可见，以枣敬神，既是韩城人民的创造，又是儒家文化的传承。
婚丧大事一直保留着儒家仪礼。在儒家《仪礼》、《周礼》、《礼记》等精典教材中，将娶嫁程序定为“六礼”。而在韩城，虽将其简化为“四礼”，但仍保留了其中问名、纳彩、请期、亲迎等主要内容。
韩城的丧仪儒家色彩更为浓厚。从孝子头戴的系头子，身穿的麻衣，腰系的草绳，手执的麻杖，到丧舆的样式，铭旌的制做，出殡的程序，无不保留着《仪礼》中的规范，称韩城丧仪是古《仪礼》中丧仪的活样板，一点也不为过。
韩城的民间社火，诠释着儒文化的精髓。韩城的民间社火有锣鼓、闯神楼、打狮子、唱秧歌、摆芯子、扭秧歌等，多种多样，各有特色。而普及于城乡者，莫过于锣鼓。韩城也因此赢得了全国“锣鼓之乡”的美誉。
鼓的发明很早，但鼓乐在韩城形成并传播，应归功于卜子夏。前文说过，卜子夏是孔子高足，是儒家教衍西河第一人。《史记•乐书》中，有一段详细记述魏文侯请教卜子夏关于《乐》（音乐）的对话。在这段对话中，卜子夏向魏文侯讲了金石之声、丝竹之声以及鼓鼙之声的特点和功能。在谈及鼓乐时，卜子夏说：“鼓鼙之声欢欢以立功，动以进众。君子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师之臣。君子之听音，非听其铿锵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司马迁能在《乐书》中专记魏文侯请教卜子夏关于“乐”的见解，说明卜子夏是一位治乐高手。
《乐》是儒家必修课之一，所以说卜子夏在韩城传播儒文化时，不能不教授《乐》，当然也就不能不教授鼓乐。其后数千年，韩城鼓乐虽经不断衍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始终保持着儒文化的色彩。
其次，儒家知识阶层的示范和影响也具有深远的导向作用。明万历年间韩城人张士佩，官至南京户部尚书。他在其修纂的《韩城县志》中写道：“昔贤，欲人其人，庐其居，非作恶也，盖惧逃伦之教，相率至于灭世。……噫！彼亦人也，奚固逃伦欤？盖彼欲身处伦外，心免伦淆，心易以清，性易以见，故创寺观而群聚焉。伦见其逃也，心不见其清也，性不闻其睹也，只见世不绳绳尔。噫，立教而流至绝人，是可容于圣世者哉？……令与农、工、医、卜偕为编户，以自食其教，此万物并育之幸也。”张士佩的这段论述，不只表明了他本人和儒家知识阶层的观点，更对当地民众的信仰取向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例如，明成化年间的王盛，是韩城明清文化的先驱人物，官至山西布政司参政。《韩城县志•王盛传》载：“（王盛）过汾阳，谒后土庙，见侧祠有十六罗汉像，去之，有狄梁公之风。韩俗丧葬媚佛盛，非之，独祖奠以《礼》，自是士遂移风焉。”至明万历时，便“丧用家礼，斥乎佛事”了（见明张士佩纂《韩城县志•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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